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三國時孫權在今鄂城建都，名武昌，不久在現在的蛇山築城，稱夏口；公元280年，晉朝將江夏郡改為武昌郡，即為今天武昌城的正名之始，後又改名江夏直至清末，康熙時曾設武昌府。辛亥革命後改江夏縣為武昌縣，武昌即成為正式名稱。?
漢口：南北朝時期，漢口作為地名在史籍上出現。今天的漢口其實只有500余年歷史，始於明代成化年間的漢水改道。漢水原來從龜山南邊註入長江，成化年間其主流則從龜山北的集家嘴註入長江。漢水改道後的低窪荒洲地帶，至清嘉慶年間發展成為與河南朱仙、江西景德 、廣東佛山並稱四大名鎮之盛譽的漢口。鴉片戰爭後漢口開埠通商，發展更趨快速。?
漢陽：公元606年，即隋朝大業二年，改漢津縣為漢陽縣，漢陽名稱自此開始。唐代將縣治移至漢陽市區後，才迅速發展起來。1927年初，武漢國民政府將武昌與漢口(轄漢陽縣)兩市合並作為首都，並定名為武漢。今天由武昌、漢口、漢陽三鎮組合而成的“武漢市”，其歷史只有74年。
壹元路至六合路的路名變遷
在漢口江邊,有六條非常有特點的路名，這就是壹元路、二曜路、三陽路、四唯路、五福路和六合路。
這六條路原是德租界內直通碼頭的、和沿江大道垂直的道路。德租界時期，這六條路具有雙重名稱。對德國人而言，這六條路是用德國殖民者的名稱命名的。如皓街稱為奧古斯都街（Augusta street），福街稱為維多利亞街(Victoria street)，祿街稱為烏特森街(Utsen street)，壽街稱為尼恩街(Nien street)，寶街稱為夏羅特街(Cnarlotten street)，實街稱為多羅遜街(Dorotheen street)。
很有意思的是，對華人而言，德租界卻采取了另壹種命名方式，即以這六條街的德語音譯，稍加改變，配上符合中國風俗習慣的吉祥字來命名，從而使路名具有了濃厚的中國民間風俗和喜慶的意味，這就是皓街、福街、祿街、壽街、寶街和實街。相當有特點。
那麽，這六條路名什麽時候改稱為壹元路至六合路的呢？據《武漢地名誌》記載，1926年國民革命軍進入武漢後，國民政府將此六條路賦予了新的涵義。取“壹元復始，萬象更新”之意，將皓街更名為壹元路；取“日月光曜”之意將福街更名為二曜路；取“三陽開泰”之意，將祿街更名為三陽路；取“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之意將壽街更名為“四唯路”；取“壽、富、康、德、命稱五福”之意將寶街更名為五福路；取“六合同春”、“天地四方為六合”之意將實街更名為六合路。長期以來，大凡涉及到此六條路名的文章都依照此說法行文。似乎已成定論。
近年，筆者所在的《漢口租界誌》編寫組通過查閱大量的文獻資料和歷史地圖，發現這種說法實屬以訛傳訛。德租界是1917年收回的。1918年，租界內的名稱曾有過變動。雖然目前沒有確切的資料來論證這六條路名就是1918年更改的，但閱讀1922年5月湖北陸軍測量局繪制的《武漢三鎮街市圖》，這六條路名已經赫然存在於地圖之上。因此，完全可以這樣說，這六條路名並不是國民政府命名的，它出現的時間比國民政府到漢的時間早了4年。
因此，這六條路名的變化歷史，不應該賦予政治色彩，應該回歸歷史本來的原貌，也就是至少在1922年以前這六條路名便存在了。
該文曾刊登於<長江日報>黃鶴樓版
三層樓
