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們講述的第248位真人的故事
我叫何波@何波，祖籍江蘇，1972年出生於上海。
90年代，父母作為訪問學者帶我來到芬蘭，為了面子我選擇留在國外生活。剛開始，異國的生活並不順遂，整個國內不足1000華人，工作很難開展。 摸爬滾打11年後，我的生活逐步進入正軌，還娶了德國留學生。直到孩子出生，我突然心生恐懼，不得不告別生活27年的芬蘭。
1972年，我出生於壹個知識分子的家庭中，父母都是北京高校的教師，後來響應下鄉政策，來到安徽工作。從記事起，我們壹家就生活在壹個大院子裏，這裏安靜祥和，還有很多小夥伴。
那時候，物質匱乏，買東西不但用錢還得憑票。 父母是北京戶籍，這些糧油關系的票據都是從北京獲取的，為了能將它們派上用場，不得不把票據轉成全國的，最後再換成安徽的。 這是我童年生活中，感覺最為麻煩的事情。
好在凡事都有兩面性，由於父母北京下遷的光環，我們所住的大院，幾乎很少停電停水，這在那個年代非常難得。童年的生活，無憂無慮，家裏雖算不上富裕，但父母給了我和妹妹，在他們能力範圍內最好的生活。
時代的發展，帶來了更多的機遇，也讓我們壹家的生活軌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改革開放以後，父母幸運地獲得了作為第壹批留學生，去英國留學的機會。 經歷了兩年的留學生活，父母為了增長學識，90年初又申請了作為交換訪問學者，到芬蘭學習的機會。1995年，父親為了能讓我和妹妹學習深造，開拓眼界，便帶我們到這裏讀書。
那時候，出國熱盛行，很多人砸鍋賣鐵借錢出國，夫妻壹方和孩子留在國內是常有的現象。 而且，在當時人們的認知中，能留在國外的都是有本事的人，沒本事的才會混不下去回國來。以至於，父母留學回國後，我和妹妹仍選擇繼續留在芬蘭發展。
然而，在異國生活和打拼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初到芬蘭時，我仿佛陷入了壹個“文化荒漠”，語言、文化、生活上的差異，給我帶來諸多不適，再加上對國內、家鄉的思念，讓我痛苦不堪。那個時候聽不到鄉音，吃不到中國菜，也交不到朋友，感覺自己的圈子壹下子縮得很小。
當時大使館每隔壹段時間會把人民日報的海外版發給我們， 由於沒有什麽國內的東西可以看，我就把海外版報紙讀了壹遍又壹遍，直到把它翻爛，心裏能默背下來。 還感慨這裏，為什麽不像倫敦、巴黎，華人眾多，有中文的圈子，可以用中文交流。
那個年代，想在芬蘭買中國的調味品，比如辣椒醬、榨菜、醬油，簡直太難了，除非坐船去瑞典的斯德哥爾摩的亞洲超市。
對於像我這樣的窮學生來說，想做中國菜比登天還難。 而且芬蘭這邊人吃東西很簡單，就是烤壹烤或者微波爐熱壹下，吃得原汁原味，完全沒有炒菜這種概念。學校裏雖然給配了爐子，但它功率不大，除了能煮點東西之外，別無它用。
父母雖是高校老師，但他們微薄的工資，並不足以供我和妹妹在國外生活。而且，我們也希望能減輕家裏的負擔，留學期間壹直想方設法勤工儉學。
可是，異國的生活，就像在空中行走，腳下沒有任何保護，每壹步都格外艱難。 在還沒有融入當下環境的情況下，我找不到什麽上得了臺面的工作，只能幹些粗重的體力活。
當時在芬蘭的華人很少，大約只有1000人左右。 可想而知，作為壹個黑頭發、黃皮膚的亞洲人有多惹眼，比如當初我去做壹份清潔工的工作，旁人投過來的眼神。 雖然不是歧視妳，但那些好奇的眼神就可以殺死妳。 那種當初在國內作為大學生“天之驕子”的自豪感，頃刻間被擊得粉碎。
勤工儉學的日子很辛苦，但身體上的苦只是壹小部分，咬咬牙就可以挺過去。精神上的孤單寂寞才是最苦、最難熬的。 而且，那陣兒也沒有互聯網，打電話又貴，以至於我郁悶狀態持續了好幾年。
