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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壹意兒”這個說法是什麽原因?!

“陽壹益二”是指揚州在第壹位,益州在第二位。這是對晚唐揚州、益州繁榮的贊美。揚州、益州的繁榮表現在經濟上。這和長安、洛陽不壹樣。長安和洛陽作為大都市,有政治因素,但都是政治大都市。楊和易是經濟城市。更具體的說,當時長安是政治中心,揚州是經濟中心,差別很大。雖然晚唐社會上流行“陽壹意二”,但二州作為經濟大都市,歷史悠久。楊迪登基之初,就對揚州有所向往,通濟渠、韓溝、江南、長江的結合,增加了揚州的繁華。揚州位於漢江流入長江的地方,隔江就是江南的起點。地理位置有助於當地的繁榮。長江航運最早可以追溯到益州治下的成都,揚州和益州可以互動互補。

以揚州為中心的交通網絡。

在討論長安的水運時,我曾引用唐人對邊渠即通濟渠的記載說:“自興,益,與湘南、廣州、福建交誼,公運水運,私商往來,此起彼伏。”這個記錄也可以作為對揚州的褒獎。可以說,通濟渠修成之後,揚州成為了當時中國重要的水路交通中心。長江及其以南的商旅、水運都集中在揚州,再運到西北的長安、洛陽,甚至通過永濟運河,也可以運到清河(周貝治所,今河北清河)、幽州。

唐代記載的湘南、廣州、揚州之間的交通,自然是靠水路。南嶺山發源的水道大多分南北,沒有相通之處。但自從秦代挖了石碌,湖南與麗江之間的靈渠就另辟蹊徑了。靈渠中間也有壹個廢。唐代經過多次修繕,巨輪仍可通行。這是壹個罕見的事件,它使武陵南北的船只能夠暢通無阻。從麗水下來,經過貴州(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下到死水,可以到廣州。從廣州回渝水,可達永州(今廣西南寧)。從永州到安南道孚有壹條路,就是膠州。

南嶺雖是南北屏障,但也有陸路往來。前面說了,從長安到藍田關到廣州的路,在韶州(今廣東韶關)北部穿越南嶺。韓愈被貶潮州(今廣東潮州),他就是從那裏越過山脊的。從邵州往北,也可以過耿嶺到贛州(今江西贛州),順著贛江,過洪州,入長江,轉揚州。前面說過,張九齡開的大豫新路就在這條路上。

從揚州到閩中,是另壹條路。這是從揚州渡江,到潤州,沿江南,到杭州。這是江南的盡頭。從杭州到浙江,可經周目(今浙江建德東)、衢州(今浙江衢州)到建州(今福建建甌)、福州(今福建福州)。建州和福州都在福建中部。唐末,黃巢南攻宣州,帶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裏,攻福建州。從宣州到浙東,不知道什麽原因。梧州和衢州是浙江東部的縣。黃巢至少去過這兩個州。開通的山路據說在衢州南部的仙霞嶺上。仙霞嶺上的路,曾經是南北通衢。需要指出的是,黃巢開通的山路只是道路改造。還有壹條路。唐憲宗元和年間的記載明確指出“衢州在建州南七百裏”就是證明。

揚州臨海,沿海各地都可以通過海道互通。前面說過,唐朝供給幽州北軍的物資都是通過邊渠和永濟運河運輸的。也許由於材料的多樣性,需要走海路。這壹幕在杜甫的詩中已有提及。其中壹人曰:“漁陽為豪傑之地,攻而崇盛。”雲帆轉三海,粳米來,隨楚練,在平臺上發光。”接著又說,“幽燕武功全,補給也費力。烏門轉粟帛,是泛海蓬萊。“杜甫的詩雖然提到了羅月和楚濂,提到了吳門,但應該都是從揚州運過來的。

當時沿海有幾個泊位,揚州不在其中。幾年前,揚州南部的石橋發現了壹艘唐朝的沈船。根據它的殘骸來看,應該是海船,而不是河船。可見當時揚州的海上交通相當發達。到了元年,田進揚州,殺了幾千商人和波斯人,揚州的商人和波斯人也不少。《太平廣記》中有許多篇章記載了揚州商人和波斯人的趣聞軼事,因此關於田的記載並非徒勞。這些商人和波斯人在揚州生活的方式不止壹種。他們有的是通過長安從西域來的,也有不少是從海上來的。揚州有這麽多外商居住,可見揚州的繁華。

由於交通便利,南來北往的旅客無論遠近都會繞道揚州。唐憲宗元和年間,李敖下嶺南,不經藍田關,取道香洲、江陵,上湘江。但他由邊渠往東南,繞過揚州,再往南,經過衢州、洪州。即使是從長安西去西蜀的人,有的也不直接翻越秦嶺、巴山,走棧道的險要,而是經揚州由邊曲而去。湯唯、魏莊都是繞過這些運河進入蜀國的。他的詩《福琴吟》描述了壹個秦國女人在混亂的時候去了巴蜀的苦難。雖然顛沛流離,但並未中途改道。除非這條路被戰爭封鎖,否則必須走另壹條路。唐穆宗長慶年間,汴州軍大亂,汴州路被封鎖。當時白居易被任命為杭州刺史,要從藍田南下到關東,走香洲路。途中,白居易曾寫下壹首詩:“主辦城既然不通,就將矛頭指向南方。”後來到了杭州,也在謝的任命書上說:“邊支路不通,取襄陽路赴任。”他的迫切感無法用語言表達。即使從鐘書到河東,也有人繞道揚州,不經過涼州和長安。船的穩定性勝過鞍馬的疲勞。

