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子陵是慈溪現境最早載入史冊的人物。他原姓莊，後人因避明帝諱改姓嚴。名遵，字子陵。今橫河鎮陳山（原屬余姚）人。年輕時就很有名望，後來遊學長安時，結識了劉秀和侯霸等人。
公元8年，王莽稱帝，法令苛細，徭役繁重，吏治腐敗，民怨沸騰。王莽為籠絡人心，曾廣招天下才士。侯霸趁機出來做官穎了，劉秀卻參加了綠林起義軍，決心推翻王莽政權。嚴子陵當時也多次接到王莽的邀聘，但他均不為所動，最後索性隱名換姓，避居僻鄉，徹底擺脫了王莽的羈絆。
公元25年，劉秀終於擊敗王莽，在洛陽建立起東漢王朝，當上了皇帝，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光武帝。他登基後，思賢若渴，到處尋找嚴子陵。幾年後，得知嚴子陵披著羊皮隱居在齊國某個地方釣魚，便立即派人帶了聘禮，備了車子去請，壹連請了三次，並親自致書雲：“古大有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鴻業若涉春冰，辟之瘡瘡須杖而行。若綺裏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箕山潁水之風，非朕所敢望。”嚴子陵實在推諉不過去了，才終於來到了洛陽。
這時，侯霸已經當上了劉秀的丞相。原來他在王莽失勢時，便及時轉舵，向起義軍靠攏，以後憑著有壹定能力，壹步步爬了上來。他深知劉秀十分器重嚴子陵，所以壹聽到嚴子陵來了，不敢怠慢，馬上派人攜書問候。嚴子陵卻對侯霸那種追名逐利、壹味投機的行為十分鄙視，看了侯霸的信後，也不願回信，只讓來人帶了兩句話去，說是“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侯霸認為這是挖他的瘡疤，心中十分不滿，從此便想方設法要把嚴子陵攆出洛陽去。嚴子陵則因為看到侯霸這樣的人居然當了丞相，也就不願再在洛陽呆下去，每天只在賓館裏睡大覺，等待回家。甚至當光武帝劉秀親自來看望他，他也閉著眼睛，不理不睬。劉秀知道這位老友性情高潔、孤介，便撫著他說：“子陵呀子陵，妳到底為啥不肯出來輔助我治理國家呢？”嚴子陵突然睜開眼來，盯著劉秀說：“唐、堯得天下，是因為德行遠聞，才使隱者洗耳。妳何必苦苦逼我呢！”劉秀見壹時說服不了他，只得嘆息著登車回宮去了。
過幾天，劉秀又將嚴子陵請到宮中，與他談論舊事，談得十分投機。晚上，還與嚴子陵同榻而臥。嚴子陵在睡夢中把腳擱到他的肚皮上，他也毫不介意。不料此事被侯霸知道了，他便在第二天叫太史官上奏，說是昨夜客星犯帝座甚急，想以此引起光武帝對嚴子陵的猜忌。劉秀聽了卻哈哈大笑，說：“這是我和子陵同睡啊，沒事！”然而嚴子陵卻料定其中必有緣故，他從這件事中，看到了小人的傾軋，官場的險惡，便執意不肯再在洛陽留下去了。當劉秀還想要他做諫議大夫時，他終於不辭而行，悄然離去，隱居於富春山下。那裏有個“嚴陵瀨”，據說就是他當年垂釣之處。
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光武帝劉秀曾再壹次征召嚴子陵，嚴子陵也再壹次地拒絕了，並索性回到故裏陳山隱居起來，沒過幾年，便老死在這裏，享年80。
嚴子陵的人品確是難能可貴的，然而當時知道的人並不多。直到北宋名臣範仲淹任睦州知州時，在嚴陵瀨旁建了釣臺和子陵祠，並寫了壹篇《嚴先生祠堂記》，贊揚他“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嚴子陵才以“高風亮節”聞於天下。南宋嘉定年間，陳山嚴子陵墓旁也建起了高風閣，後來還辦了個高節書院，今均早已湮沒，只剩下壹塊墓碑，還保存在峙山公園裏。
初唐書家虞世南
