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曾國藩與中國近代文化
中國近代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在許多人眼裏被視為是相對立的，說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封建文化，封建文化的核心是儒學，它的特點是“重倫理，輕科學，重政術，輕生產，重傳統，輕創新，重保守，輕改革，也就是所謂重道輕器，重本輕末，重義輕得”。而中國的近代文化，實際上是資本主義文化。它不是從中國的土壤裏孕育出來的，而是從國外移植過來的西方近代文化。西方近代文化的核心是科學與民主。
嚴復曾經對中西文化進行過比較，指出：“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方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壹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也有的說：“中國文化的本質是聖人的道，而西方文化的本質是器物技藝。”中西文化無疑在本質上是對立的。但西方近代文化移植到中國的土壤裏萌發生長，就必然具有中國特色。
中國近代文化是通過西方近代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長期的對抗、鬥爭、調和、融會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它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西方近代文化。因此，中國近代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雖有對立的壹面，也還有相通之處。處在這個文化轉型時期的歷史人物，多有通融兩種文化的品格。曾國藩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
論者普遍認為，曾國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有的論者甚至說，從某種意義上講，曾國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化身。如果說，儒家文化可以分為早、中、晚三個發展時期，並有與之相應的三個代表人物的話，那麽早期為孔子，中期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國藩了。曾國藩確實繼承了中國以儒學的綱常名教為核心的傳統文化。這次提交大會的許多論文都涉及這壹點。
曾國藩完全按照儒學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壹生。他恪守“三綱五常”之道，認為“君雖不仁，臣不可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他本身的“以禮自治，以禮治人”，“執兩用中”，“持盈保泰”，“剛柔相濟”，“勤、儉、謹、信”的自我修養，其家訓的“八本”、“八字”、“四條”、“四敗”等等，均反映了曾國藩地道是集中國傳統文化的大成。對於“三綱五常”的評論，論者之間是有分歧的。
有的論者視“三綱五常”為糟粕，甚至認為它是最不適應時代，最稱糟粕者，有的論者則有異議，認為既然對中國傳統文化要壹分為二，為什麽對這個傳統文化的核心三綱五常就不能壹分為二呢？能否說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部分全是糟粕呢？只有非核心部分裏才有壹些精華呢？顯然，不能如是說，如果這樣說，豈不是從全體上否認了傳統文化嗎？事實上，在過去相當長壹個時期裏，把忠、孝、悌、仁、義、禮、智、信視為糟粕，或不講，或不提倡，並沒有給我們社會帶來什麽好處，反而深受其害。有的論者說，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是為了維護中國的傳統文化。而有的論者則說，曾國藩維護的首先就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而是它的糟粕。
曾國藩既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能否可以說：曾國藩對西方文化就全盤拒絕呢？許多論者認為，不可以，他既不是對西方文化不分良莠壹概拒絕的封建頑固派，也不是不顧中國國情對西方文化壹律照搬的所謂“全盤西化”派，而是主張中西文化相結合的“中體西用”論者。
曾國藩對中西文化，都是持揚棄態度，對彼此的長短有個清醒的認識，強烈的民族意識使他把中國傳統文化放在主體地位，而輔以西方文化。有的論者指出，曾國藩在高揚“衛道”旗幟的同時，把傳統儒學中的“經世致用”精神發掘出來，形成“義理經濟”合壹的新格局，給傳統文化賦予了新的生命力，恢復了其中號召士林，維系人心的作用。正是因為他對傳統文化的長短有透徹的了解，他就能夠吸取並發揚傳統文化的精華，能夠引進西方近代文化。
