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發、燙頭、蛤蟆鏡、白襯衫、喇叭褲……當壹些新鮮的玩意開始滿大街充斥時，在中學的教室裏，80年代的高中生正埋著頭靜靜地用功。
80年代是中國教育體制改革的壹個起點。80代的人是幸運的，同時又是矛盾的。在當時，中專尚有足夠的實力與大學碰撞，對於這些中學生而言，選擇考取大學，就意味著放棄壹份穩定的工作和壹本城市戶口……而高考在即，他們己自斷後路，別無選擇。
這個時候，沒有人知道什麽叫“高考移民”，也從沒有人會將“暗箱操作”這個詞與高考聯系在壹起。80年代的考生們只知道，高考是非常重要的考試，沒有擴招，錄取率很低，基本沒有高收費的民辦高校，千萬考生的眼睛都盯著全國有限的大學資源和有限的學習名額，用“千軍萬馬齊擠獨木橋”來形容80年代的高考考生，絲毫不過分。大學是所有的希望所系，考上大學，對他們的人生而言，就成功了壹半。
尤其是對於來自貧困農村的考生，高考的成敗更是意味著天壤之別的命運開端：考上大學，意味著跳出農門，獲得城市戶口和“幹部”身份；如果失敗，那就回到農村繼續世代“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有人這樣形容當時考生的命運突變。所以，那時的農村考生只要有壹點點條件，都會拼盡全力去擠高考這道獨木橋。能上大學是壹件光耀門庭的事。哪家的孩子如果接到大學錄取通知書，都要敲鑼打鼓、放鞭炮、擺酒席。按當時的說法，這就叫“鯉魚跳龍門”。
馬曉光正是在這個時候從高考中脫穎而出的。
1980年，馬曉光以總分455分的成績成為當年山西省高考文科狀元，同年進入北京大學，就讀於中文系。
在高中老師陳敏西眼裏，馬曉光是壹個“有意思的小精巴豆兒”。愛玩和聰明是馬曉光留給她最深的印象。
“那孩子太有意思了，用現在的話說，那孩子功課壹把罩，運動人緣也是壹把罩。”陳敏西老師說。
馬曉光是壹個很有主見，計劃性很強，而且是該幹什麽就幹什麽的學生。他在學校裏壹直擔任學校的學生會主席，雖個兒不高，但領導能力強，學習好，聰明，樂於幫助人，和同學們相處也非常好。馬曉光愛打籃球，而且是每天都要玩，在臨高考前也是壹樣。當時在三中籃球場上，每天上完自習從不間斷地打壹兩個小時的籃球，而且從不晚睡的只有馬曉光壹個人，他壹直都沒有因為高考而打亂自己的學習和生活計劃。
在母親眼裏，苦難是馬曉光成長的壹筆財富。
1970年，馬曉光父母雙雙下放到山西省永濟農村，當時兩個孩子也跟隨他們同時來到農村。當時馬曉光還不足十歲，要跟隨父母進行勞動，還要在父母勞動時照顧弟弟，同時要在艱苦的環境中學習。這段經歷使他性格中多了壹份堅強，在後來的生活中更能不畏苦難。
“當時家裏的經濟狀況不太好，貴重的家具就是縫紉機。這個機子壹是用來給孩子們改做衣服，另外就用來給他們做學習的書桌。”馬曉光的母親說。苦難反而讓馬曉光更加珍惜學習的機會，沒錢買很多的學習資料，他就利用晚上的時間抄寫需要的學習資料。1980年臨高考前，家境比較好的鄰居知道他家裏有孩子要高考，特意送過來幾斤豆腐，而這也成了馬曉光考前最奢侈的營養大餐。
同時，良好的家庭學習氛圍從某種程度上大大影響了馬曉光的人生。
馬曉光家算是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電視臺的編輯，母親是 *** 小學的教師，家庭學習氛圍壹直比較濃厚，環境開明民主。在成長過程中，父母是他首先學習和模仿的對象，因此父母的言行和表率作用影響非常大。馬曉光從小就看著自己的父親、母親每天忙於案頭的學習和編輯工作，而且他壹直都接受父母對於自己在學習方面的期望，所以他學習十分紮實和自覺。
馬曉光有時候也犯錯，但是父母只對他講道理，從不打罵孩子，而且絕對不會在壹個錯誤上壹直對其進行說教和嘮叨，不引發他的反感，這樣做反而使他對犯過的錯誤記憶深刻，接受過批評後就不會再犯。
“我記得很清楚，我兒子的高考誌願三個欄裏全寫著北大。他對自己很自信，認為壹定能考上北大，我們對他的意願表示尊重。”馬曉光的母親說，後來得知兒子是全省高考文科狀元，家裏雖然高興，但卻極力讓馬曉光淡化自己的狀元稱號，不想他因此驕傲而不思進取。而顯然在後來的生活和工作中，馬曉光也做到了這壹點。
1984年，馬曉光從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獲得文學學士學位。
上世紀80年代初期，甭說是壹個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即便就是壹個中專畢業生都可以被稱作高學歷了。但馬曉光沒有滿足於本科學歷，而選擇了繼續深造。1987年，他拿到了文學碩士學位，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
馬曉光和他的愛人都是中國人民大學老師。客觀地說，選擇教書其實就是馬曉光的初衷，因為他很願意做壹門學問。但是5年後，他卻成為新成立的海峽兩岸關系協會的壹名工作人員。
在上世紀90年代的首都北京，想調換工作也不是那麽容易的。但馬曉光還是逮住了海峽兩岸關系協會用人的機會。沒有任何人引見，也沒有任何關系可用，他拿著自己的簡歷就去了海峽兩岸關系協會。他回憶說：“非常簡單，也沒有考試，我和對方互相交談了壹番就被正式錄用了。”
在進入海峽兩岸關系協會之前，馬曉光已經是中國人民大學的講師，取得了中級職稱。但是到了新的工作單位後，他需要從主任科員幹起。
“我覺得這壹切都無所謂。只要妳埋頭苦幹，再有壹方面專長，還是能夠脫穎而出的。”對於這壹點，馬曉光是這樣理解的。
話是這樣說的，馬曉光也是這樣落實的。他在海峽兩岸關系協會工作期間，有關大陸與臺灣方面進行的大大小小的會談，每壹次都能見到他那忙碌的身影：寫材料、參加會談、頭天晚上開會研究次日的會談事宜、請示後方……哪壹樣都少不了他。其中備受矚目的1993年的汪辜新加坡會談、1998年辜振甫訪問北京和上海、宋楚瑜訪問大陸等重大事件，他都是主要參與者之壹。
2005年1月3日，臺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因晚期癌癥不治在臺北病逝，其追悼會定於同年2月2日在臺北舉行。
由於身體原因，海峽兩岸關系協會會長汪道涵無法親自前往辜振甫靈前祭奠。為此，汪道涵決定派三人作為其個人代表赴臺吊唁辜振甫。最終，海峽兩岸關系協會副會長孫亞夫、秘書長李亞飛、研究部主任馬曉光等三人，作為他的個人代表赴臺吊唁辜振甫。
“踏踏實實做人，勤勤懇懇做事。”在海峽兩岸關系協會工作至今，馬曉光非常註意這個做人準則，沒有和任何同事紅過臉。現在，他已經是國臺辦綜合局副局長、海峽兩岸關系協會副秘書長，正廳級級別。
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