鳴鶴虞氏世家，自三國至唐代，貴盛500余年。著名書法家虞世南，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虞世南生於南朝陳永定二年（558），父虞荔，兄虞世基，叔父虞寄，均名重壹時。虞寄無子，世南過繼於他，故字伯施。
虞世南沈靜寡欲，篤誌勤學，少時曾受學於吳郡文學家顧野王，在長達10余年的寒窗苦讀中，精思不倦，廢寢忘食。陳文帝知其博學多才，召為建安王法曹參軍。陳滅，與兄世基同入長安，俱有重名。隋大業中，授秘書郎，遷起居舍人。但煬帝嫌其剛直，10年不予徙升。而虞世基因善於媚言取寵，被煬帝視為心腹，結果與煬帝同被宇文化及殺死。武德四年（621），秦王李世民任命虞世南為秦府參軍，後遷太子中舍人。李世民即位後，任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繼轉秘書監。
虞世南年輕時曾向紹興智永法師學習書法。智永是晉代書聖王羲之的七世孫，藏有王羲之傳世真跡，虞世南因此盡得王書真髓，成為壹代大家。他晚年自撰自書的《孔子廟堂碑》被稱為我國書法藝術的瑰寶，以致黃庭堅有“千兩黃金哪購得”之嘆。據傳，唐太宗向虞世南學習書法時，感到“戈”法最難擺布，有壹次寫到“戩”字，便將右邊空著，請虞世南補上，然後叫魏征品評。魏征說：“皇上所寫的字，惟有‘戈’旁與世南最為逼似！”太宗聽後，嘆服不已。
虞世南雖然外形文弱，但誌性剛烈。他議論持正，敢於進諫，曾借隴右山崩等自然災害，勸諫太宗整頓刑獄，救濟災民；又借星象變異，勸告太宗戒驕戒躁，慎終如故；太宗準備厚葬高祖時，他援引前代典法，主張薄葬；太宗晚年喜好田獵，他又勸諫“時息獵車”，以免擾民。唐太宗為此贊嘆道：“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並稱世南有德行、忠直、博學、文辭、書翰五絕，是“當代名臣，人倫準的。”
李世民初即位時，虞已年近七十。當時他就請求告老，未獲允準。直到貞觀十二年（638）才同意他退下來，當年五月他就病死了，終年81歲。太宗為他的死“哭之甚慟”，讓他陪葬昭陵，贈他禮部尚書，賜他謚號文懿，還把他的像畫在淩煙閣上，虞世南真可說是“備受哀榮”的了。
現在鳴鶴鎮解家村有定水寺遺址，相傳早先本是虞世南的故居，那裏東臨裏杜湖，西北兩面緊靠著青龍、白虎兩山，翠竹清泉，景物幽深，是個令人流連的地方。有人建議在此設立壹個慈溪市書法藝術中心，既以紀念虞世南，亦以繁榮當代書法藝術，這不失是壹個很好的主意.
南宋名儒黃東發
南宋末年，有壹位著名的學者黃震。黃震字東發，人稱於越先生，是我們慈溪人，現在的掌起鎮黃家村有座古臥床橋，相傳就是黃震幼年讀書之處。
黃震生於南宋嘉定六年（1213），直至43歲才進士及第。他壹生為官清廉，不畏權貴，正氣浩然。雖屢遭挫折，均堅貞不屈。例如鹹淳三年（1267），他因在擔任地方官時很有政聲，被擢升史館檢閱，參與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錄》的修纂，翌年七月輪對時，就因為直言不諱指出當時大弊為民窮、兵弱、財匱及士大夫無恥，還不顧宮中正在建內道場，建議停賣僧人及道士度牒，以致觸怒了度宗皇帝，被貶官三級，並下放到廣德軍做了壹個通判。
他到廣德軍後，辦事仍舊十分認真。那裏有座祠山廟，每年有數十萬人來此禱神，濫殺耕牛作為祭品，並時常發生爭鬥，影響農業生產與村族之間的團結。在祭祀活動中，還有自戴桎梏，自行拷掠以求神靈保佑的陋俗。黃震見此情景，責令其中壹個坦白自己的罪狀。那人說：“我沒犯罪。”黃震厲聲斥道：“妳肯定有許多罪孽，因為不敢對別人說，想以此來求得神靈的寬恕！”即下令當眾罰打，直到對方大喊“饒命”方才罷休。自此壹來，淫祀惡俗頓時消除。不久，黃震因指責郡守賈蕃世的不法行為，被賈告到他的叔叔、當時權相賈似道那裏，結果得了個“撓政”的罪名而被免了職。
