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城的歷史起源：
鹽城因鹽得名，東晉安帝義熙七年（公元411年），“更鹽瀆名鹽城”，此為現名之始，還因城池似瓢以及以瓢賜食韓信的傳說，又名瓢城。鹽城已有2100多年的建縣史和1600多年的建城史。
周代以前為淮夷地，西周初年，魯侯伯禽南遷奄民，部分奄民定居於此，成為鹽城早期拓荒者；周代，淮海維揚州，故屬揚州；春秋時屬吳、後屬越；戰國時屬楚；秦代屬東海郡；西漢初為射陽侯劉纏封地。
漢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漢廷將古射陽縣（今寶應縣壹帶）東部靠黃海部分單獨設縣，因這裏遍地皆為煮鹽亭場，到處是運鹽的鹽河，置鹽瀆縣，屬臨淮郡，東漢屬廣陵郡，這是鹽城置縣的開端。三國時屬魏，廢縣制；西晉又復縣制屬海陵郡。
東晉義熙七年改稱鹽城沿用至今。 鹽政衙門 鹽乃五味之首，古稅之源。海鹽歷史悠久,傳說遠古時期“宿沙氏初作煮海鹽”（今宿遷即得名於此）；“堯曾命禹治水以鹽作貢”。春秋戰國時，吳、越、楚國沿海地區的海鹽生產已初具規模。
西漢時，“東海之瀕也，廣瀉者延袤數百裏皆厥鹵也”。以揚州為統治中心，轄區東至大海的吳王劉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此吳王所以富國強兵而抗漢室也”。
漢代，海鹽由封建政府或貴族豪強置辦生產資料，招收沿海之民和流放之人制作。唐後期在產鹽區設監院，派原制鹽戶和遊民承辦官鹽，免其雜徭，稱亭戶。五代後，制鹽戶除亭戶外，並稱畦戶、竈戶、鍋戶、井戶、鐺戶、鹽戶。宋起，鹽戶或竈戶漸成各種鹽戶的通稱，鹽戶壯丁稱鹽丁或竈丁，給予鹵地草蕩和制鹽工本，所產食鹽作為稅課征收。
對鹽民實行強制性的嚴格管理，鹽民喪失了直接經營和任意開發鹽業的自由，被編為特殊的戶籍“竈籍”，規定“惟竈丁為世業”，並受到嚴格的人身控制。清代仍保持鹽籍，竈課已在“攤丁入畝”法實行後並入地畝征收。
但對鹽民的控制甚嚴，雍正六年（1728）在兩淮鹽區首行“保甲法”，繼而又定“編查法”，定期編定竈籍，清查竈戶。 鹽政衙門舊址 漢武帝時“籠天下鹽鐵”，在全國各地置鹽鐵官署，實行鹽鐵官營。今鹽城壹帶“東有海鹽之饒”，“煮海利興，穿渠通運”。
這裏既是海濱的漁業集散地，又是淮東的鹽產、鹽政中心，農商也有發展，為了加強對這壹地區的管轄，並征收鹽稅，在此設置了鹽鐵官署，並於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設置了鹽瀆縣。鹽瀆就是鹽河之意。
《後漢書?百官誌》言：“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考鹽瀆以產鹽得名”。到東晉時，鹽瀆縣鹽業繁盛，“環城皆鹽場”，安帝義熙年間“更鹽瀆名鹽城”。 隋及唐前期，鹽政事務多由地方管理。自榷鹽法實行後，鹽稅作為專賣收入而獨立，唐後期由度支、鹽鐵二使管理全國鹽務，並在地方設置場、監、院等分支機構。境內有海陵、鹽城二監。
時“鹽城有鹽亭百二十三所”，年產鹽達105萬石（時1石120斤，1斤相當於今596.82克）。 鹽政衙門舊址旅遊景區夜景 唐政府在全國所收鹽稅“歲得錢百余萬，以當百余州之賦”。“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飾、軍餉、百官祿俸，皆仰給焉”。
淮南鹽稅約占全國鹽稅之半，而鹽城鹽稅又約占其半，可見鹽城經濟地位之重要，故在地方誌中有“巨邑”、“上縣”之稱。 宋初，在東南鹽區設提舉鹽事司管理鹽業產銷。下設分司，各轄鹽場。範公堤的修築，“有束內水不致傷鹽，隔外潮不致傷稼之功用”，鹽業生產進壹步發展，真宗時（998-1025），境內二監年產達107萬石以上，仍為淮南產鹽之冠。
元末，廣大鹽民身處濱海荒灘不毛之地，櫛風沐雨，割草積薪，煎煮烘灼，終年辛勞，處在社會最底層。清田北湖在《說鹽》壹書中，寫鹽民“裸居而草衣，脛肘生鹽皆成鹹肉……，自鹽商視之,曾不若犬豕與牛”。沿海民諺說鹽民“生在海頭，曬煞日頭，壓煞肩頭，吃煞苦頭，永無出頭”。
鹽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走之四方”，鹽民的反抗和暴動史不絕書，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當屬縱橫江淮吳越14年之久的張士誠起義。
張士誠（1321年－1367年），小名九四（元朝統治者不許漢人取正名，只能取數字代名，如朱元璋原名重八），泰州白駒場（今屬鹽城大豐區）人，為“泰之白駒場亭民，以操舟運鹽為業。少有膂力，無賴，販鹽諸富家，富家多淩辱之，或勿酬其值。弓兵丘義者，屢窘辱之，士誠不勝憤。
癸巳（1353年）正月，遂與其弟士義、士德、士信結壯士李伯升等十八人”，在界牌頭北極殿歃血盟誓，舉起了造反大旗，這就是當地民間所稱的“張士誠十八條扁擔起義”。
張士誠兵鋒所向，勢如破竹，克興化、破高郵、建大周，切斷了元廷的大運河漕運，粉碎了號稱百萬元軍的圍剿。繼而橫渡長江，進據平江（蘇州），迅速控制了大江南北的大片地區，其“財富甲兵雄於四方”。清代學者顧祖禹說：“元之復亡，未始非士誠先據平江，竭彼資儲之力也”。?