三層樓位於武昌城區的北部，泛指和平大道與新河街交匯的地帶。這壹帶原是壹片水塘荒地。清末，新河洲漸有居民，逐步形成武昌城外的集市貿易場所。1912年，從事營造業的資本家喻興隆在今和平大道445號處修建了壹棟磚木結構的三層樓房，底層開雜貨錦、棺材鋪，二樓開茶館，三樓為說書場和皮影戲場，生意興隆，遠近聞名。這座三層樓房高踞於四周平房草棚之上，非常突出，成為這壹帶的顯著標誌，人們遂以三層樓泛指這壹地區。解放後擴建和平大道時，原樓己經拆除，但三層樓仍為這壹帶的區片名稱。由武昌至紅鋼城的16路公***汽車在此設三層樓站。附近有條小街，至今仍叫三層樓街。
水果湖
水果湖泛指武昌城區東北部濱臨東湖的大片地區，現為中***湖北省委和湖北省人民政府的所在地。
水果湖並不產水果。原是壹片荒丘野嶺，溝壑縱橫，連農田菜地也不多。每逢下雨時，丘嶺上的雨水順著溝壑匯集到這裏的湖汊裏，由此出口流入東湖，人們便把這個東湖的湖汊稱為水口湖。日久訛變，諧音轉化為水果湖。
水果湖邊有放鷹臺，傳為唐代詩人李白放鷹之處。解放後在此發現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出土了石斧、石鏟、稻殼燒土和陶制生活用具等，說明武漢地區在四、五千年以前就有人類生息繁衍。現在這壹帶有洪山賓館、電訊中心大樓、計量中心大樓等高層建築。
司門口
司門口是武昌解放路與民主路交叉地帶的泛稱。現在坐落千這個交叉點的西北側的武昌區人民政府，在明、清兩代是湖北市政使司衙門，即藩司衙門，又稱藩臺衙門，俗稱藩署。衙門坐北朝南，大門正對長街，即今解放路。
歷史上的長街為蛇山所阻，止於蛇山南麓。蛇山以北至藩司衙門大門口的街道，稱為司門口。明末迷信風水，要用破壞“龜蛇二山環衛”的辦法保住大明江山，挖通蛇山(同時斬斷龜首)，使長街延長到藩司衙門的大門口，但仍習稱山北壹段為司門口。1935年擴建此路時，北端辟開舊藩司衙門，使馬路延長到中山路，中間腰斬蛇山，上架鋼筋水泥蛇山橋,使司門口的泛稱延伸到蛇山以南，差不多包括了今解放路的主要商業鬧市區。
閱馬場
閱馬場位於武昌城區的中部，東至蛇山洞延伸出來的武昌路，南至閱馬場小學，西至湖北劇場，北至蛇山南麓，東西長100米，南北寬300米，是個知名度很高的廣場。武珞路以此為起點，橫貫廣場的中部，向東伸展，西北與長江大橋的引橋公路相連，西南與彭劉楊路相通，是連通武漢三鎮的主幹道。
清代初年，巡撫劉兆麟在明代楚王府之東辟建練兵演武的校場，場上有演武廳，是舉行武科考試的場所，名閱馬廠。解放後在書寫時改“廠”為“場”，己經約定俗成。
三百年來，這裏發生許多重大歷史事件。1688年6月，武昌發生兵變，推舉夏逢龍為總統兵馬大元帥，設指揮部於閱馬廠。1853年元月，太乎天國攻占武昌，在閱馬廠塔臺宣講革命道理。辛亥革命時，設武昌起義軍政府於閱馬廠北部的紅樓，並在南部塔臺拜將，拜黃興為戰時總司令。五四運動時期，數千名學生在閱馬廠舉行集會和示威遊行。北伐軍攻占武昌城後，武昌人民在此集會，慶祝北伐勝利。此後又是人民慶祝抗日勝利、武漢解放的場所。1981年在這裏舉行了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盛大活動。
都府堤
都府堤位於武昌解放路北段的西側，其東原有司湖，清時在此築堤，堤近都督府衙門，故名督府堤，亦稱都府堤。清代末年，沿堤形成居民區，就叫都府堤大街，人們仍習稱為都府堤。街為南北走向，南起自由路，北至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的大門口，長560米，寬6至10米。此街的41號是毛澤東在1927年上半年主辦農講歷時居住的地方，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是在這裏寫成的。蔡和森、彭湃、楊開慧、夏明翰、毛澤覃等都在這裏住過。此街的10號原為武昌高等師範附小，是1924年任中***武漢地委書記陳潭秋的故居。1927年4月27日，中***第五次代表大會首次會議就是在這裏舉行的。現為中華路中學和江漢大學武昌分部校址。