鹹淳七年（1271），黃震任撫州知州。當時撫州正值饑荒，百姓流離失所，壹片淒涼。米商富家卻乘機囤積糧食，擡高糧價，大發其財。黃震單車疾馳，先不入州署，就在驛舍裏處理起公務來，四處張貼“閉糶者籍，強糴者斬”的告示，當即把米價壓了下來。接著，又親自煮粥賑濟災民，並獎勵有功於賑濟的人員，很快穩定了局面。在撫州，黃震還辦了二件大事：壹是有壹批因結關拒捕而入獄已28年的囚犯，活著的已僅半數，因此事關系到尚書省，壹直無人敢作主結案。黃震經過調查，指出結關並非作亂，況且已經過多次大赦，就果敢地將他們全部釋放了。二是撫州原設有“慈幼局”，當初是為收養棄嬰而設的，久而久之，名存實亡。黃震提出與其棄後收養，不如保於末棄。於是改進舊法，凡將分娩而實在貧窮的家庭，可以申請官養；被遺棄的嬰兒，允許他人收養，官方給予補助。這樣壹來，救活了許多嬰兒。
德?元年（1275）三月，黃震從江西提點刑獄，調任浙東提舉。當時，鳴鶴、石堰壹帶鹽民因不堪官吏盤剝而舉行大規模暴動，遭到鎮壓後大批逃亡。黃震受命處置，他深入鹽場，反復調查，知道完全是官逼民反。便壹方面如實向朝廷反映情況，壹方面著手多方招集逃難的鹽民，並如數發還官府歷年所欠的曬鹽本錢61.3萬余貫，由此而把壹場“千裏震驚”的風波平息了下來。
《宋史.黃震傳》稱其“決滯獄，清民訟，赫然如神明”；“居官恒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應該說這些記述和評論都是十分確鑿、十分公允的。
南宋王朝覆滅後，黃震隱居於澤山，在今田央鄉，榜其門曰：“澤山行館”、其室為“歸來之廬”，專心整理自己的著作。他的哲學思想雖以朱熹為宗，但並不墨守成規，而自有創見，並有系統論述，形成“東發學派”。他主張理是“四時行，百物生”的“自然之準則”；釋“道”為日用之常行之理，斥道家高談“人心”、“道心”之玄虛。其子黃夢幹、黃儒雅（壹作叔雅）、黃儒英（壹作叔英）及學侶陳著，均重經史考辨，將東發學派思想傳播至閩浙壹帶。黃震的《東發日鈔》（壹作《黃氏日鈔》）是壹部滿含睿語哲理的讀書筆記，對古書辨偽致力至深，為東發學派的代表作。另著有《古今紀要》、《古今紀要逸編》、《戊辰修史傳》、《讀書壹得》、《禮記集解》、《春秋集解》等多種。
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正月，69歲的黃震在故裏去世（《宋元學案》稱餓死在鄞縣寶幢山），門人私謚文潔先生，並建湖山書院來紀念他。
臥床橋原為泥橋，後人已將它改為石橋，橫跨在快船江上。東西橋欄分別有“古臥床橋”、“護龍橋”的題額。東西橋門分別鐫有：“地接渭川是名賢故裏，堤連上閘沔古浦青流”、“看煙景波光不殊往昔，想流風余韻直至於今”的對聯，成為三山古跡之壹。田央鄉湖山村也還有湖山書院的遺址。特別是1975年在今鳴鶴鎮西埠頭村出土了黃震的墓誌，那上面詳細記述了黃震的生平事跡，可補充正史記載之不足，是壹件十分珍貴的文物，現由市文管會收藏著。
辛亥先烈馬宗漢
馬宗漢原名純昌，字子畦，別號宗漢子。1884年3月30日生，今宗漢鎮宗漢村人。其祖父和父親均任俠好義，在當地頗有聲望。馬宗漢幼年受家庭熏陶，愛憎分明，見義勇為。15歲那年，馬宗漢入達善學堂讀書，隨著知識面的開闊，對當時政府腐敗、列強侮國痛心疾首，常引吭高歌嶽飛的《滿江紅》，以抒發報國壯誌。為推翻滿清，他除堅持學習外，還每日鍛煉身體，兼習英語，從小就展示了他不同尋常的抱負。
1902年，馬宗漢考入浙江高等學堂，結識了不少熱血青年。1904年，他勉強遵從祖父和父親之命，考取秀才，但矢誌革命的決心促使他對仕途壹無興趣。歸來後在三山學堂任教二年，其間，他多次購買革命書刊，在學校和家鄉散發。當時反清救國的革命風潮已逐漸形成，秋瑾、徐錫麟等人的革命行動使馬宗漢夜不成寐。1905年9月，他聽說徐錫麟在紹興創辦了大通學堂，就前去拜會，並由徐介紹參加了光復會。1906年1月，他又與徐錫麟、陳伯平壹起東渡日本，學習軍事，後因清政府駐日使館的阻撓未成，於5月份回國。