當時只能通過公用電話亭，打電話和國內聯系。那會兒還沒有歐元，芬蘭人用的貨幣，叫芬蘭馬克。電話亭的兩個硬幣孔，分別能塞進壹馬克和五馬克的幣值。我們打多了便發現，連續塞5個壹馬克的，要比塞1個五馬克的，能多打30多秒。
為了能花最少的錢，打最多的電話。我們常常換壹兜子壹馬克的硬幣，拿個塑料袋裝著不停地往裏塞。
盡管打電話，能稍稍療愈我，但它只能暫時緩解我在異國的孤獨冷清。想要在這裏生活，還需要融入當地的文化，最基本的就是要攻克語言這壹關。
芬蘭是壹個雙語制的國家，語種分別是芬蘭語和瑞典語，但是整個 社會 層面，百分之九十都是講的芬蘭語，講瑞典語的很少。在 社會 層面上，當地人會先用芬蘭語或者英語與外國人交流。
然而不湊巧的是，我當時讀的是瑞典語的大學。 在學校學習時，雖然可以用英語和老師交流，但礙於自己的啞巴英語，還是遇到很大的問題。他們說什麽，我聽不懂，自己想說什麽，也要提前考慮各種語法結構，等到知道該如何表達了，那個場合已經過去了。
那時，沒有免費的資料去學習，我也花不起錢，為了提高英語水平，我去看了大量的美劇。 由於電視沒有錄像功能，我就把它當成上課壹樣，聚精會神地看每壹集。
幸好大多數美劇都比較貼近生活，經過壹段時間的磨練，我的英語水平有了顯著提高。另外，通過在學校裏有意識地學習，我的瑞典語也進步不少。
語言的進步，讓我先前的溝通障礙得以緩和。漸漸地，我開始交到了朋友，還了解了不少當地的新鮮事。
記得有壹次，我受朋友邀請到他家裏做客。吃完飯後，朋友叫我去蒸桑拿。 在芬蘭，蒸桑拿是傳統的待客之道。 只是讓我沒想到的是，在鄉下，壹家人會不分男女老少，赤誠相待在壹間房裏蒸桑拿。當時我真是尷尬極了，恨不得用腳趾，在地上摳出個洞鉆進去。
桑拿是芬蘭走向世界的壹個文化特色，在鄉下傳統的桑拿，是建在湖邊、海邊或者河邊。
芬蘭人不喜歡酷熱的天氣，氣溫超過30 ，就覺得難以忍受，卻鐘愛“冰火兩重天”的體驗。 桑拿溫度很高，壹般80 100 ，芬蘭人喜歡在桑拿屋待很久之後，跳到冰涼的湖裏。甚至冬天，在湖面上鑿個洞，從桑拿屋出來直接跳進去。
朋友說，他們從小就這樣洗桑拿，壹周洗兩三次，桑拿滲透在當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後來我還了解到，除了辦公室、船上有桑拿屋，就連礦井裏，深入到下面200多米的地方也會有礦工們洗桑拿。
最令人驚奇的是， 在赫爾辛基有壹個桑拿屋是建立在摩天輪上，可以壹邊洗，壹邊看風景。 還有滑雪纜車的吊艙裏，也有桑拿屋。據說芬蘭人在打仗時，挖戰壕以前，也要先建了桑拿屋，沒有桑拿都不願意幹別的。
留學這幾年，我了解了不少當地的風土人情、文化特色。芬蘭人大多比較友好，雖然我沒碰到過歧視，但是在找工作上還是遠不如當地人有優勢。
幸運的是，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帶來了更多的就業機會，我的生活也有了起色。 通過它，我可以更方便地了解國內情況。記得當時，我在網絡收音機搜到的第壹個在線的中文頻道叫西湖之聲，那陣兒我幾乎每天都會在網上收聽，這個習慣持續了好幾年。
2001年，我獲得第壹份比較正式的工作，是給酒店做數據相關維護。 期間由於有經濟焦慮癥，我還會利用其余時間打幾份工。那時候常常是早上五點起床幹活，壹直幹到晚上11點。
為了準時上班，我買了張CD，通過每天定時播放歌曲，叫自己起床。由於CD機沒有續放功能，每天都只能從頭放。 搞得我那會兒聽到這張CD的開頭，就會很煩躁，因為又要起床了。
彼時的生活，讓我疲憊不堪渴望休整。 於是，在2004年夏天，我將所有工作都辭了，和朋友壹起租了輛車，去北歐玩轉了壹圈。 出乎意料的是，這次旅行不僅讓我的心身得到放松，還給我帶來了新的工作機遇。
