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平原、岷江流域水源充足，氣候宜人，物產豐富，為古蜀該區域各族人民繁衍生息、采集種植、漁獵飼養，進而創造獨特的文化模式及文明類型提供了良好條件。從文化的主體———人來說，古蜀人口眾多，成都平原、岷江流域自古就繁衍著漢、藏、羌等十余個民族，這些文化的創造者和享受者，各有自己獨特的生活習俗、宗教信仰、傳統節日、穿著打扮，以及獨特的節慶、歌會等，都為蜀文化註入了多彩多姿的內容。
蜀文化從本質上說是壹種內陸農業文化，她的肇始、發展,與治水有密切關系。古蜀不僅有以大禹治水、李冰治水著稱的農耕文明，而且有發育較早的工業和商業：是世界最早的天然氣開采地、是世界雕板印刷術、世界紙幣、世界蓋碗茶文化的起源地;是中國最早出現城市文明的地區之壹，早在距今4500-3200年之間，就有新津寶墩、溫江魚鳧、郫縣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雙河和紫竹等6座古城，在三星堆、金沙文化時期，古蜀已進入國家形態，有比較發達的神權和禮樂制度。成都在古代是自由都市，對外貿易比較發達，成為中國西南與南亞以至西亞經濟文化交流的樞紐。
自司馬遷在《史記》中稱成都平原、岷江流域因都江堰的建成而“水旱從人民不知饑饉……謂之天府”之後，蜀（主要是成都平原）就享有“天府之國”的美譽，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不僅使蜀之先民創造出了較高水平的物質文明，而且創造出了較高水平的精神文明。古蜀就有兩個系統的文字，壹個系統是比較進步的表意文字，壹個系統是表形（象形）文字，而兩系文字都可以在三星堆文化找到起源遺跡；自古至今，蜀地文、史、哲名家輩出，傑出的思想家代不乏人：漢代的司馬相如、揚雄、三國兩晉時期的諸葛亮、陳壽,唐代的陳子昂、李鼎祚,宋代的“蘇門三父子”、黃庭堅、張?、魏了翁，元代的虞集，明代的楊慎、來知德,清代的唐甄、費密、李調元，近現代的郭沫若、巴金等等，可謂燦若星辰，這壹串串人們耳熟能詳的名字，就是壹筆筆豐富的精神財富。蜀各個歷史時期文化名人的不斷湧現，不僅充分證明蜀文化歷史悠久，燦爛輝煌，而且為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繁榮發展做出了貢獻。 蜀文化的形成、繼承和發揚，主要得益於它匯納百川，兼容並包的文化傳統和強烈的渴求開放的意識。蜀文化自古就沿岷江與西面的阿壩相連，與岷江上中遊保持著密切的往還互動和相互兼容，使岷江上中遊文化成為蜀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四川盆地四面高山環抱，歷史上是有名的“四塞之國”，古代交通甚為困難，致使李白發出“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感嘆。這壹封閉地形對蜀文化必然帶來較大負面影響。但任何事物都具有相反相成的性質，正因為蜀道之難，反而激勵起蜀之先民向外開拓，努力改善自身環境的決心。於是環境在相當程度上決定文化，文化又在壹定意義上改造環境，進而鑄就了蜀之先民於封閉中求開放的歷史個性。隨著時代的推移，兼容和開放終於成為蜀文化最顯著的特征。從自然地理審視，蜀文化同周圍不同文化的溝通,最大的障礙是盆地周圍（尤其是北方）的崇山峻嶺。蜀之先民為了打破盆地地緣的封鎖，創造了高超的棧道和繩橋技術（現在劍門關、廣元等地仍保存有棧道，20世紀60年代連接都江堰內外江的竹索橋以及四川阿壩州，至今仍可見到的溜索和編網的藤橋，則是多種類型的繩橋的代表作），克服了地域狹隘的封閉性。借助劍門關、廣元等地的古棧道，蜀地得以與陜西等中原地區溝通，蜀文化得以與原本就是同壹血脈的中原文化交流，而蜀文化更多地接受了中原文化在禮制、風習、價值觀和歷史觀等方面的影響。
四川盆地的東部有長江三峽作為出口，與江漢平原相通，蜀通過巴，與楚江水上下，壹葦可航，“蜀風”早與“楚流”交流混融，從古至今，蜀文化都與楚文化具有緊密聯系。
在廣漢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遺址中，分別出土了海貝、象牙，阿壩州茂縣則出土了琉璃珠，這些來自印度洋北部地區和南海的物品，充分證明蜀之先民與南方世界早有交通和交流。最遲到漢代，從蜀到印度、中亞再到西亞，就存在壹條通道。這條通道今天被學術理論界稱為“南方絲綢之路”。據考證，“南方絲綢之路”主要有兩條線路：壹條為西道,從成都出發,經臨邛（邛州）、青衣（名山）、嚴道（滎經）、旄牛（漢源）、闌縣（越西）、邛都（西昌）、葉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緬甸的密支那或八莫，經“滇越”乘象國（今東印度阿薩姆邦），到達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區，直至中、西亞。另壹條是東道，從成都出發，到?道（宜賓）、南廣（高縣）、朱提（昭通）、味縣（曲靖）、谷昌（昆明），以後壹途入越南，壹途經大理與西道重合。