回國以後，馬宗漢本想與徐錫麟、陳伯平壹起去德留學，適逢其祖父病故，無法成行。馬宗漢身在故裏，心向革命，他多次邀集朋友，借談論時局作政治宣傳。
1907年初，馬宗漢得知徐錫麟已按計劃捐得安徽道員，打入了清政府內部，極為振奮。曾連復兩信，表示“準於陰歷正月赴皖。”後因病延期至6月10日，才和陳伯平壹起從上海溯江而上。兩人到達安慶，徐錫麟已升任巡警處會辦兼巡警學堂會辦，並與秋瑾約定於7月8日皖、浙兩地同時起義。馬宗漢到皖，使徐錫麟如虎添翼，大家馬上分頭去做起義的準備工作。6月22日，馬、陳奉徐之命，赴上海與秋瑾作最後磋商並采購武器。馬宗漢和陳伯平於7月5日回到安慶，徐錫麟告知他倆，起義時間提前，就在明天。馬宗漢知道其中的變故肯定突然，也沒多問原由，只是將起義的壹切準備工作又重新作了商量。
1907年7月6日上午8時許，安徽巡撫恩銘應徐錫麟之邀前來參加巡警畢業典禮，隨行的有藩臺馮熙和臬臺毓賢等壹批地方官員。待壹批官員坐定、學生列隊入場後，徐錫麟即向恩銘說：“回大帥，今天有革命黨起事。”未待恩銘反應過來，徐即向恩銘連開數槍。這時，馬宗漢和陳伯平也沖入會場，拔出手槍打了起來。然而，恩銘因10天之前就接到密報，說有革命黨人造反，所以這幾天特別的小心，在來巡警學堂前，都有周密部署，槍聲壹響，大批清兵便迅速關上了城門，壹部分前來學堂圍捕。徐、馬、陳三人見勢危急，便奔出學堂，在壹小孩指引下，翻墻抄近路來到了軍械庫。徐錫麟要陳伯平守前門，馬宗漢守後門，自己與三十幾名學生去取庫內槍炮，準備與清兵決壹死戰。怎奈這些槍炮都沒有裝子彈的機鐵，所以不能使用。從中午12時壹直堅持下午4時，陳伯平戰死，學生也死傷多人，但清兵卻因有重賞而繼續猛攻，形勢萬分危急。馬宗漢建議放火燒掉軍械庫，與清兵同歸於盡。徐錫麟考慮到彈藥軍火會發生爆炸，殃及居民，於心不忍，所以沒有同意。不多時，軍械庫門被攻破，徐錫麟當場被捕。這時，馬宗漢已經從後門突圍，在群眾的掩護下躲在附近的壹口枯井內。清兵搜捕甚急，馬宗漢不忍連累無辜百姓，從井內躍出，亦被清兵抓去。馬宗漢被捕以後，受盡酷刑，於1907年8月24日在獄中被殺，年僅24歲。
馬宗漢犧牲後，蔡元培、陶成章等反清鬥士都曾撰文以示悼念。民國以後，烈士的家鄉柯東鄉改名為宗漢鄉，表達了人民對烈士的深切懷念。如今，烈士舊居已被列為文保單位，每逢節日，都有人前去憑吊，以緬懷烈士的功績。
愛國僑商吳錦堂
吳錦堂是近代著名的愛國僑商。1855年11月14日生於今觀城鎮西房村。世代躬耕務農，家境貧寒。幼年進私塾兩年，後在耕稼之余跟隨做塾師的叔父讀書，得以略通文字。1882年，到上海虹廟萃豐油燭店幫傭，並自學算術，兼習經營之方，深得店主賞識。三年以後，在友人的資助下東渡日本，落腳長崎，經過四年的穩步發展，在日本激烈的商界競爭中站住了腳跟。最後選擇了著名商港神戶為其經商中心。同時，在上海也設立義生洋行和裕生洋行，生意越做越興隆，短短幾年內，積資數十萬，在商務關系、經營經驗和資本實力諸方面，均已遊刃有余，遂開始興辦實業並從事金融活動。他在日本組織了東亞水泥株式會社、小野田會社、大阪針織會社等，成了神戶、大阪有名巨商，關西財界的大人物。以致新聞媒介關於他的行蹤的報導往往影響股票行情的漲落。
吳錦堂雖在日本經商，但心系梓桑。在日本神戶，他為華僑興辦的慈善機構、商務機構、教育機構數量之多，規模之大，華僑受益之豐厚，在當地華僑史上是空前的。據陳德仁先生回憶，吳錦堂先生在神戶興辦的各類社會事業達數10億日元之巨。在家鄉，他也同樣關心。1909年5月，三北下了壹場罕見的暴雨，溪水暴漲，河水泛濫，無情的大水肆意橫行，使數十萬民眾面臨嚴重威脅。吳錦堂先生目睹此狀，決心出資興修水利。整個工程規模宏大，重建西界洋塘，加固杜白兩湖大堤，增設兩湖減水壩，疏浚4條通海大浦，增設10多處大小橋閘，完善排灌系統。
