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臺的政治價值遠遠超過了它的實際使用價值。在漫長的舊時代，它曾使多少讀書人艷羨過，詠嘆過，做過無數回美夢；也曾使多少不得誌的文人墨客感慨過，哀傷過，發泄過滿腹牢騷。唐初陳子昂登幽州古臺，是否就是這座燕臺呢？詩人沒有留下說明，不得而知。但那“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千古名句，確是表達了多少蒼涼沈郁的情懷。
以“燕臺”或“黃金臺”入詩，從唐宋直到明清，俯拾皆是，不可勝計，大都? 乙? 了懷千裏馬之才而不遇、渴望有燕昭王式的明君而不得的心境。元代貢師泰曾憤憤地寫道：“黃金買貴滿長安，惆悵英雄布衣老。”明代袁中郎在詩中質問：“十載築臺親禮士，如何止得壹人賢？”張明弼更是愁苦地低吟：“於今最賤縱橫士，莫倚荒臺發浩歌。”數來數去，直到中華人民***和國成立以前的茫茫青史上，築黃金臺以延國士、置重金以收駿骨的事例，似乎的確“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懷念燕臺的故事，期望在盛明之世常能出現招攬人才的黃金臺，自然成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願望。“人以國士待我，我必以國士報之”，有沒有千金，是在其次的。
然而從古至今，誰也不曾確切地指明燕臺的準確位置。《史記》《資治通鑒》上都只說燕昭王“置宮”，未言“築臺”，後漢孔融才開始提出“築臺以延郭隗”。南朝任昉的《述異記》說燕臺在易縣東南，《水經註》卻有“固安縣有黃金臺遺址”壹說。元代以後，許多誌書都認定燕臺在北京郊區。元末熊自得所著《析津誌》，是目前發現的最早記述北京地區歷史的專門誌書。熊自得曾經當過大都路儒學提舉和崇文監丞，在北京作過實地? 丙? ，他的記載自然可靠得多。《析津誌》中說燕臺“在南城奉先坊元福寺內”，但接著又說此臺乃後人設置，“以惑於剛者，不過慕名而已。”明代劉侗、於奕正編著的《帝京景物略》跟他的看法相同，雖然列黃金臺的地點比較詳細，說“今易州、易水邊二黃金臺，都城朝陽門外東南又壹黃金臺，三黃金臺，巋然皆土阜”，但也以為“黃金臺，後人擬名也；其地，後人擬地也”。本來，史書上只簡略地記載燕昭王築臺置金，後人無從詳加考證，慕名附會，以訛傳訛，也是在情理之中。詩人文士們托物起興，抒發點感慨，都當不得真的。
到明代以後，北京城規模日漸①□□（huī hónɡ），“京師八景”中才有了“金臺夕照”這壹景，乾隆皇帝還題了碑。據說解放初期，朝陽門外某工廠施工時，曾經挖到這塊碑石，似乎可以坐實了黃金臺的下落。然而，各地的“八景”“十景”之中，大抵總有“××夕照”“××落日”之類的名目充數。京東自來是迤邐平原，壹馬平川，並無崇山峻嶺，登上壹座土丘看落日，未必就比其它地方更美，恐怕還不及另壹景“薊門煙樹”來得有詩意。想當日土阜之上，無非也是供人吊古感今、借酒澆愁罷了。
有些名勝古跡，是無須去認真尋根究底加以考證的。我們何必去尋查燕臺究竟在何處呢？讓它伴隨著美好的傳說，長留在人們的想象和向往中，豈不更好？在北京朝陽門外也好，在南城某壹座廢寺也好，在固安縣也好，在易水東南十八裏也好，都無傷大雅。反正歷史上曾經有那麽壹位比較開明的君主，為了招聘能夠安邦治國的良才，特為修築那麽壹座土臺，上置重金，以接待天下士，這就很足以發人②□□（xiá sī）了。
每天漫步金臺路，想起黃金臺，總不免要神思蕩漾。我們的歷史悠遠而且豐富，有置千金以延國士的黃金臺，也有壹言喪身、株連九族的文字獄。“以古為鑒，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明得失。”這兩種歷史現象對我們今天都有借鑒和警戒的好處。想到此，我真想向北京市園林部門提壹條建議：不妨在金臺路附近的朝陽公園或團結湖公園的假山上，將那塊乾隆所題“金臺夕照”碑石重豎起來，旁邊加個說明牌，介紹壹下原委。如果再選幾首吟詠燕臺的詩詞題寫在周圍，就更能增添③□□（yùn zhì）了。
自然，這類區區小事，可能有人譏為復古而嗤之以鼻。我卻以為，為了繼承和恢復歷史古城的傳統，為首都再增加些文化氣息，同時也為了紀念古代燕京文明的開拓者，也許還是值得的，對今人和後人，都會有啟迪作用的。在燕臺碑石下領略著夕陽余暉，人們從古代讀書人空懷報國之心的感慨，想到今天知識分子們有可以大展宏圖、縱橫馳騁的廣闊天地，想到他們那比黃金貴重不知多少倍的愛國丹心，將會感受到與舊時代詩人文士們完全迥異的欣喜之情，也許會想起朱自清先生晚年書以自勉的兩句詩：“但得夕陽無限好，何須惆悵近黃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