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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鼎記》中 哪些段落體現了 韋小寶的義

德是文明的產物,野蠻人之間沒有道德。

韋小寶自小在妓院中長大,妓院是最不講道德的地方;後來他進了皇宮,皇宮以是最不證明道德的地方。在教養上,他是壹個文明社會中的野蠻人。為了求生存和取得勝利,對於他是沒有什麽不可做的,偷搶拐騙,吹牛拍馬,什麽都幹。做這些壞事,做來心安理得之至。吃人部落中的蠻人,決不會以為吃人肉有什麽不該。

韋小寶不識字,孔子與孟子所教導的道德,他從來沒有聽見過。

然而孔孟的思想影響了整個中國社會,或者,孔子與孟子是歸納與提煉了中國人思想中美好的部分,有系統的說了出來。韋小寶生活在中國人的社會中,即使是市井和皇宮中的野蠻人,他也要交朋友,自然而然會接受中國社會中所公認的道德。尤其是,他加入天地會後,接受了中國江湖人物的道德觀念。不過這些道德規範與士大夫,讀書人所信奉的那壹套不同。

士大夫懂的道德很多,做的很少。江湖人物信奉的道德極少,但只要信替,通常不敢違反。江湖唯壹重視的道德是義氣,“義氣”兩字,從春秋戰國以來,任何在社會上做事的人沒有壹個敢勿視。

中國社會中另壹項普遍受重視的是情,人情的情。

註重“人情”和“義氣”是中國傳統社會特點,尤其是在民間與下層社會中。

統治者講究“原則”。“忠”是服從和愛戴統治者的原則;“孝”是確定家長權威的原則。“禮”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原則;“法”是執行統治者所定規律的原則。對於統治階層,忠孝禮法的原則神聖不可侵犯。皇帝是國家的化身,“忠君”與“愛國”之間可以劃上等號。

“孝”本來是敬愛父母的天性,但統治者過分重視提倡,使之成為固定社會秩序的權威象征,在自然之愛上,附加了許多僵硬的規條。“孝道”與“禮法”

結合,變成敬畏多於愛慕。在中國的傳統文學作品中,描寫母愛的甚多而寫父愛的極少。稱自己父親為“家嚴”,稱母親為“家慈”,甚至正式稱呼中,也確定父嚴母慈是應有的品格,似乎直到朱自清寫出《背影》,我們才有壹篇描述父愛的動人作品。“忠孝”兩字並稱之後,“孝”的德行被統治者過分強調,被剝奪了其中若幹可親的成分。漢朝以“孝”與“廉”兩種德行選拔人才,直到清末,舉人仍被稱為“孝廉”。

在民間的觀念中,“無法無天”可以忍受,甚至於,“無法無天”,是蔑視權威與規律,往往有壹些英雄好漢的含義。但“無情無義”絕對沒有,被摒絕於社會之外。

甚至於,“無賴無恥”的人也有朋友,只要他講義氣。

“法”是政治規律,“天”是自然規律,“無法無天”是不遵守是不遵守政治規律與自然規律;“無賴無恥”是不遵守社會規律。

但在中國社會中,“情義”是最重要的社會規律,“無情無義”的人是最大的壞人。

傳統的中國人不太重視原則,而十分重視情義。

重視情義當然是好事。

中華民族所以歷數千年而不斷壯大,在生存競爭中始終保持活力,給外族壓倒之後壹次又壹次的站起來,或許與我們重視情義有重大關系。

古今中外的哲人中,孔子是最反對教條,最重視實際的。所謂“聖之時者也”就是善於適應環境,不拘泥教條的聖人。孔子是充分體現中國人性格的偉大人物。孔子哲學的根本思想是“仁”,那是在現實的日常生活中好好對待別人,由此而求得壹切大小團體(家庭,鄉裏,邦裏)中的和諧與與團結,“人情”是“仁”的壹部分。孟子哲學的根本思想是“義”。那是壹切行動以“合理”為目標,合理是對得住自己,也對得住別人。對得住自己午容易,要旨於不能對不起別人,尤其不能對不起朋友。

所謂“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父母和朋友是人生道路上的兩大支柱。

所以“朋友”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的關系並列,是“五倫”之壹,是五大人際關系中的壹種。西方社會,波斯,印度社會並沒有將朋友的關系提到這樣高折地位,他們更重視的是宗教,神與人之間的關系。

