我在四個月內完成<消失中的江城>的初稿。我沒有理由寫得這麽快，沒有合約或截稿日期催促著我。我原來可以慢慢來，享受久違的美國生活。但是每壹天，我早早動筆，晚晚收筆。記憶驅使我加速寫作，因為我擔心會失去涪陵生活的即時感。此外，未來也驅策著我：我想記錄我對於壹個即將面臨巨大變化的城市印象。
在過去二十年，這種轉變感──經常的、無情的、勢不可擋的變化感──壹直是界定中國的壹個特色。妳很難相信，中國曾經給人恰恰相反的印象：根據十九世紀德國歷史學家裏奧帕德．範．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說法，中國是“永遠停滯不前的民族”。現在，這是壹種最不正確的說法，而作家所面臨的壹項挑戰就是：筆根本跟不上改變的腳步。在<消失中的江城>的第壹頁，我寫道：
涪陵沒有鐵路，這裏向來是四川省壹個貧窮的所在，而道路路況十分惡劣。如果妳想去哪兒，只能搭船，但是妳多半哪兒也不去。
但是，當本書在二○○壹年出版時，壹條通往重慶的超級高速公路已經完成了，幾乎再也沒有人搭船沿著長江前往涪陵了，而壹條鐵路幹線正在興建中。涪陵欣欣向榮，來自終將被三峽大壩淹沒的低窪城鎮移民刺激它的成長。我以前經常去用餐的小面館經營者黃家已經開了壹間網咖。我教過的學生分散在全國各地：西藏、上海、深圳、溫州。但是<消失中的江城>──壹部永遠停滯不前的書──並沒有提到這些。
在壹九九九年春天回到中國後，我壹年至少去涪陵壹趟。由於有了高速公路，現在去涪陵比以往容易多了，而我在北京的作家新生活使我可以自由旅行。我經常去拜訪涪陵，然後沿長江順流而下，前往三峽的核心。
在我加入和平工作團的那兩年，三峽大壩壹直像是壹個抽象物──壹個模糊的應許、壹個遙遠的威脅。但是每次我回去，它就變得稍微更加具體。到了二○○二年，移民城已大有進展，地貌明顯地劃分成過去和未來，在江岸附近，舊的濱江城鎮和村莊幾乎沒有任何改善的跡象。盡管中國其他地方都在壹股腦兒地進行興建，在江水必然會上漲的地方建造任何東西是沒有意義的。當局任由這些低窪城鎮和村子衰敗，直至壹切都荒廢了：破損的磚、骯臟的瓷磚、布滿塵垢的街道。註定毀滅的城鎮和新城形成壹個對比，新城是由水泥白瓷磚建造而成的，高高坐落於河流上方的山丘上。每當我搭船朝長江下遊而去，我可以在壹系列的水平帶狀結構中，壹眼看出地貌的演變史：江邊屬於過去的陰暗村落、壹段將被水庫淹沒的綠色農田，以及上面高處壹簇簇展望未來的白色建築物。
我在水壩完成之前的最後壹趟旅行，是在二○○二年秋天展開的。我和壹位朋友帶了帳篷和睡袋，沿著將近壹百年前鑿在江邊峭壁上的古老小徑徒步旅行。天氣好極了，而小徑上的風景令人屏息。有時我們高高位於長江上方，我們所在的峭壁垂直落入三十公尺下的江水之中。每走壹段路，我心裏就想：這將是我最後壹次看見這條小徑。
我們朝長江上遊前進，而且不急著趕路。在小徑走了壹星期後，我們參觀了正被拆毀的濱江城鎮。舊城巫山剛剛被拆除，我漫步於瓦礫中，拾荒者在那兒揀任何可能賣錢的東西：磚和鐵絲、草和木頭、釘子和窗框。壹群人聚集在壹堆營火旁邊，周圍是壹棟大型建築物的破墻，然後，我認出了壹塊半毀的招牌：他們正在紅旗旅館的大廳紮營，壹九九七年我第壹次前往長江下遊時，曾住在這間旅館。
所有我最喜歡的濱江城鎮都處於各種不同的毀滅階段。大昌的四分之壹已消失了，裴市只留下回憶，大溪已走入歷史。有時，我在拾荒者搜刮過後經過壹個村子，在寂靜中，我審視被留下來的東西。在大溪，我看到壹張加了相框的富士山照片，照片的前景是壹大片盛開的櫻花。在清市，我經過了壹張墊料加厚的紅椅、壹個舊的籃球框，以及壹塊殘破的石碑，上面的刻文是上個世紀完成的。壹棟被拆去屋頂和窗的房子仍然有壹扇閂上的門。在裴市，我向壹對夫妻買礦泉水，他們所住的臨時棚子完全是由揀來的門和窗框搭成的。也許這是壹個道教的謎語：住在壹間由門搭成的房間意味著什麽？
當我到達涪陵時，舊城區大部分已被拆毀，新建的住宅區擠在高高的山頂上，城市龐大的堤防差不多已完成了，而烏江對岸的師範專科學校也正在擴張和改變。老幹部們已退休了，新幹部對外國人比較開放。幾年前，我和亞當抵達涪陵時，最先迎接我們的那位友善年輕人亞伯特，現在已是英文系的系主任。當我去他的辦公室拜訪他時，他拿出我壹年前送給學校的精裝本<消失中的江城>。