當年秋季整個工程的測繪工作剛結束，壹場可怕的洪水暴發了。三天三夜的暴雨，使三北大地陷入壹片汪洋。還未完全加固的杜白兩湖減水壩受到嚴重威脅，萬壹大堤決口，塘外的幾十個村莊、幾萬畝農田和所有水利設施均將毀於壹旦。於是，吳錦堂出高額賞金組織搶險隊，還親自赤腳撐傘，不顧洶湧洪水，深入險要地段督工。他這壹舉動，不僅深深感動了在場的全體民工，連日本測繪師也發出驚嘆：“世所罕見！”還特地為他拍了壹幀照片，以作永久性紀念。
吳錦堂根據自己在日本的親身經歷和親眼所見，認為“日本富強，全靠教育”。1905年，他出資興建錦堂學校。該校選址於錦堂先生的故居附近，主建築為壹幢二層的口字形洋房，朱窗紅墻，白灰嵌縫，巍然屹立於曠野上，分外奪目。北面樓房與小山之間，開鑿人工水池壹口，東、西、南三面也新辟小河壹條，在壹大片土地上，高樓桑田交相映輝，操場小河流帶左右，顯得蔥郁而妍麗。學校在1908年落成，1909年元月正式招生。為保證學校經常教育經費，吳錦堂又買田1200畝，並將漢冶萍公司和浙江鐵路局的股票4萬元壹並獻給學校，還規定學校的壹切財產永遠歸學校所有，吳氏子孫後代誰也不得借故幹預。
1909年四月初八日，學校舉行成立大會，吳錦堂親臨大會講話，到會代表壹千多人。當時學生定額360人，其規模之大，可見壹斑。我國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將吳錦堂、陳嘉庚、聶雲臺並稱為我國的“辦學三賢”。為創辦學校，吳錦堂先後***出資20多萬銀元，是水利投資的總額的三倍。他還從社會實業需要著眼，註重培養農業方面的人才。1911年，錦堂學校改名為錦堂農業中學堂，開設農本科和蠶本科專業。還聘請了學有專長的學者擔任教師，陣容整齊，為國家培養了不少優秀農科專業人才。
吳錦堂雖然是壹個商人，但他十分關心祖國的命運。1905年8月，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不久神戶也出現了同盟會活動。吳錦堂為支持孫中山的革命，多次將私邸借給同盟會辦公，並出資幫助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1913年3月14日，吳錦堂以中國國民黨神戶支部長的身份在別莊熱情歡迎孫中山，並與孫中山、宋嘉樹（宋慶齡之父）等合影留念。張勛復辟後，吳錦堂首先在會上發表反對封建帝制的主張，受到與會人員的壹致擁護。在辛亥革命期間，吳錦堂更先後向上海、寧波軍政府捐銀2.1萬余兩，銀元5000圓。在軍閥混戰，國破家亡的時刻，吳錦堂又多次出巨資賑濟難民，北至京津，南至閩廣，甘霖所及，被廣大群眾稱為“福星”和“生佛”。
1910年，吳錦堂派人在白洋湖畔選擇了墓地，並由張謇題了碑，章太炎撰墓表。他為表達自己的重農愛國之心，自撰對聯壹副：“為愛湖山堪埋骨，不論風水只憑心。”1926年1月14日，吳錦堂因患急性肺炎，在日本神戶養和山莊與世長逝，終年72歲。彌留之際，他壹再囑咐把遺體運回祖國，葬於家鄉，還特別關照後輩子孫切莫忘了自己是炎黃子孫，任何時候都不要做出有損於祖國的事情。1929年舊歷四月初十，他的靈樞由兒子啟藩等護送，經上海、寧波從水道輾轉運至慈溪，在金仙寺畔舉行了隆重的追悼營葬儀式。這壹天，出席追悼會的國內外各界代表多達數千人。慈北地區的廣大群眾也自動扶老攜幼，前來憑吊致哀，多達數萬。十裏長堤，萬頭攢動。金仙寺內，掛著壹幅幅挽聯，靈堂前排放著無數的花圈。家鄉人民敬獻的挽聯上寫道：“抱濟世熱忱，推食解衣，不愧萬家生佛；奮海外事業，含辛茹苦，允推當代人豪。”鄉親們為表達思念之情，在淹浦崇壽宮內立了壹座銅像，吳錦堂以他慈祥的目光，註視著家鄉的興旺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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