壹個人群和諧團結,互相講愛,在環境發生變化時能采取合理的方式來與之適應。這樣的壹個人群,在與別的人群鬥爭之時,自然無往不利,歷久而常勝。

古代無數勇武強悍,組織緊密,紀律森嚴,刻苦奮發的民族所以壹個個在歷史上消失,從此影蹤不見,主要是他們的社會缺乏彈性。在社會教條或宗教教條下僵化了。沒有彈性的社會,變成了僵屍的社會。再兇猛剽悍的僵屍,終究會倒下去的。

中國的古典小說基本上是反教條反權威的。

《紅樓夢》反對科舉功名,反對父母之命的婚姻,頌揚自由戀愛,是對當時正統思想的叛逆。《水滸》中的英雄殺人放火,打家劫舍,雖然最後招安,但整部書寫的是殺官造反,反抗朝廷。《西遊記》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孫悟空大鬧天宮,反抗玉皇大帝。《三國演義》寫的是歷史故事,然而基本主題是“義氣”而不是“正統”。

《封神榜》作為小說並不重要,但對民間的思想風俗影響極大,寫的是武王伐紂,“天下者非壹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也”,最精彩部分是寫哪咤反抗父親的權威。《金瓶梅》描寫人性中的醜惡(孫述宇先生精辟的分析指出,主要是刻畫人性的基本貪,嗔,癡三毒),與“人之初,性本善”的正統思想相反。《三俠五義》中最精彩的人物是朝廷時期白玉堂,而不是為官府服務的禦貓展昭。

武俠小說基本上繼承了中國古典小說的傳統。

武俠小說所以受到中國讀者的普遍歡迎,原因之壹是,其中根本的道德,是中國大眾所普遍同意的。武俠小說又稱俠義小說。“俠”是對不公道的事激烈反抗,尤其是指為了平反旁人所受的不公道而努力。西方人重視爭取自己的權力,這並不是中國人意義中的“俠”。“義”是重視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往往具有犧牲自己的含義。“武”則是以暴力來反抗不正義的暴力。中國人向平喜歡小說中重視義氣的人物。在正史上,關羽的品格,才能與諸葛亮相差極遠,然而在民間,關羽是到處受人膜拜的“正神”,“大帝”,諸葛亮中是智慧的象征,中國人認為,義氣比智慧重要得多。《水滸》中武松,李逵,魯智深等人既粗暴,又殘忍,破壞壹切規範,那不要緊,他們講義氣,所以是英雄。許多評論家常常表示不明白,宋江不文不武,猥瑣小吏,為什麽眾家英雄敬之服之,推之為領袖。

其實理由很簡單,宋江講義氣。

“義氣”在中國人道德觀念中非常重要。不忠於皇帝朝廷,造反起義,那是可以的,因為中國人的反叛性很強。打僧謗佛,咒道罵尼,那是可以的,因為中國人不太重視宗教。偷窺,搶劫,謀殺,通奸,殘暴等等罪行,中國民間對之憎厭的程度,壹般不及外國社會中之強烈。但不孝父母絕對不可以,出賣朋友也絕對不可以。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孝道”對繁衍種族,維持社會秩序有重要作用;“義氣”對忠誠團結,進行生存競爭有重大作用。“人情”對消除內部矛盾,緩和內部沖突有重要作用。

同樣是描寫幫會的小說,西洋小說中的《教父》,《天使的憤怒》等等中,黑手黨的領袖,可以毫無顧忌的殘殺自己同黨兄弟,這在中國的小說中決計不會出現,因為中國人講義氣,絕對不能接受。法國小說家雨果《悲慘世界》中那個只重法律而不顧人情的警察,中國人也絕對不能接受。

士大夫也並非不重視義氣。《左傳》,《戰國策》,《史記》等史書中記載了不少朋友之間重義氣的史實,予以歌頌贊美。

西漢呂後當政時,諸呂想篡奪劉氏的權位,陳平與周勃謀平諸呂之亂。那時呂祿掌握兵權,他的好朋友酈寄騙他出遊而解除兵權,終於盡誅諸呂。誅滅諸呂是天下人心大快的事,猶如今日的撲滅“四人幫”,但當時大多數人竟然責備酈寄出賣朋友(《漢書》:“天滅酈寄為賣友。”)這種責備顯然並不公平,將朋友交情放在“政治大義”之上。不過“朋友決不可出賣”的觀念,在中國人心中確是根深蒂固,牢不可拔。

至於為了父母而違犯國法,傳統上更認為天經地義。儒家有壹個有名的論題:舜的父親如果犯了重罪,大法官臯陶依法行事,要處以極刑,身居帝位的舜怎麽辦?標準答案是:舜應當棄了帝位,背負父親逃走。