有的論者指出，曾國藩是引進西方科技的帶頭人，是引進西方近代文化的倡導者。“第壹個上奏提出‘師夷智以制船造炮’者是他；第壹個造出輪船者是他；第壹個派人出洋購買成套‘制器之器’者是他；第壹個提出‘官督商辦’者是他”。第壹個上奏促成容閎實現派遣留學生計劃的，也是他。
曾國藩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之集大成者，為什麽又能夠成為引進西方近代文化的帶頭人呢？為什麽能成為中國近代文化的開創者呢？有的論者論述道：“這主要是出於兩個方面的原因：壹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固有性質，壹是曾國藩的自身特點”。他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儒學既有保守性，也有進取性，既有封閉性，也有開放性”，不同意說儒學完全是封閉的，保守的，正是儒學的某種進取性、開放性，導致中國面對西方資本主義思想文化體系這壹幾千年來從未遇到過的對手，能夠提出自己的對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力圖在保持自身思想文化體系的前提下，學習西方的某些長處，諸如堅船利炮之類，以與之對抗”。
這是曾國藩之所以開創近代文化的客觀方面。其主觀方面，是自身原因。論者說“首先，他不僅是個學者，還是個政治家。他學習壹切學問的目的，都是為了用以解決統治階級所面臨的政治問題。所以，他借以建功立業的學問主要並不是理學，而是經世之學”。他著眼於整個統治階級之最高利益和興衰安危，而不僅僅是壹個學派的興旺發達，因而，他治學向無門戶之見，對壹切有用的知識、學問，都主張全盤接受，融會貫通，“應時切要，擇長而用”，“習洋人之長，以強化自身。”
再者，曾國藩在鎮壓太平軍的過程中，多借洋器之器，洋人之力，亦取得成效，並使得他嘗到了甜頭，增強了師夷之長的自信心。有的論者同意上述主客觀方面的分析，但強調說，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近代文化並不是絕對對立的，對立之外還有同壹的方面，正是同壹性才能使兩種對立的文化調和融匯，產生出具有中國歷史和國情特色的中國近代文化。
論者們還進壹步提出了另壹個問題，即曾國藩引進了西方近代文化，是否因此使自己的文化思想有所改變呢？有的論者說：“過去認為，曾國藩作為理學的最後壹位代表和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壹根精神支柱，其思想全部都是屬於封建主義的。其實不然，綜觀曾國藩的言論著述，除了有自覺為封建主義衛道的壹面之外，還不自覺地對封建之道有所舍棄，有所改變；尤其是在文化精神上，邁出了由傳統文化走向近代的蹣跚步履；對中國近代文化精神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本人也是支持這種說法的。因為，西方近代文化等進入，中國社會存在變了，曾國藩的思想是有可能變化的。特別是作為壹個引進西方近代文化的帶頭人，其思想不可能沒有變化。中西兩種文化，不可能像兩種柿子（土柿子和洋柿子）放在壹個麻袋裏互不幹擾壹樣地放在人的頭腦裏。前面我們提到要看到中西兩種文化的對抗、沖突、鬥爭。中西兩種文化的對抗、沖突、鬥爭不僅存在於社會上，也存在於曾國藩的思想中。因此，曾國藩與倭仁的區別，不僅僅是曾國藩多壹點主張引進西方科技的差別，而是壹個應時變通的洋務派首領與壹個封建頑固派頭頭的差別，主要是新舊兩種思想流派的差別。他們之間的鬥爭，不是個別問題之爭，而是主義之爭。有的論者也論證說，“曾國藩確實開始了由古代文化精神向近代文化精神的轉變”。
因此，我們可以用這樣壹對聯語來概括曾國藩在文化方面的成就和貢獻：
宗宋弘漢，衛道崇文，繼前儒事業；
救亡圖強，興工振教，啟近代風流。
當然，對曾國藩在文化方面的成就和貢獻不能評估太高，只能實事求是，他畢竟還只開始了中國傳統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轉變，他只是中國近代文化的主要的首創者，自然還有許多缺陷。他的保守性還相當大，如有的論者指出，他在整頓兩淮鹽政時，“堅決反對采用洋人的辦法管理鹽船的厘稅征收工作，對其子女請西醫為夫人看病，也心感不快”。但是，對曾國藩也不能要求過高，例如說他，“對西方的政治制度與思想體系，諸如***和制度與自由、平等、博愛等，是決不會引進的”。
其實，這不是他個人的問題，在他之外，沒有其他人引進過這些東西。在他之後相當壹個時期，也沒有什麽人主張引進這些東西。只是到了甲午戰爭之後，中國才有人從西方資產階級武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和民權、平等等政治思想武器，用來批判封建文化。有的論者說，“在歷史和文化大轉換的時期，開始壹段時間內，人們對於這種新形勢、新情況和新事物的認識是遲緩的，且不說在新舊文化和中西文化的對抗和沖突中，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學（舊學）的勢力遠遠大於‘西學’（新學），就是在先進思想家身上這種新舊文化的對抗也是表現得十分明顯的”。
