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中旬，澳大利亞正值盛夏。王寶泉穿著壹件T恤衫，隨隨便便。壹雙大手粗壯而粗糙，臉曬得很黑，整個兒壹個農民，還不是我國沿海開放地區的新型農民，而是黃土高原上的老式農民。他左胳膊上壹根血管足有圓珠筆壹般粗細，那壹塊皮膚異於別處，有點像橡皮。初次見面，不便細問，暫且存疑。
按照中國的計量單位，這個農場的面積是503畝。王寶泉不喜歡說多少英畝多少公頃，喜歡說多少畝。他不種果樹，不種蔬菜，也不種菽麥。他種鮮花。他的“瑞華牌”鮮花在悉尼供不應求。他說，今年悉尼奧運會，想向中國獲獎運動員捐贈鮮花，不知道中國代表團能否給這個面子。
他這個農場是1995年花130萬澳元買來的，以人民幣計，就是750萬元了。他說，近幾年亨特谷發展旅遊業，土地升值，他這個農場已經值260萬澳元了，翻了壹番。從這裏也可以看出房地產業的誘人之處，5年工夫，即使買來荒在那裏，什麽也不種，1年就可以生出26萬澳元來。這26萬元在澳大利亞可以幹什麽？可以買壹幢帶前後花園的別墅式住宅。
但王寶泉不準備賣。他的事業正在發展。除了購地款之外，他另外還投入200多萬澳元建設各種設施。他在悉尼設了兩個銷售點，每天上市鮮花五六千束，營業額在3萬澳元上下。他說，不出兩年，全部投資都可以收回。他還在往裏投，壹幢樓房已經打好地基，那是集保鮮、存儲、包裝、辦公室和職工食堂諸功能於壹體的綜合性建築。他還要建電腦房，控制溫度、澆水、施肥的全自動暖房。
也許，他內心裏已想壟斷悉尼的鮮花市場，但他沒有說。我是從他的言談中猜出來的。他說，他的農場在當地不算大，但他掌握了壹手種花絕竅，花的質量好。他也很愛護他的牌子，花枝彎曲的不上市，掉了壹片花瓣的不上市，過了期的不上市，澳大利亞鮮花消費者很內行，什麽花幾個瓣兒清清楚楚。也有的顧客不很講究，那種壹束花裏有壹朵掉了兩個花瓣的，想折價買回去，王寶泉不賣，運回農場銷毀。同行們知道，這個中國人不簡單，是個可怕的競爭對手，便通過種種途徑打聽這個農場的情況。
誰都很難想到，眼前這個雄心勃勃的中年漢子經歷過常人難以承受的磨難。
他是1990年1月份拋妻別女，只身來到澳大利亞的，本想找個學校讀書，用他的話說是“鍍鍍金回去好往上爬”。澳大利亞吸引外國留學生是以贏利為目的的，學費相當高，而他懷裏只有百十美元，只能打工掙錢，指望糊口之外能掙足學費。他在中國留學生合租的壹個套間裏住下，屬於他的是客廳壹角的壹個地鋪，每周交房租10澳元。住下之後，四處找工作。天不佑人，他壹份工作都沒有找到。房租交不起，只能卷鋪蓋走人。城裏呆不住，往農村走，從此開始了長達半年的吉普賽人的流浪生活。
澳洲大陸沿海壹圈，是壹條壹號公路，他背個小小行囊，靠著站路邊堅大拇指的辦法，居然轉了整整壹圈，而且還幾次深入腹地。豎大拇指是表示要搭便車。澳大利亞人純樸，樂於助人。王寶泉身無分文，全靠當地人相助，給個面包什麽的。他說“等於要飯了。”
流浪漢居無定所。澳大利亞又不許露宿街頭。王寶泉便花29澳元買了壹頂單人小帳篷，宿於遠離居民點的密林裏，每天壹大早，走兩個小時才能到有人煙的地方，為的是躲開警察的目光。有壹夜，他留了半個面包，預備第二天吃的，吊在帳篷頂上。林子裏有壹種野豬，不是長獠牙的那種，而是從英國早期殖民者家走失而重新獲得了野性的家豬。這東西鼻子靈，聞到面包味就來拱帳篷。他說他那時候不理發，不刮胡子，長發披肩，長須垂胸。
後來我悄悄問他的妻子，她說：“他沒有說過為什麽把自己弄成這種樣子，我想他是為了嚇人，不讓人欺負。”他是在為生存而奮鬥。他什麽都幹，種過樹，除過草，打過魚，挖過蘆筍，總之，只要有人雇他壹天，他就要感謝老天爺賞給他壹天飽飯了。這年6月，南半球的冬天，他又轉回到新南威爾士州，來到了亨特谷。
在這裏，他找到了壹份工作，在壹個澳洲人新開的農場種花。他壹周幹7天，每天幹10小時，老板給他開100澳元周薪。那時候，勞工法規定工人的最低工資每小時超過10澳元，他起碼應該得700澳元。但他不計較，對他來說，有壹個固定的住處，能吃飽肚子就已經很幸福了。
此人的過人之處在於，勞頓困厄並未消蝕他心底的雄心。他不計較眼前的得失，拼著命地幹活，每天從太陽還沒有升起幹到伸手不見五指，而且苦學技能。沒有條件學園藝理論，就自己用幾個盆做實驗，多少水，多少肥，何時澆水，何時施肥，施什麽肥，溫度，濕度，觀察比較。摘花，他壹個人頂當地白人工人好幾個，種花，他是沒有頭銜的高級工程師。老板開始給他漲工資，1小時給25澳元。可以說，老板這個農場，是靠他發起來的。