張士誠墓 張士誠在朱元璋和元廷的進攻下，曾壹度接受元廷的封爵,後又自立為吳王。在舊官吏、舊知識分子地主階級思想的侵蝕下，張氏兄弟及其將領們迅速蛻變，走上了腐化墮落的道路。史載“本皆起於寒微”的“士誠兄弟驕奢*逸，懈於政事”，忙於大興土木，修建宮樓，“招延賓客，日夜歌舞自娛”；從草堰、白駒來的高級將領們也“多擁兵眾為富貴之娛”。
平江“城中資糧盡罄，壹鼠至費百錢。鼠盡至煮履下枯革以食”,尚堅守10月有余。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城破，士誠命後妃登齊雲樓自焚，“三百紅妝同日死”。
他自己自殺未成，被俘後“寧死羞作歸義侯，閉口不飲建業水”,押送應天府（南京），整天閉目、不言、不食,被朱元璋下令“禦杖四十而死”（亦說自縊而死）。 張士誠出身貧苦，深知鹽民疾苦，提出“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把人民“饑欲食，寒欲衣”當作“道”。
還設想了“務本”、“節用”和“均分”等社會的措施，針對家鄉“竈產不均貧者多失業”的不平現象，提出了“均分”草蕩土地的主張。張士誠敗亡、明朝建立後，朝廷曾對蘇杭壹帶課以重捐。張士誠為人寬厚多仁，賦稅輕斂，因此吳人對他頗多懷念。
至於明人書中對他的多種指斥，多不屬實。張氏屬下貪縱，但並不殘暴，也未濫殺民眾，加之吳地殷富，即使東吳官員愛錢，也不是刮地三尺那種貪殘。反觀朱元璋，恨吳人為張士誠所用，他取大地主沈萬三家的租薄為依據，格外加賦，高達每畝實糧七鬥五升，數年時間吳地中小地主消滅殆盡。明朝人貝清江記載說：“三吳巨姓……數年之中，既貧或覆，或死或徙，無壹存者。”
蘇州等地多為“張九四”立祠，何山公園內張王廟現為蘇州市文物保護單位，當地人壹直很懷念昔日張士誠輕徭薄賦的仁德，每年陰歷七月三十日拜廟焚香，托名為地藏菩薩燒香，實際上是燒“九四香”。
蘇州北寺塔現存張士誠紀功碑，亦名陵平造像碑、張吳王紀功畫像石刻，又稱報恩寺石堪造像，1957年列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 據《吳門表隱》所載，此碑為元末江南富豪沈萬三所置。近代金松岑等學者對圖中冠服器物作索隱考證，斷定其為元代雕刻，並認為刻的是至正十九年張士誠迎接元使伯顏的場景。?
元明兩代，在揚州設兩淮都轉運鹽使司，統轄蘇北13座鹽場。清代，設鹽政、鹽場設鹽使。民國初，兩淮設鹽政局，衙署舊址位於鹽城市區。因海鹽成本高，漸興礦鹽和井鹽，境內63家鹽墾（墾殖）公司相繼開發灘塗，種植糧棉。
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境內蘇中、蘇北抗日根據地鹽區，通過接管舊鹽務機構，擴大產銷，征收鹽稅，為支援戰爭和鞏固發展。新中國建立後，兩淮鹽務統歸中央財政部鹽務總局管轄，成為名副其實的“華東銀倉”。
灌東、新灘兩座鹽場面積200多平方公裏，權屬及區劃調整後，作為國家級海洋循環經濟示範區和海江河聯動發展示範區核心區，位於江蘇濱海新區區域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