曾國藩之不引進西方***和制度與自由、平等、博愛，不是他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的問題，歷史的問題，時代的問題。我們不能就文化來談文化，而必須聯系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變化來談文化的變化。“只要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不發生重大的變化，封建的文化結構和層次也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變。”曾國藩活動時期，中國還未出現封建經濟基礎大變化，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還僅僅是因為曾國藩的引進西方長技而隨之在中國重新萌發和產生。
經濟基礎尚未能提出要引進西方***和制度與自由、平等、博愛的要求。假如，曾國藩真提出要引進什麽西方***和制度與自由、平等、博愛，那他就不是經世致用的務實者，而是空想家了。可是，當時中國連產生這種空想家的條件都不具備。此外，我們還應看到，文化的變化，壹種新文化的建設，有壹個相當長的由器物層面開始，到制度層面，再到思想意識層面才完成的邏輯進程。曾國藩只能做到他在中國近代文化器物層面開創時期所能做到的事。這壹點，他做到了。因此我們稱他為近代文化的首創者。
二.曾國藩與太平天國
曾國藩有近20年與太平軍長期作戰，打敗太平天國是他壹生事業的頂峰。對他的評價不能不與對太平天國的評價相關聯。有些論者堅持傳統觀點，認為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是歷史的罪人，劊子手。因為太平天國運動是農民起義，而農民起義是歷史發展的動力。但有些論者的看法則有所不同，認為，“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無論是文化觀念決定壹切的觀點或農民戰爭是歷史發展動力的觀點，都帶有很大的主觀性與片面性。
我們評價歷史人物和事件，主要是看它對社會的發展是起推動作用或阻滯作用。洪秀試圖引進西方宗教的教義來發動壹場推翻滿清王朝的農民戰爭，但所引進的並不是新教倫理精神，而是中世紀的宗教神學，並使之同中國本土的封建迷信與農民起義的樸素平等觀念相糅合，成為太平天國神權政治的精神支柱，因此，太平軍如若取得全勝，洪秀全的神權政治得到鞏固，有可能會把中國拉回到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時代去。
曾國藩作為傳統文化與封建政權的捍衛者，他的立場顯然是保守的”。“但是，洪秀全的神權政治比曾國藩所維護的封建政權更落後，兩害權取其輕，曾國藩鎮壓太平軍獲勝，縮短了瞎折騰的時間，對社會歷史的發展反而較為有利”。這與馮友蘭對太平天國的看法是壹致的。但不同意馮友蘭認為鎮壓太平軍起到了抵抗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作用的看法。
有的論者則完全不同意馮友蘭的看法，認為“洪秀全、楊秀清等太平天國領導人的思想言行，雖然塗上壹層‘天父天兄’等神道設教色彩，但其愚昧、落後和迷信的程度，究竟不同於壹般的會道門，就其所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資政新篇》等綱領性文件而論，實際上已帶有壹定的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有別於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民起義。因此，‘神權政治’倒退到黑暗時代的假設，顯然是根據不足的。因此，太平天國還是難於否定，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罪責難逃。”
有的論者認為，曾國藩鎮壓太平軍當然是罪行，但此罪行並不影響曾國藩成為值得肯定的人物，因為許多地主階級的優秀分子都仇視或鎮壓過農民起義，從南宋的嶽飛，明末清初的王船山，到近代的林則徐等，都沒有因此而影響他們成為民族英雄等正面人物。在同壹原則上，對每個歷史人物應壹視同仁。鎮壓農民起義是地主階級的本性使然，這是他們的階級局限，重要的是看他們此外還做了些什麽。他們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了什麽作用。