正是這次 旅遊 經歷，讓我發覺當導遊是份不錯的工作，不僅能賺錢，和更多人交流，還能到處玩。回來後，我在網上看了大量的相關招聘信息。
機緣巧合，我遇到了領我進 旅遊 行業的師父。那個年代，來北歐的，除了壹些公務團或者商務考察團，私人旅行團鮮少。師父當時接了很多，商務團隊來北歐考察的單子，急需用人。我就遞了簡歷， 他看我有大學背景，又去過美國，會講中文，有駕照，還轉過北歐，覺得我比較有經驗，便錄用了我。
沒承想，當壹名合格的導遊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剛開始帶團時，就狀況百出。後來為了提高自己的溝通能力和業務水平，我去參加了壹個學習班， 考取了職業導遊證，算是芬蘭第壹批正式的掛牌華人導遊。
期間，我帶了不少旅行團隊。最讓我開心的是，有機會碰上國內同胞來這旅行，熟悉的語言，壹樣的皮膚顏色，讓我倍感親切。
那時，有不少國內的旅行團來到芬蘭。由於他們大部分沒有來過歐洲，只是憑借地圖和網上的資料安排遊客，在旅行中遇到了不少麻煩。
於是，他們找我來幫忙，這份來自國人的信任，讓我倍感榮幸。沒想到的是，無心插柳柳成蔭，我因此積累了不少人脈和資源。
然而好景不長， 2006年師父的公司轉型，沒有了帶旅行團的業務，我淪為失業人員。 原本充實的生活，瞬間變得空虛、焦慮和不安。
失業的壓力，讓我萌生了創業的打算。但自己開公司並不是件簡單的事，我查閱了大量的資料，學習相關法律；籌集資金，租經營場地，置辦設備儀器，跑各種資質……忙得焦頭爛額。 幸好，功夫不負有心人，公司順利營業。
有趣的是，生活中總會有些猝不及防的驚喜。我在公司帶團期間，碰巧認識了今後和我攜手相伴的戀人。
她是湖南人，當時在德國留學，正好在假期陪母親遊玩時，參加了由我帶領的北歐旅行團隊。相仿的年紀和相似的留學背景，拉進了我們的關系。 說不完的***同的話題，讓我們互生好感，漸漸地走到了壹起。
戀愛期間，我每隔壹兩個月就會飛去看她。芬蘭和德國相距不遠，當時歐洲有很多廉價航空。 最便宜的壹次，我僅花了5歐元，便買了壹張飛3個小時的機票，她在寒暑假時也會過來看我。 但異地戀註定不容易，中間的小摩擦也是家常便飯。
有壹次，鬧矛盾後為了哄她開心，我決定開車去見她。 芬蘭到德國有個24小時的輪船，我特意早上六點鐘出發，坐了壹夜的船。第二天快八點才到德國南部，下船後又開了6個小時的車，才到她所在的城市。 到那時已經是深夜，於是我在車底裝了很多底燈，然後打電話叫她下來，她看到後既震驚又欣喜。
我是壹個不擅長言辭的人，這已是我想到最浪漫的表達方式。後來，女友畢業，打算來我身邊。當時為了給她辦芬蘭的居住證，頗費了壹番周折，還因此鬧出壹場烏龍。
那時只能以公司的名義，給她辦工作性質的居住證，但芬蘭這邊招聘是公開的，必須要在勞務部門發壹個招聘廣告。結果發完之後，勞務部門三番五次地跟我說，這裏有很多失業人員，受過職業訓練，工作能力強，妳為什麽不招？搞得我頭大。
逼不得已，我就把招聘條件的範圍越縮越小，條件越來越單壹，就差直接跟勞務部門說，我想招的人是我的女友。
女友過來以後，在事業上幫了我不少。期間我們結了婚，公司發展也越來越好。但隨著歐盟東擴，我們的旅行團遭遇了不少麻煩事。
很多東歐人過來，偷遊客的東西。 遊客丟錢包還是小事，最頭疼的是丟護照，要先去警察局開證明，到大使館補辦臨時通行證，還要拍照等等。所幸，在壹番折騰後，這些麻煩事最後都能壹壹解決。
旅遊 帶團這些年，我也算側面見證了，祖國變得富足強大的過程。 國內的 旅遊 團由之前的公務團、商務團，到現在隨著聖誕老人村、北極光、冰雪等項目在國內的逐漸火熱，更多老百姓開始慢慢地願意到北歐來玩，這些無壹不折射出中國發展的日新月異。