“大義滅親”這句話只是說說好聽的。向來極重視親情人情的中國人很少真的照做。倒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情理法律兼顧”的話說更加振振有詞。說是“兼顧”,實質是重情不重法。

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情”總比“法”重要。諸葛亮揮淚斬馬謖雖得人稱道,但如他不揮淚,評價就大大不同了,重點似乎是在“揮淚”而不在“斬”。

八壹個民族的自下而上與興旺,真正基本畢竟在於生產。中華民族所以歷久常存,基礎建立在極大多數人民勤勞節儉,能自己生產足夠的生活資料。壹個民族不可能依靠掠奪別人的生產成果而長期保持生存,更不可能由此而偉大。許多掠奪性的民族所以在歷史上曇花壹現,生產能力不強是根本原因。

民族的生存競爭道德是在自己能養活自己,其次才是抵禦外來的侵犯。

生產是長期性的,沒有什麽戲劇意味的事,雖然是自下而上的基本,卻不適宜於作為小說的題材,尤其不能作武俠小說的題材。

少數人無法無天不要緊,但如整個社會都無法無天,壹切規範律則全部破壞,這個社會決不可能長期存在。然而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情景不適宜作為小說的題材。正如男婚女嫁,養兒育女的正常家庭生活不適宜作為小說的題材。(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小說的第壹句話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他寫的是不幸的家庭。)但如全世界的男人都如羅密歐,全世界的女人都如林黛玉,人類就絕種了。

小說中所寫的,通常是特異的、不正常的事件與人物。武俠小說尤其是這樣。

武俠小說中的人物,決不是故意與中國傳統道德唱反調。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出於側隱之心;除暴安良,鋤奸誅惡,是出於公義之心;氣節凜然,有所不為,是出於羞惡之心;挺身赴難以德報怨,是出於是非之心。武俠小說中的道德觀,通常是反正統,而不是反傳統。

正統是只有統治者才重視的觀念,不壹定與人民大眾的傳統觀念相符。韓非指責“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指責儒家號召仁愛與人情,搞亂了嚴峻的統治,俠者以暴力為手段,侵犯了當局的鎮壓手段。

古典小說的傳統,也即是武俠小說所接受的傳統,主要是民間的,常常與官府處於對立地位。

武俠小說的背景都是古代社會。

拳腳刀劍在機關槍、手槍之前毫無用處,這固然是主要原因。

另壹個主要原因是,現代社會的利益,是要求法律與秩序,而不是破壞法律與秩序。

武俠小說中英雄的各種行動--個人以暴力來執行“法律正義”,殺死官吏,組織非法幫會,劫獄,綁架,搶劫等等,在現代是反社會的,不符合人民大眾的利益。這等於是恐怖分子的活動,極少有人會予同情,除非是心智不正常的人。因為現代正常的國家中,人民與政府是壹體,至少理論上是如此,事實上當然不壹定。

古代社會中俠盜羅賓漢、梁山泊好漢的行徑對人民大眾有利,施之於現代社會中卻對人民大眾不利。除非是為了反抗外族侵略者的占領,或者是反對極端暴虐、不人道、與大多數人民為敵的專制統治者。

幸好,人們閱讀武俠小說,只是精神上有壹種“維護正義”的感情,從來沒有哪壹個天真的讀者去模仿小說中英雄的具體行動。

說讀了武俠小說的孩子會入山拜師練武,這種廉潔或事跡,也幾十年沒聽見了。大概,現代的孩子們都聰明了,知道就算練成了武功,也敵不過壹支手槍,也不必這樣的辛苦的到深山中去拜師了。

我沒有企圖在《鹿鼎記》中描寫中國人的壹切性格,非但沒有這樣的才能,事實上也決不可能。只是在韋小寶身上,重點的突出了他善於適應環境與講義氣兩個特點。

這兩個特點,壹般外國人沒有這們顯著。

關於適應環境,在生存競上是優點,在道德上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惡的。

就韋小寶而言,他大多數行動決不能值得贊揚,不過,在清初那樣的社會中,這種行動對他很有利。

如果換了壹個不同環境,假如說是在現代的瑞士、芬蘭、瑞典、挪威這些國家,法律相當公正嚴明,社會的制裁力量很強,投機取巧的結果通常是很糟糕,規規矩矩遠比為非作歹有利,韋小寶那樣的人移民過去,相信他為了適應環境,會選擇規規矩矩的生活。雖然,很難想象韋小寶居然會規規矩矩。

在某壹個社會中,如果貪汙、作弊、行騙、犯法的結果比潔身自愛更有利,應當改造的是這個社會和制度。小說中如果描寫這樣的故事,譴責的也主要是社會與制度。就像《官場現形記》等等小說壹樣。