有的論者認為，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的功過與太平天國本身的功過正相反對，認為太平天國的功有三：第壹，極大地沖擊了整個封建統治秩序；第二，太平天國雖然在形式上沒有超出舊式農民起義的框框，卻顯露出資本主義近代化的趨向；第三，太平軍給外國侵略者以沈重打擊。
太平天國的這些功必須肯定，曾國藩鎮壓了作出這些功績的太平天國當然是有罪的。但是太平天國也有過，第壹，太平天國沒有給農民帶來解放，只是換了某種名義把農民仍舊束縛在封建剝削制度之上；第二，太平天國也沒有代表和建立新的生產關系，它設計的平均主義的藍圖，是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在實質上乃是帶有反動性的；第三，太平天國不加分析地反對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對當時和後世社會產生了不良影響。
如果說，兩個政權，都是封建政權，那末消滅哪壹個都是壹樣的。太平天國既然已經轉化為封建政權，甚至還加了神權統治，我們就不必因它源於農民，就予以特殊待遇。很難講這個政權會比清政權好。曾國藩鎮壓了有此四過的太平天國，不應認為有罪，而應認為有功。總而言之，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是有過也有功。
三.曾國藩與洋務運動
現在，普遍認為，曾國藩是洋務運動的首領，隨著人們對洋務運動的重新認識，從而對其首領曾國藩也必須重新認識。洋務運動被論證為中國第壹個近代化運動，因此曾國藩就成為中國近代化的開創者。中國的近代化運動雖然壹開始就有懷著各種目的的洋人的參與，但其主流是中國人自己的活動，它的愛國性和進步性已經日益為更多的人所認同。因此，對曾國藩的洋務思想及其實踐的愛國性和進步性，爭議日少。
此次會議對此也無大的爭論。有的論者說，對曾國藩的洋務思想應壹分為二：曾國藩將魏源的“師夷之長技”思想付諸實踐，率先造船制炮，興辦近代軍工及科學技術，是應當肯定的；對其所興所造“不用於制夷”而“專用以制民”，是應該否定的。對此，有的論者反駁說，說曾國藩所興所造“不用於制夷”而“專用於制民”，是沒有根據的。曾國藩說，“目前資夷力以助剿濟運，得以紆壹時之憂；將來師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遠之利。”其自強禦侮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
有的論者專門論述了曾國藩的自強禦侮思想的形成、內容、淵源及其定位，深化了人們對曾國藩自強禦侮思想的認識，進壹步肯定了曾國藩的愛國精神。有的論者對曾國藩的“師夷智以造船制炮”壹語中的師夷智提出了新的看法，在此之前，人們認為曾國藩的師夷智僅僅是繼承了魏源的“師夷長技”，沒有看出這“智”與“技”的差別。
這位論者說，“智”的內涵比“技”的內涵大多了。“技”所包含的只不過是堅船利炮的武器之類。魏源明確說：“節取其技能，禁傳其學術”。而曾國藩的“智”則既包涵了“堅船利炮”的技能，也包涵了“制器之器”以及與此相關的科學文化或其他先進的文化，乃至包括魏源要禁傳的學術的某些部分。曾國藩不僅有此思想，而且付諸實際行動，可見曾國藩比魏源眼光更遠，勇氣更大，思想更開放。曾國藩用“師夷智”作為學習西方文化的行動綱領，比其同輩也要高明。
對曾國藩倡導的洋務運動的成就問題，這次會議仍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論者堅持原有的看法，認為“洋務運動最終還是失敗了，不僅沒有兌現富國強兵的許諾，反而使中華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危機”。多數論者不同意這種看法，認為，“在曾國藩生前死後，他領導的洋務運動收到了不容忽視和低估的成效。單以反侵略而論，活動對罅日本1874年侵臺戰爭的擴大，對左宗棠收復新疆，對中法戰爭戰場上的勝利，對壹再挫敗日本吞並朝鮮進而侵略中國的陰謀，對推遲甲午戰爭的爆發，都產生了切實的積極作用。”
也有的論者說，“我們的結論是：曾國藩是洋務運動的開拓者，洋務運動是振興中華的救國運動。洋務運動本身的目的雖沒有達到，但它在中國近代史上是有十分深遠意義的，它促進了中國的產業革命，導致了中國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培養出了壹批革命人物，最終導致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
四.曾國藩與近代中國外交
曾國藩的外交，過去多少年內壹直被簡單地認定為是妥協、投降的外交。10多年來，史學界開始提出異議。此次會議論及外交的文章也不少。有的論者說，“人們對曾國藩常用‘軟弱’、‘妥協’、‘媚外’、‘投降’、‘賣國’等責罵之詞，未免有欠公允。因為曾國藩的羈縻外交思想，實際上是對強敵權且籠絡，爭取壹個和平環境，速圖自強，最終達到禦侮的目的。