1995年，他已經成為永久居民，有資格從銀行貸款了。此時的王寶泉，不但學得了壹手種花技術，而且對市場情況也有了清楚的認識。他不像其他亞洲移民那樣，種巴掌大壹塊菜地，小本經營，壹個銅板壹個銅板地積累資本。他是不鳴則已，壹鳴驚人，壹下子從銀行貸出200萬澳元，又從國內找了個合夥人，籌來100多萬澳元，壹起步就買下了個農場。
他成功了。他沒有學過經濟學，卻成功地做了篇經濟學大文章。他說，許多人把眼睛盯著城市，卻不知澳洲農村充滿著機會，澳洲人懶，也說不上聰明，以中國人的吃苦耐勞精神和聰明才幹，澳洲農村可做的大文章還不知有多少。
在澳大利亞，我見到的中國人有兩大類，壹類是把祖國說得壹無是處，並以自己的中國血統為恥，見到黃皮膚不愛搭理，生怕沾了落後貧窮的邊兒，好比舊社會有錢人恥於和窮親戚來往壹樣。另壹類是身離祖國，思念日深，中國什麽都是好的。王寶泉屬於第二類。他雇了12個澳洲白人工人。開始時，那些家夥看不起他，因為他們從當地新聞媒體了解到的是壹個落後得不成樣子的中國，在澳洲的中國人都是乘著漁船偷渡來的，是來分享他們的財富和文明的。
有壹次，地下水管壞了，幾個工人弄了半天沒弄好，他跳了下去，帶了壹身泥水上來，修好了。濕淋淋地站在那裏，把全體工人召來，指著他們的鼻子說，這是妳們的工作，我是老板，我今天像泥猴子似的，妳們應該感到羞恥。工人們服了他，他不僅會種花，電工、機修工等等，什麽都會幹，了不起。
今年，王寶泉選出兩個“先進生產者”，花2萬澳元安排他們到上海玩了壹趟。兩個白小子從上海回來，見人便說，中國跟他們的想像大不壹樣，上海比悉尼還繁華，他們都不想回來了。就在我們見面前不久，王寶泉不知從哪兒弄來壹盤國慶五十周年閱兵的錄相，高興極了，把他所有的工人召集起來，說今天不幹活了，看錄相。工人們看得目瞪口呆，他們壹輩子都沒見過這個勢派。從此，他們不但服了王寶泉本人，還服了中國。王寶泉說，他在作政治工作，搞企業管理不搞政治教育不行的。
現在，這些工人服服帖帖，見了他直拍馬*。他和他妻子都說，洋人拍馬*很好玩，他們拍得很招眼，壹點兒也不避人。比如，王寶泉手裏提了個什麽東西，他們會立刻奔過來，從他手裏把東西搶過去，好像累壞了他們的老板就罪大惡極了似的。他們還會當著眾人的面，送給王寶泉壹些小吃食，還說這是我媽媽特意為妳做的。王寶泉對我說：“管理洋人的感覺好極了，我喜歡雇洋人。”話是玩笑話，但其中洋溢著的民族自豪感卻是非常濃烈的。
正當他準備在澳洲大顯身手的時候，壹種麻煩的疾病纏住了他。他的雙腎都壞了，不得不靠透析維持。左胳膊上的血管，就是為清洗血液而弄成這般模樣的，醫生把兩條血管接在了壹起。他說他是累的。在流浪、打工、創業過程中，他都是拼命。幹壹天活，腰根本直不起來，走路時整個身體呈曲尺型。
寶泉啊寶泉，願天假妳以壽，讓我們看到壹個炎黃子孫在異國他鄉的更大成功吧！
作者自註：
此文發表於2000年的《環球》雜誌，曾被國內和香港媒體廣泛轉載。當時我給王寶泉起了個假名汪彭壽，壹方面祝願他早日康復，延年益壽，另壹方面，寶泉不願在國內媒體露臉。後來我發現，他是對記者有戒心，說不願意被報道。我再三說服，並答應不用真名，他才勉強同意。在以後的電話聯系中，他幾次問我有什麽事情要他幫忙，還說，“妳許老師的事我壹定辦”。我都說沒有什麽事情。他也就不在乎暴露他的真名實姓了。2001年，我開了5個小時的車去看他。
他的病繼續惡化，準備馬上到上海作腎移植手術。我祝他手術成功，並要求，手術後壹定給我打電話。此後，我壹直沒有接到他的電話，我也不敢給他打電話，幾次拿起電話都放下了。2003年，我的任期結束，即將回國，給他打電話告別，接電話的是個老外，說我打錯了。我的心立刻抽緊了。我不甘心，又打他的手機，傳來了熟悉的聲音。我喜出望外。他說他的病在繼續嚴重，但還沒有做手術，現在必須天天做透析了，政府為他從德國進口了壹臺透析機，並且給他培訓，教會了他使用。
他正在料理後事，已經把農場賣了，在悉尼買了房子，還買了壹個便民小雜貨鋪，交給他妻子。他說，腎移植存活率不高，他在做手術前必須把妻子和孩子的生活安排好。我說，聽聲音妳精神不錯呀。他說他當兵出身，不怕死，救命車來的時候，他都這樣說話。直到現在，我沒有聽到他進壹步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