積玉橋
積玉橋泛指武昌解放路北端以東之中山路南北兩側地帶，東至沙湖北巷，南連得勝橋(街)北端，北至和平大道與壹馬路交會處。這壹帶原來有座橋，《江夏縣誌》記為鯽魚橋，建於清光緒十三年(公元1887年)，是座內室壹丈多的石橋。每年夏季湖水上漲時，附近的居民就在橋孔處捕魚撈蝦，所捕之魚多為鯽魚，遂稱此橋為鯽魚橋，並泛指附近之地。後來這裏成為運送鑄造銅元材料的車輛至銅元局的必經之地，便取堆金積玉之意，將鯽魚橋諧音雅化為積玉橋。1931年石橋毀壞，1934年改建為鋼筋混凝土橋墩、木頭橋面的橋梁，1938年又毀，現僅殘留橋基，尚可依稀辨認。積玉橋作為區片名稱則沿用至今。
"洋園”成楊園
楊園街位於武昌和平大道。
據考證，清朝時期，有壹位洋人在武昌橋梁村（鐵路醫院原門診部）修建了壹座庭園，人們稱之為洋園。後來，該洋園成為張學良的行園，但“洋園”之名壹直沒有更改。
上個世紀60年代初期，洋園被更名為楊園，壹直沿用至今，原來洋人蓋的四棟樓房，現在是鐵道部第四設計院辦公室。楊園街就是以此為名。
花橋
花橋位於漢口解放公園路的西北端。據傳，在原來的黃孝河上，橫跨了壹座木質橋，兩旁有雕花攔板，俗稱“花橋”。花橋之名由此而來。
1965年，此處建造了壹座鋼筋水泥橋，長19.2米，寬4.02米，橋臺為漿砌塊面，可通行載重八噸以下的汽車。
後來，為根治黃孝河，把整個河道改為地下涵管，上辟漢口第四幹道———建設大道，這座水泥橋也被拆了，未留任何痕跡。
現在，雖然兩座橋都已不復存在，但花橋這壹地名仍然沿用至今。
“戶部巷”何以得名
戶部巷命名的由來，民間傳說很多，比較可信的為：明清兩朝，武昌城內衙門雲集。如今的司門口附近，以前是中央布政使司衙門在武昌府的辦事處機構所在地，故稱為“司門口”。而布政司主管錢糧戶籍，民間稱為“戶部”。明清年間，戶部巷東為藩庫，是布政司存放錢糧的金庫和糧庫；戶部巷西為武昌府的糧庫所在地。戶部巷正好位於兩個庫房中間，因而得名。
據推算，戶部巷至少有400多年的歷史。
琴園路成秦園路
秦園路位於長江二橋南面，連接著友誼大道、和平大道與臨江大道。
秦園路的來歷，源於壹個典故：清末民初時，富商任桐（琴父）居住在武昌，因眷戀沙湖的風光，遂在沙湖的西邊修建了壹座庭園，取名為琴園。其後，任桐在琴園附近又開辟了壹條路與沙湖相通，路名為琴園路。
後來，琴園逐漸荒廢，而琴園路也被訛傳成秦園路
江漢朝宗——宗關
宗關得名，與漢口的商貿興隆有關。
明清以來，漢口商貿日漸繁榮，其交易吞吐量如稻米、牛皮、茶葉，皆居全國之首。這樣肥得冒油的位置，哪個不為之垂涎呢？中國的經商之道，歷來有個好“紮堆”的習慣：越是買賣興隆處，越是競爭激烈處，也越容易賺到錢。這就是行商坐賈所謂“貨賣堆山”的效應。商賈雲集，商機撞臉，貨暢其流，財源滾滾，於是居廟堂之高的“肉食者”，“聞香下馬”，在此設關收稅，分壹杯羹，也在情理之中。清代初年，武漢有四“關”：武昌關、漢陽朝關、漢口宗關、漢關。四關關三鎮，漢口有其半。其中，漢口漢關原叫下關；宗關在上遊，位於漢口鎮西5裏處的漢水之濱，就被稱為上關。收稅者荷包裏頭暖和了，也就有文化文化的意思了：這漢口的第壹關，為我們關進了這許多的銀子，總不能老這麽上關上關地叫吧？不是有“江漢朝宗”的雅說麽？對，就叫這上關為宗關罷！這情節發生在某年某月某日涉及某人，卻難以稽考，若有人知道，披露出來也可作為我們這座城市歷史的補充。