曾國藩能正確地審時度勢，知道中外實力懸殊甚大，和列強硬碰，靠武力與之周旋，是不明智、不現實的。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貧窮落後、受人欺侮的國家，要生存，要反弱為強，舍此羈縻外交，別無良策。曾國藩的外交方針有四個字：”誠‘，推誠相見，’信‘，信守和約，’爭‘，據理力爭，’和‘，外敦和睦“。
至於對天津教案之處理，雖然，曾國藩自己也感到“內疚”，但有的論者指出，這主要不是他個人問題。當時，如何處理天津教案，朝廷本身有“論勢者”、“論理者”兩派。論理者認為民為邦本，民心不可失，主張與外國進行決戰，以快萬眾之心：“論勢者”多是主持外交，有守土之責的“局中人”，認為列強窮年累世好戰，且常多國聯合，***同侵華，兵力強大，而中國兵疲將寡，缺乏戰備，如果開戰，侵略聯軍可能再次打到北京。曾國藩的問題，不過是偏聽論勢者之言，不過是“拼卻聲名以顧大局”。
有的論者認為，曾國藩當時處兩難境地：要打，必然失敗，失敗後損失更慘；要保和局，必然向侵略者妥協，作些讓步，這要遭到頑固派的打擊，也不能泄天津人民的義憤，而且對於壹個堅決反對借洋兵助剿、主張遣散阿思本艦隊、痛恨“媚夷”、要奪英法之所恃的曾國藩本人來說，也不是心甘的。他反復籌思，殊無良策，但最後，理智戰勝了情感，按照他對形勢的清醒的分析，他選擇了保持和局，向侵略者作出讓步的壹途。
在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下，這樣選擇是無可厚非的，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壹場新的戰禍。曾國藩當時的責任是，在確保和局的前提下，看如何做到少損失，少屈辱。當然，曾國藩在處理教案中也有“辦理過柔”的地方。但是應如實地評價他的歷史功過，應是功大於過。因為，壹場戰禍的損失是遠遠大於因天津教案帶來的損失和屈辱的。
五.關於青年毛澤東為何“獨服曾文正”的問題
論者認為，毛澤東說：“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壹役，完滿無缺”，其中有對曾國藩的兩層折服，壹是觀其收拾洪楊壹役完滿無缺，表露出青年毛澤東受楊昌濟、康有為等人的影響，有壹種反對暴力革命，提倡漸進改良的保守主義傾向。壹是毛澤東十分重視心力的作用，認為“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夫大本大源者，宇宙之真理”，掌握了大本大源，就可以成為傳教之人。
毛澤東認為歷史上的名人可分為“辦事之人”和“傳教之人”，前如諸葛亮、範仲淹，後如孔丘、孟軻、朱熹、陸象山、王陽明等，而認為範仲淹、曾國藩既是辦事之人又是傳教之人，因他們既掌握了大本大源，又會辦事，所以收拾洪楊壹役，做到了“壹幹豎立、枝葉扶疏之妙”。
六.曾國藩為何不取清帝而代之
這壹問題曾牽掛許多的人，在當時就有胡林翼、左宗棠、李元度、王闿運等多人，為曾國藩不聽勸取清帝而代之感到惋惜，其後世也不斷有人為此嘆惜，說曾國藩“徇書生之小節而忘國民大恥”。這次會上也有論者認為，曾國藩有條件取代而不取代，甘願當壹個葉赫那拉氏的家奴。這是他的人生觀、思想見識、性格等因素造成的。
有的論者則認為，鎮壓了太平軍之後，曾氏嫡系的吉字營已成強弩之末，且整個湘軍也變得四分五裂，湘淮將帥不可能聯合反清，湘軍官兵多有積蓄，人心思歸，為曾氏奪皇位者不多，而舉兵討賊者卻不乏其人。權衡力量，恐無勝算可言，所以曾氏自剪羽翼以解清廷之疑，繼續做忠臣，不失為高明之舉。
七.關於曾國藩的整體評價
這次大會有相當多的論文闡述了曾國藩在文學、史學、軍事學、學術觀、家教等等方面的成功與局限以及人才觀的問題，都很有新意，但未有爭論，這裏從略。
關於曾國藩的整體評價，論者說，“曾國藩事功之大，譽稱晚清‘中興名臣’，創辦洋務，不愧為洋務派領袖，著作豐富，可當之為學者，研究古文辭，無忝於文人，治軍有方，調配得宜，堪與古代兵家相媲美，擁兵而不自重，善權變而又謙退，足見道德修養功夫之深厚；吏治清廉，教養兼施，鞠躬盡瘁，以身作則，不啻為青天，治家有道，關懷子弟，亦為後人楷模”。
有的論者說：“曾國藩從上奏激怒鹹豐帝開始走上歷史舞臺，表現了壹顆憂國憂民之心。他鎮壓了太平天國有功有過。歷史假他之手對南北兩個封建政權進行了選擇。曾國藩發動了洋務運動，使中國歷史運動與世界近代化運動合流。中國歷史由此走上壹個新的階段。歷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艱難，但歷史並不是倒退，而是前進。曾國藩在外事的處理上，表現了能審時度勢應付巨變的才能，他堅持民族正義立場，忍辱負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戰禍，使中國有了壹個喘息之機，在壹個相對穩定的和平環境裏，進行‘圖強求富’的建設。因此，曾國藩雖有壹定的歷史罪過，但其歷史地位應劃在近代進步的愛國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國近代歷史前60年裏幾乎無人可與之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