“妳可以看出許多人讀了這本書，”他說。書的封面已經破損，且沾滿茶漬；翹起的角落已經難以壓平，翻書的手指留下了臟兮兮的灰色痕跡。在我手中，這本書顯得十分沈重，像是壹個手工制品。我怎麽可能寫出壹本看起來如此陳舊的書？
就某方面而言，改變的步調似乎讓當地人比較容易接受這本書，因為這本書所描繪的世界已經顯得十分遙遠。我的中文家教老師孔明在暑假時把這本書讀完了，使用字典壹字壹字地讀，因為他不太會說英文。他告訴我，讀到許多勾起美好回憶的那部分時，他笑了。在我拜訪涪陵期間，當學校的官員在當地壹家餐館設宴款待我時，他們把我對於昔日宴會的描述取笑壹番。“我們不想讓妳喝太多酒！”壹個幹部說：“妳在妳的書裏提到我們強迫妳喝太多酒。”
“那不是壹個大問題，”我說。
“我們當然不想再那樣做！”另壹位幹部說。但是另壹個人插嘴：“妳要不要再喝點白酒？”
在那幾天，我在城裏逛，拜訪老朋友。在銀行那兒，我停下來看錢曼麗，那位我住在涪陵時，唯壹與我“約會”過的漂亮年輕女人。那是壹個短短的插曲，因為約會壹小時後，我就發現她已經結婚了。現在她已經有壹個兩歲大的孩子，她說了每次我回到涪陵時壹定會說的話。
“妳不認得我了，對嗎？”她問：“我比以前胖多了。”
我說：“妳看起來和以前壹模壹樣。”
當書中的壹個人物變胖了，作者該怎麽辦？“妳看起來很好，”我說，然後我就不再說什麽了。
當三峽大壩的第壹階段工程完工，而閘門終於關閉時，我回到巫山。那是在二○○三年六月，在<紐約客>裏，我發表了壹篇文章，描述壹個家庭對於河流上漲的反應。他們已經盡可能地等待了，等在江水上漲之前采收了蔬菜。
二○○三年七月。
傍晚六點，在周家終於將電視、壹張書桌、兩張桌子和五張椅子搬到路旁的南瓜田裏，我在江邊立起了磚柱。在新的巫山地圖上，這壹片水域叫作滴翠湖。但是，這些地圖是在湖出現之前印制的，事實上，水呈混濁的棕色，而所謂的湖其實是長江的壹個入口，在過去壹星期，這個入口已漲到三峽大壩後面。周濟恩下壹回從他家的竹架棚屋出來時，背上扛著木造的碗櫥。他是壹個個子矮小的男人，有壹個漂亮的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女兒。在最近之前，他們壹直住在龍門村。新地圖上並沒有這個村子。接下來，周家的壹個朋友抱著周家那座以電池供電的時鐘走出來了。和我的腕表壹樣，那時時鐘指著六點三十五分。磚柱周圍的水已經上升了五公分。
看著江上漲就像追蹤時鐘短針的進度：幾乎是無法察覺的。沒有明顯可見的水流，沒有奔騰的水聲，但是每過壹個小時，水就上升十五公分。這種變動似乎來自內部，在某種程度上，對於逐漸縮小的江岸上的每壹個活動而言，這是壹件神秘的事。甲蟲、螞蟻和蜈蚣從江邊成群呈輻射狀散開來。水包圍住磚柱後，壹群昆蟲狂亂地爬上幹燥的柱頂，在它們的小島被水淹沒時，拚命地試圖逃脫。
有壹個多星期的時間，水以每小時十五公分的速度上升。這些細節吸引我，直至我把相機的焦距調準了，把鏡頭縮小了：我分分秒秒註意著磚柱上的昆蟲的動靜。當壹切都結束時，我登上船，離開巫山。河流已變成湖。
自此我就不曾回去了。這不是我的計畫，而我不確定我為什麽耽擱。也許這是因為我想完成我的第二本書，我擔心舊地重遊會讓我分心。或者，也許三峽大壩的不可改變性讓我感到難過。
但是，我看得出對於異國產生懷舊之情的危險，當這個地方曾被稱為“永遠停滯不前的民族”的家鄉，這種懷舊之情尤其危險。如果當妳看到壹片地貌改變了，讓妳認不出來了，妳會感到難過，那麽，當妳待在壹個不會改變的地方，妳會感到更難過。我以前的學生威廉?傑弗遜?佛斯特在畢業後離開他偏遠的家鄉，就像中國各地壹億多個鄉下人壹樣，他變成壹名移居者。他前往東岸繁榮的城市，當壹所私立學校的英文老師，步上成功之途。有壹年，在假期中回去控望他的父母後，他寫給我壹封有關他的家鄉的信。威廉那壹代的人幾乎都離開了，他的村子似乎毫無生氣。
回到家時，壹切都壹如往昔，道路依然崎嶇不平，人們都變老了。我感到很難過，因為我找不到我以前認識的熟人或朋友。
對於大多數中國人而言，如果不選擇經常性的改變，就得選擇貧窮、惡劣的道路和慢船。我是壹個在壹九九六至壹九九八年期間學會喜愛涪陵的外國人，所以，我很感激我有機會為那兩年留下紀錄，而我懷念我認識的地方。但我也因為大部分的涪陵人對於未來都感到十分樂觀而心懷感激。再度航行於長江之上將是壹件愉快的事，即使舊日江水的湍急水流已變成回憶。
－－二○○五年十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