還記得，1998年的回國經歷，當時國內很多人還不知道芬蘭的存在 。壹次聚會上，朋友都很好奇我留學的地方。有朋友就問，妳去的國家是有風車嗎？我說那是荷蘭，還有朋友問，那個地方是不是有集中營？我說那是波蘭。
其實，剛來芬蘭時，很多當地人對中國、對亞洲也沒什麽概念。我跟朋友去酒吧玩，他們問我是從哪來，我讓他們猜猜，他們有的說朝鮮，有的說日本，還有的說韓國，圍著中國壹圈下來，就是不說中國。
而且整個 社會 上，基本看不到與中國有關的東西。 90年代，芬蘭這邊只是有些低檔的服裝是中國產的，後來發展到滿大街都可以刷銀聯、網上付款，都是針對中國遊客。
很多小商小販跟妳打招呼的第壹句話，由こんにちは（空尼奇瓦）變成妳好，也是壹個潛移默化的過程。
街上會出現中國風的東西，偶爾會碰上很擅長講中文的老外。從中可以感覺到，這樣壹個偏遠的歐洲小國，對中國也開始慢慢重視起來。
另外，芬蘭航空是最早和中國建立直航的西歐航空公司，1988年就有從芬蘭赫爾辛基到北京的支行，壹度成為北歐和中國聯系最重要的。之後，隨著國內市場的打開，又增加了到香港、上海、成都等地的支行。
在異國見證祖國的發展壯大，讓我欣喜不已、驕傲難抑，但彼時的我怎麽也沒想到，會因壹個聽聞，對未來心生恐慌。
我在芬蘭生活多年，看到了太多華人子女，由於從小缺乏國內文化的教育，各方面都以西方文化為主，甚至不願意吃中餐。 這讓我心生焦慮，唯恐我的下壹代忘記自己的根脈。
之前聽說過朋友女兒的壹個故事，讓我久久不能釋懷。 朋友夫妻倆也是在芬蘭打拼生活，他們的女兒在芬蘭出生、上學。起初，夫妻倆想讓孩子學好中文。於是，在女兒放學後，給她安排了中文課程，但孩子天性愛玩，她就把這件事告訴了學校老師。
結果，老師就指責夫妻倆，違反了芬蘭的教育大綱，影響了孩子快樂的童年。
這個女孩就在老師的“庇護”下，擁有了不學習中文的權利。 女孩上學時成績壹直都很好，後來考上了芬蘭最好的商學院。 但之後，發生的壹件事讓她追悔莫及。
她在商學院時，幫助課題組教授寫文章， 教授看她是中國人，說：“妳是中國人，正好我們要研究中國市場，這裏還有很多中文資料，妳幫我去研究壹下。”聞言，女孩呆楞在原地。
原來女孩除了能聽、能說中文，她看不了也寫不了中文。這時候，她再想埋怨父母當初為什麽不逼自己壹把，以於事無補。
這件事對我的觸動很大，我覺得孩子學什麽語言都可以，這並不是非常難的事情。 但是如果妳把壹門14億人說的語言給放棄掉了，去學壹門全世界只有600萬人說的芬蘭語。 即使學得再精通， 也只能和600萬人交流，這無異於丟了西瓜撿了芝麻。
此事後，我開始考慮將芬蘭的業務重心，移向國內。我希望自己的孩子以中國文化為主，不要忘記中國的文化傳承。即便以後他可能到西方留學或者深造，但我仍然不希望我們之間會有文化隔閡。
另外，中國人都是以孝為先。父母年紀越來越大，也需要我們的照顧，再加上國內發展的越來越好，這些更堅定了我帶妻兒回國發展的決心。
2013年，妻子懷孕，我將她送回國內老家後，開始了往返與國內和芬蘭的兩地生活。 期間，大部分時間我留在國內陪她，空余幾個月飛往芬蘭處理公司業務。
2014年，我們迎來了孩子的降生。為了日後在國內的生活，我開始有意識地了解相關的國內市場和經營模式，參加朋友聚會，也會去學習些酒桌文化，並和壹家法國公司合作，在上海開了辦事處。
沒想到，壹場疫情來襲，將我滯留在了芬蘭。 如今，我和妻兒父母雖暫時不能團聚，但看到孩子們在國內的茁壯成長，心裏的踏實感難以言說。
李嘉誠曾說：“ 任何事業的成功，都彌補不了教育子女的失敗。” 我深以為然。教育子女是個道阻且長的過程，需要家長去做好模範，並與孩子建立聯結，而祖國文化教育更是不可或缺。
口述：何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