建關之初，由於漢水流域尤其是江漢平原地區歷來是富庶之地，武漢地處水陸要沖，加之當時鐵路未通，行貨多走水路，走漢水載貨下來的船只，多在宗關壹帶停靠，完稅、交易。有貨就有錢，有錢就有吸引力，圍繞壹個錢字，宗關壹帶就多了客棧、茶館、飯館以及戲院、民舍、商行乃至青樓風月場之類，也是“朝宗”的意思罷，於是，人氣就愈益的發旺了，由單純的稅關而成為熱鬧的碼頭集鎮。京漢鐵路通車後，宗關作為“關”，雖然日漸頹圮，作為壹個碼頭渡口和人煙麇集的居民區，卻熱鬧不減當年。
如今，站在宗關所在的漢江邊，當年之宗關，形影俱杳，碼頭渡口，亦問津無人；只有滔滔漢水，懷著對長江的壹腔子柔情，經千裏跋涉之後，疲憊而激動地投入大江的懷抱，壹了朝宗的夙願。
痛失知音——鐘家村
走完漢陽北城巷那不足30米的斜坡，就是鐘家村了。
鐘家村與壹個美麗的傳說聯在壹起——春秋時期，楚國壹個叫鐘子期的大音樂家，隱居漢陽古城市廛。壹日，鐘音樂家在龜山之麓采樵畢，背捆柴禾，在江邊歇腳。忽然，壹縷樂音裊裊入耳，鐘子期是個識貨的，聽著聽著，竟聽出了高山流水的韻味，不禁失聲贊嘆。這壹嘆不打緊，引出了奏琴人俞伯牙。這伯牙本是個心高氣傲的人，傾蓋壹晤，竟視這樵夫為知音。壹年之後，伯牙到知音隱居地回訪，哪曉得，天不假人壽，鐘知音已撒手人寰。當時的情景應該是：悲情催激情，伯牙於知音靈前奏了壹曲，下船解纜，櫓聲矣欠乃，灑淚而去。行至壹渡口，伯牙將那須臾不離的梧桐古琴，摩挲良久，想，琴瑟和諧，當有知音，世無知音，要琴作甚！太息壹聲，將琴摔碎在壹嵯峨怪石上！
與這傳說相關的三個地方，都有了相關的地名：鐘子期隱居亦即俞伯牙痛失知音的村子，叫作鐘家村；兩位知音切磋之處，叫作琴臺；俞伯牙絕望摔琴的渡口，叫作琴斷口……
回到鐘家村。尋訪鐘子期隱居之地。傳說指引，出北城巷右手，是鳳凰山，鳳凰山西南，龜山與鳳凰山之間，當有壹小山丘———鐘家山，此即鐘子期結廬之處。
可惜，鳳凰山雖然滿是建築，畢竟山形猶在；龜山也是滿目蒼翠；而鐘家山，卻早已沒有了。故老雲，上個世紀50年代，這裏是有座鐘家山，山下壹彎荷塘，春荷簪夏荷花秋蓮藕，景倒是壹景，亦是蚊蠓的樂園。建長江第壹橋時，鏟丘填塘，由此東西向，築漢陽大道，東達江邊，西至十裏鋪；在大道北側建起壹片樓群；建此大橋時有不少蘇聯專家，樓群就有紅瓦紅墻，有幾許斯拉夫味道，很領風騷地吸引人的眼球若幹年。因這片民居地處古鐘家村遺址，亦就沿襲了鐘家村的名字。後來，沿漢陽商場十字路口周遭壹帶，都叫鐘家村了。
四官殿
四官殿早先的確是個廟，廟裏的確有個殿，殿裏也的確供奉著四個“官”———天、地、水、火。
四官殿初建於清順治年間，重修於康熙六年。《廣陽雜記》的作者劉繼莊記敘他康熙三十年遊漢口的時候，四官殿還有廟有殿，且殿裏供奉的依然是那“四官”。後來，鑒於四官殿壹帶民居多茅舍板屋，火災頻繁，當局想有點作為，下令：壹，拆毀茅棚板房，壹律改建瓦房；二，募捐重修四官殿，作為專門祭祀火官亦即火神祝融的場所。可是，雖然對供奉對象精簡了編制，撤了四分之三的“職數”，但殿名依舊。滑稽的是，這座重修的專司祭祀火神的廟宇，於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居然被壹場大火燒得稀爛，創了“大火燒了火神廟”的奇跡。
這到底是火神間的“火拼”呢，還是該火神不滿重修者舊瓶裝新酒不改殿之名之故呢？不得而知。但是，從此，四官殿的確就沒有了。但是，“四官殿”三個字，作為武漢的壹個地名，卻沿用至今。