從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作為當時中國最大的經濟大都市,周邊的交通相當便利,無處不在。事實上,以這座經濟大都市為中心的全國交通路網已經形成。交通路網甚至和首都所在的長安壹樣密集。壹個是政治中心,壹個是經濟中心,兩者相互輝映,相互聯系,以至於當時交通的發展超過了上壹代。

揚州的富裕

揚州位於長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原本是壹片沃土。唐朝中期以後,中原分裂,大量人口南遷,進壹步促進了長江三角洲的經濟發展,揚州繁榮昌盛。安史之亂時,黃河中下遊滿目瘡痍,原本富饒的農業區幾乎難以復興。所以帝國王朝的“軍費”只好“拿去江淮”了。當時人們說“今江淮為國運”,揚州是江淮的中心。江淮是黃河中下遊以後形成的富農區,當地的糧食供應離不開帝都。這些糧食大部分是在揚州集中的時候才運到長安的。即使是從遠在武陵之外的江南運往長安的糧食,也要經過揚州的城門,從而增加了從揚州運糧的數量。揚州不僅盛產糧食,還出產大量的鹽,沿海各縣都有。唐代鹽稅是朝廷的重要收入。據說大歷末年,“天下之禮,鹽益半。”顏是唐朝最重要的財政官員,駐紮在揚州。柳巖做鹽鐵使時,在揚州周邊的產鹽區設置了四座監獄,互相治理。據說每年賺的錢可以“百余州之禮。”揚州的重要產品是織錦和青銅器,揚州的鏡子最有名,是銅制的。天寶年間,魏健主持漕運,來自東南各地的船只載著舶來品和珍寶來到長安。第壹艘船來自廣靈縣,船上有廣靈縣出產的織錦、鏡子、青銅器和海產品。揚州當時叫廣靈縣。魏健還收集其他國家的船只,船上的財寶似乎沒有揚州的珍貴。正是如此便利的交通和豐富的物產,使得揚州成為當時的經濟中心。唐朝趙薇的壹首詩裏有壹句贊美揚州的話,“十萬戶如洞天”。十萬人看似話多,至於山洞的故事,卻充分道出了當時揚州人的心情。

益州的交通與財富

宜州自古被稱為天府之國,有岷江灌溉的優勢,不僅土地肥沃,物產豐富。益州能成為經濟大都市,交通便利應該也是重要條件。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集水陸之長,取貨殖之精華”。論益州的交通,長江應該排在第壹位。長江在益州最上遊,沿江到處都可以到達,甚至位於尾附近的東吳,也經常有船只來成都。益州曾被列為唐朝的都城。京城與京城之間的交通更為當時的人們所關註。從成都經綿州(今四川綿陽)到建州(今四川劍閣),就進入金牛路,至於涼州。從涼州到長安,有子午、羅羅、暴邪和陳倉谷道。所有這些以前都討論過。

宜州以東,還有壹條通往子洲(位於四川三臺)的公路。這兩個州之間的距離並不太遠。唐朝中期以後,兩州並列,分別成為我們駐劍川、淅川的使臣辦事處。從子洲東北可至巴州(今四川巴中境內),入米倉路至涼州。從成都東南經建州(今四川簡陽)至瀘州(今四川瀘州)。

建州靠近中遊,可以順著水路壹直到瀘州。這也是以前兵家攻防的老辦法。

宜州(今四川毛文羌族自治區所在地)西北有茅州。州內有壹個老桃關。關羽叫“故”,當時可能已經不設防了。盡管不再設防,它的土地的重要性並沒有減少。據唐人記載,此關“遠通西域,是通公私之必經之路。”這是南朝時期連接芮芮和河南的古道,因此具有壹定的意義。但唐朝附近及以北有很多羈縻國,無法與南朝相比。

從益州往南,最遠可以到南詔。南詔定都楊卯,即現在的雲南大理市。從宜州到楊卯城有兩路,南路經過利州清溪(今四川漢源北)、杜瓊(今四川嶽西)、徽州(今四川會理)。北道從石門關出到王璐(今雲南魯甸)和周坤(今雲南昆明)。從成都到利州,在瓊州(冶金所在四川邛崍)和雅州(治所在四川雅安)工作過。清溪關就在利州南邊。北路石門關在戎州(今四川宜賓)和開遠縣(今雲南延澤北)。所謂石門關,應該是從戎州開始的。當時從益州順長江而下,可以直接到榮州。

益州的富庶也是因為當地農業發達,絲綢產品好。天府之國的贊譽和糧食產量的豐饒應該是主要因素。蜀錦是最著名的絲綢產品。成都長期以來被稱為金城,因為它是如此豐富的房地產。宜州的產品包括大麻、茶葉和紙張。益州的麻雖然不如蜀錦有名,但也列在貢品之列。在唐肅宗,顏屋、馬舒和葉童在清朝第五次被征稅。馬舒能和兀顏姓、煉銅並列,說明不僅質量高,而且數量大。蜀茶的產地很多,都在益州壹帶。宜州出產的大大小小的黃白麻紙,今天也很有名。當時的公文和詔令規定,書要寫在益州捐的紙上。唐玄宗年間還規定甲、乙、丙、丁四書要寫在益州麻紙上收藏。

也應該有南詔外物,促進益州經濟繁榮。早在《漢魂》中就有“永昌多外物”的記載。永昌縣位於雲南保山縣西南部,南詔首府楊卯。異物可以有很多,不僅有本地產的,也有西南國家產的。這些外國特產也可以通過南詔與內地的交流,輸送到成都,為當地的繁榮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