十壹

中國人的重視人情與義氣,使我們生活中憑添不少溫暖。在艱難和貧窮的環境中,如果在家再互相敵視,在人與人的關系中充滿了冷酷與憎恨,這樣的生活很難過得下去。

在物質條件豐裕的城市可以不講人情、不講義氣,生活當然無聊乏味,然而還得活下去。在貧乏的農業社會中,人情是必要的。

在風波險惡的江湖上,義氣是至高無上的道德要求。

然而人情與義氣講到了不顧原則,許多惡習氣相應而生。中國政治的壹直不能上軌道,與中國人太講人情義氣有直接關系。拉關系、組山頭、裙帶風、不重才能而重親誼故鄉、走後門、不講公德、枉法舞弊、隱瞞親友的過失,合理的人情義氣固然要講,不合理的損害公益的人情義氣也講。結果是壹團烏煙瘴氣,“韋小寶作風”籠罩了整個社會。

對於中國的處境,“韋小寶作風”還是少壹點為妙。

然而像西方社會中那樣,連父母與成年子女之間也沒有多大人情好講,壹切公事公辦,絲毫不能通融,只有法律,沒有人情;只講原則,不顧義氣,是不是又太冷酷了壹點呢?韋小寶如果變成了鐵面無私的包龍圖,又有什麽好玩呢。

小說的任務並不是為任何問題提供答案,只是敘述在那樣的社會中,有那樣的人物,妳們怎樣行動,怎樣思想,怎樣悲哀與歡喜。

以上是我在想韋小寶這小家夥時的壹些拉雜感想。

坦白說,在我寫作《鹿鼎記》時,完全沒有想到這些。在最初寫作的幾個月中,甚至韋小寶是什麽性格也沒有定型,他是慢慢、慢慢地自己成長的。

在我的經驗中,每部小說的主要人物在初寫時都只是壹個簡單的、模糊的影子,故事漸漸開展,人物也漸漸明朗起來。

我事先壹點也沒有想到,要在《鹿鼎記》中著力刻畫韋小寶關於(不擇手段地)適應環境和註重義氣這兩個特點,不知怎樣,這兩種主要性格在這個小流氓身上顯現出來了。

朋友們喜歡談韋小寶。在臺北壹次座談會中,本意是討論“金庸小說”,結果四分之三的時間都用來辯論韋小寶的性格。不少讀者問到我的意見,於是我自己也來想想,試圖分析壹下。

這裏的分析半點也沒有“權威性”,因為這是事後的感想,與寫作時的計劃與心情全然無關。我寫小說,除了布局、史實的研究和描寫之外,主要是純感情性的,與理智的分析沒有多大的關系。

因為我從來不想在哪壹部小說中,故意表現怎麽樣壹個主題。如果讀者覺得其中有什麽主題,那是不知不覺間自然形成的。相信讀者自己所作的結論,互相間也不太相同。

從《書劍恩仇錄》到《鹿鼎記》,這十幾部小說中,我感到關切的只是人物與感情。韋小寶並不是感情深切的人。《鹿鼎記》並不是壹部重感情的書。其中所寫的比較特殊的感情,是康熙與韋小寶之間君臣的情誼,既有矛盾沖突、又有情誼友愛的復雜感情。這在別的小說中似乎沒有人寫過。

韋小寶的身上有許多中國人普遍的優點和缺點,但韋小寶當然並不是中國人的典型。民族性是壹種廣泛的觀念,而韋小寶是獨特的、具有個性的壹個人。劉備、關羽、諸葛亮、曹操、阿Q、林黛玉等等身上都有中國人的某些特性,但都不能說是中國人的典型。

中國人的性格太復雜了,壹萬部小說也寫不完的。孫悟空、豬八戒、沙僧他們都不是人,但他們身上也有中國人的某些特征,因為寫這些“妖精”的人是中國人。

這些意見,本來簡單的寫在《鹿鼎記》的後記中,但後來覺得作者不該多談自己的作品,這徒然妨礙讀者自己的判斷的樂趣,所以寫好後又刪掉了。何況作者對於自己所創造的人物,總有偏愛。

“癩痢頭兒子自家好”,不可能有比較理性的分析。事實上,我寫《鹿鼎記》寫了五分之壹,便已把韋小寶這小家夥當作了好朋友,多所縱容,頗加袒護,中國人重情不重理的壞習氣發作了。因編者索稿,而寫好了的文字又不大舍得拋棄,於是略加增益,以供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