從先秦到魏晉南北朝時期，蜀文化主要與雲南、貴州地區的南中文化有著密切的往還交流和相互兼容。西南各民族密切的往還交融，又為蜀古代文化中心的形成，培育了深厚的文化溫床。蜀文化又具有很強的輻射能力，除與南中、中原、楚文化相互滲透影響之外，主要還表現在對滇黔文化的輻射，並遠達東南亞地區，在金屬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對東南亞產生了深刻久遠的影響。
漢唐以後，文化的交流更多地體現在人才的雙向交流上。這壹方面如明代狀元楊慎所說：“自古蜀之士大夫多蔔居別鄉”；壹方面又如清代學者趙熙所說：“從古詩人多入蜀”。這種人才頻繁的雙向交流，使蜀文化不斷推陳出新。正是依據上述自然的和超越的地理特點，不僅使古蜀像壹座大水庫，匯納南、北、東、西文化，而且使古蜀像壹個聚寶盆，會聚周邊農耕、遊牧、漁獵文化，進而使蜀文化在更多的方面走向全國，進壹步推進了中華文化多元壹體、水乳交融的歷史步伐。
蜀文化兼容並包，渴求開放特色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與移民有關。從先秦時期起，歷代的蜀都容納了東西南北四方眾多的移民。從歷史記載看，主要是外地人單向移入四川，而鮮有四川人大規模向外移出。秦漢時期周邊向蜀的移民，客觀上帶來了周邊的多元文化；蜀漢時期上層荊州士人集團及大批普通民眾的遷入，客觀上整合了巴蜀文化；隋唐五代，巴蜀經濟昌盛，文賦繁華，吸引大批文人墨客入蜀，大批文人的流寓，不僅使蜀成為全國文化最盛的地區之壹，而且促進了蜀文化與各種文化的大交流；清初至乾隆的“湖廣填四川”，壹方面恢復了蜀地戰亂後的人氣，復墾了因戰爭而撂荒的田地；另壹方面加速了楚文化、粵文化與蜀文化的融會。歷史上這幾次大規模的移民活動，帶來文化的大交流和大交融，使蜀文化雜糅各家，兼容並包，燦爛輝煌。 蜀悠久的歷史和豐厚的人文積澱，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它們是今天蜀文化資源的主要源泉。現存的蜀文化資源主要有：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6處，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7座，省級歷史文化名城24座，省級歷史文化名鎮22座，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82處，省、市、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3000余處，各種博物館、紀念館、陳列館64所，其他人文景點200多個。蜀文化的文物古跡主要包括歷代寺廟、園林、古建築、古城鎮、古堰、古塔、石刻、古墓、古碑等。古寺廟、宮觀主要有成都昭覺寺、文殊院、青羊宮等；摩崖石刻主要有樂山大佛、安嶽臥佛、廣元千佛寺等；園林主要有成都杜甫草堂、武侯祠、望江樓公園等；重要古文化遺址主要有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廣漢三星堆遺址、成都金沙遺址、都江堰水利工程等等。
蜀宗教興盛，在中國宗教歷史舞臺上占有重要地位，有不少遺跡保存下來，成為今天蜀文化的組成部分：除鶴鳴山、青城山、瓦屋山等道教“洞天福地”外，峨眉山是普賢菩薩的“道場”，被列入佛教的四大名山；成都的文殊院、大慈寺、昭覺寺，新都的寶光寺，平武的報恩寺，德格印經院，都是當今著稱國內外的宗教名勝。
蜀積澱豐厚、傳承數千年的民俗和民間風情，無疑也是蜀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每年按農歷次第舉行的節慶盛會有：正月成都燈會，二月成都花會，三月都江堰清明會和放水節，五月樂山龍舟會和郫縣賽歌會，八月新都桂花會，臘月自貢恐龍燈會等。而“麻辣鮮香、百菜百味”的川菜，品種繁多、價廉物美的小吃，清幽閑適的茶文化等都是積澱豐厚、傳承數千年的蜀文化的外部表征。 蜀文化作為年代久遠、傳承至今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是長期積累的精神成果。它植根於小農經濟，在歷史上與宗法等級制度及專制政治聯系在壹起，從總體上審視，屬於維系封建政治和經濟統治的官方意識形態，正面和負面交織，精華和糟粕混雜，封閉與開放並存。歷史悠久，內涵豐厚的蜀文化，精華、進步、開放、超新是主流，但糟粕、保守、排外、守舊的負面因素也不可忽視。蜀文化這種多重性，既反映在同壹個歷史人物身上，也表現在同壹事物內部。比如受道教影響較大的蜀文化倡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強調順應自然和“無為”，總體上具有合理性，但也存在強調人為天地的中心，重順應自然和社會人事，忽視向自然界作科學探討和征服自然，並斥技藝為“奇技淫巧”的弊端，這無疑阻礙了蜀科學思想的產生和科學技術的普及。
總之，用唯物史觀審視，作為多元壹體的中國文化源頭之壹的蜀文化，是成都平原、岷江流域歷史的積澱，是該區域社會存在的反映，既有其燦爛輝煌的壹面，也有其時代和地域的局限性。有分析地揚棄蜀文化的上述特征，既有利於我們對歷史文化遺產的繼承，又有利於我們對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