也是，往日“二十裏長街八碼頭”，作為漢口繁華標誌的八碼頭之壹，四官殿是惟壹專渡長江的碼頭。這裏，民居稠密，商貿繁榮，自不必說；逢年過節，這裏展示的也是很具地域風情的民俗文化，漢味純正，尤可稱道。比如，元宵前後，孩童們手提花燈，遊街串巷，童真爛漫，豐年之兆，最是壹景。而四官殿周邊如存仁巷壹帶，多有些技藝不凡的手藝人，竹紮紙糊的各式魚蟲兔狗之屬動物花燈，皆惟妙惟肖且能搖頭擺尾。別致的是，賣者叫賣，不叫花燈之名，直呼：“活的，活的！”路人聽得叫賣聲，壹楞之後，多是會心壹笑。久而久之，這“活的活的”，便成四官殿的代稱。由此生發開去，娩出壹歇後語：“四官殿的東西———活的！”說的也不錯，四官殿制作的那些“活的”玩藝，的確都“活搖活動”，本就不是什麽紮實的家什！
四官殿有過“活的”歷史，但是，真正可以讓四官殿高歌“活的，活的”年代，恐怕還是眼下：四官殿以上，龍王廟壹線，堤防如景觀；四官殿以下，江灘勝公園；由此，四官殿可以驕傲地說：我隨麽官都不消供奉得，您家們看到有，我又壹次“活的”眸子，都已經在向您家們風情萬種地“丟媚眼”了咧……
百歲在即——千家街
在武昌千家街的人叢中穿行，嗅著鬧市釀出的濃稠的市井味，忽然想起了張之洞：如果張之洞還活著，會不會三不知（註：武漢話，偶而之意）地到他設置的這條街上來遛遛？
掐指算來，千家街，快壹百歲了。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為實現洋務救國的夢想，張之洞在湖北很是折騰了壹陣子：設絲麻四局，開湖北國營紡織業先河；開礦山，辦鋼廠，奠定起湖北重工業基礎；造槍造炮造子彈，發展軍工業；修鐵路，置勸業場，關註民生……
千家街，就是張之洞關註民生繁榮市場大規劃的組成部分：大約在1906年罷，為便於粵漢鐵路武昌火車站的交通，張之洞下令，破開武昌城墻，在今炮校東大門附近增辟壹新城門———通湘門，在通湘門附近辟街市，計劃安置人家千戶，是為千家街……
此街南靠火車站，西至臨江大道，當水陸交通要沖，亦得水陸交通之便利。張之洞雖不通曉風水陰陽，卻是個經國濟世的幹才，看準了這是個有起發的去處。只可惜，清皇朝就剩個膏肓裏頭都是病的身架子，猶如風中殘燭壹般，即或滿朝廷都是張之洞這樣的幹員，也於事無補。千家街到張之洞去世之時，也未滿千家之數。倒是他老先生當年辦的教育和實業，出了些有違他老人家本意的成果：他送出去留洋的學生裏頭，出了幾個跟朝廷過不去的漢子，回國之後，到他老人家辦的新軍軍營裏，糾集部眾，又到他老人家辦的軍工廠裏，拿槍拖炮的，把他老人家力保的清皇朝推了個底朝天———歷史記住了這個日子：武昌首義……
如今，東臨中山路、西至臨江大道，南起省保育院、北至武珞路、全長1100米的千家街，早已突破千家之數，是武昌區著名鬧市了；張之洞老人當年奮鬥的痕跡，已是無蹤可尋；就是1937年馮玉祥將軍暫居過的福音堂，也毫無張揚之意；只有轄區內的華師壹附中，盛譽炙手，蜚聲中外……
恍惚中似聞天籟———有的人死了，可他還活著；有的人活著，可他已經死了…… 張之洞死了，不知他還活著否？
據史載，張之洞身為封疆大吏，生前經手的銀錢，何止億萬！可他去世之時，家無余財，甚至無錢辦喪事，還是幾個行孝的學生，七拼八湊的，讓他入土為安。照此看來，張之洞應該可以活著，跟他設置的千家街壹樣，活著，好好的。
古韻醇厚——曇華林
按文言文“花”、“華”通假的說法，曇華林即曇花林。在武昌曇華林，不見曇花，更毋庸說曇花林。可是，無論如何，曇華林之所以為曇華林，與花總是有些關系的。
壹說是，此處從前多小型庭院，居者多善植曇花，故名；另說，此古巷人家，多喜植花，花開之時，置壇於戶外，於是，壹年四季，壹壇壹花，壇壇花花，蔚然成林，故名。
其實，經過歲月的揉捏搓摶之後，人們關註的，往往不再是歷史的整體或者全貌，而是篩下來的某些歷史碎片所散發出來的韻味。
曇華林即是壹例。
曇華林，南倚花園山，北靠螃蟹岬；青瓦小院，依山而建；民居錯落，互為參差；梧桐小院，麻石幽徑，會讓人壹洗浮躁都市的浮躁情。
在曇華林，可以品味和領略的，是壹種飽浸著悠遠歷史氣息和深厚文化積澱的古韻。這種難以言傳的韻味，在武漢三鎮浩如繁星的裏巷裏，已是稀罕之物。
比如說，我們可以不記住曇華林位於武昌區東北部、花園山南麓、呈東西走向，因為這些可能是地理學家的事；我們可以不記住曇華林西起得勝橋北段、東止於中山路、全長1200米、寬3米、柏油路面、門牌：1—166號，因為這些可能是市政或民政部門的事；但是，壹些與曇華林相關的歷史碎片，比如，這裏曾是早期革命團體“日知會”、“奇英學社”的活動基地，而這些社團中出過好些為自由激情悲歌乃至慷慨捐軀的人物；還有，1938年，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的風流詩人兼學者兼革命者的郭沫若，曾帶領壹批宣傳隊員進駐曇華林83號夏鬥寅寓所，熱血青年加著名詩人著名學者，演繹出的故事，定是了不得也了不得……
在這壹點上，曇華林與其依附得名的曇花，命運隔同天壤———曇花易逝，曇華林永存。
事實也是，曇華林乃清代古巷，迄今已數百年。
在摩天大樓的縫隙裏，有壹處散發純正歷史幽香的叫作曇華林的地方，實乃武漢之幸。
保衛漢口——保華街
保華街，有個響亮氣派的名字。
可保華街本身，壹點兒都不氣派：位於漢口中山大道北側，隸屬江岸區大智街轄區內，南起中山大道南京路口，東北至黃石路口，長不過200來米。在武漢，這般“身個”，實在是太不起眼了。
保華街之得名且出名，源於漢口之有租界。
公元1861年3月12日，壹個叫巴夏裏的英國人，因有自己的炮艦在江裏“撐腰”，就耀武揚威地在漢口圈起地來：自江邊花樓街往東八丈起，至甘露寺江邊卡東角止，圈得長25丈、深110丈方圓的地皮，作為大英帝國在漢口的“租界”。英國人帶了頭，其他的高鼻子凹眼睛豈甘落後！於是，造的造棧房，立的立洋行，先後有17國在漢口通商，設領事館9處，建英、俄、法、德、日租界5處。於是，漢口從歆生路（今江漢路）下起，至沙包壹元路壹帶臨江的好去處，都被這些跟漢口人壹點關系都有得的異國人瓜分了！
強盜是難得饜足的。在漢口有自己的租界30年後，亦即1898年，英國人蠻橫地把租界向北擴展，直抵後城馬路（今中山大道）。由於遭到漢口人抵制，英國人以租界安全為由，在租界與華界之間築起壹道籬笆，1901年，拆除籬笆，築起壹道堅實的圍墻。
這道墻，是強盜搶劫得手之後，還要藐視、歧視被搶者的記號。
這道墻，從合作路（原界限路）起，至江漢路中國銀行止，如壹根吞之不下、吐之不出的刺，壹直鯁在漢口人心中。
1923年，漢口地皮大王劉歆生會同漢口“華商總會”的商人，集資收購今黃石路、保成路壹帶地皮，建起漢口的“模範區”，意欲與租界勢力抗衡，拆墻之議才又被提了出來。幾經周折，由當時的市政府與英工部局多次交涉，訂立合同：政府承擔拆墻填土的工程費用、每年補貼英租界修理道路費白銀3500兩，才換得1930年拆除圍墻！
屈辱是屈辱了些，畢竟鯁喉之刺除卻了。
為紀念這段坎坷歷史，將沿墻邊這段零落參差的路段命名為“保華街”，也是漢口人表明“保衛中華”心誌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