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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企業家族制的合理性與局限性?

壹、現階段我國家族企業存在的合理性

現實中,企業的創業者首先選擇家族制並不是認真地比較了各種不同的制度績效差異後的選擇結果,而是他們創業時不得不做出的制度選擇。

拓寬籌資渠道的需要

資本所有者對企業的投資活動本質上是物質資本所有者與人力資本所有者之間就要素使用權進行的交易活動。由於人力資本的質量難以觀察和量化,物質資本所有者在投資前,為了規避信息不對稱下的交易風險,往往要求創業者提供足夠的資產抵押和足以證實其企業家素質的良好經營記錄。這樣,家族企業就成為人力資本所有者在取得向外部潛在投資者融資之前,顯示企業家信息、提供資產抵押的重要載體。此外,企業初創時期的經營風險無疑很大,商業銀行出於對自身效益和風險考慮,壹般不願意向這類企業提供融資。這樣,家族企業在初創期或規模不大時不得不利用家族的信任網絡來解決籌資問題。

縱觀世界上大型企業的成長史,它們幾乎都是由創業家族開辟的家族生意逐步發展而成,如福特、杜邦等,其中的壹些企業至今仍受到創業家族成員的控制或影響。因此,家族企業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我國乃至世界範圍內創業階段企業無法跨越的壹個階段。

發育不成熟的要素市場的需要

成熟的市場不僅需要發達的社會經濟為基礎,而且要求相應的法律制度來規範人們在市場交易中的產權關系。發達國家通過公司法、合同法等對公司行為以及交易市場中的權利關系作了明確規定,尤其對上市公司都有嚴格的公示制度,他們的資本市場上存在著眾多的投資者,投資者可以根據市場上獨立的證券公司、審計機構對公司經營業績以及經營者行為的客觀分析進行股票買賣。

而在我國,資本市場、經理市場等要素市場發育程度很低,缺乏針對經理人的具體記錄,也很難對經理人做出準確評價。導致企業很難從經理市場上聘到合適的經營者。由於市場不能對經營者行為進行有效的約束,由非家族成員擔任企業的經理,代理成本和風險必然很大,這樣家族企業是不會輕易地把經營權交出去的。綜上所述,在市場發育程度較低的情況下,家族企業在我國仍有難以替代的優勢。

低信任度的社會結構和我國傳統文化的需要

在東西方社會制度結構中,家庭制度的地位和作用有很大不同。正如費孝通在“差序格局”壹文中所論述的,西方社會是團體格局的社會結構。在這種社會裏,首先假定了團體的存在,強調個人的獨立和平等,是個人主義的社會結構,家庭的概念和含義較為簡單,以生育為主要功能,是暫時性的。而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家庭及家族利益和聲譽遠遠高於其他組織。我國的傳統社會是差序格局的,人與人關系的親疏遠近是以自我為中心所形成的同心圓束,與別人所形成的社會關系像水的波紋壹般壹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薄,也愈推愈遠。這種社會格局下家的概念具有極大的伸縮性,可以根據需要沿著差續向外擴大。

因而,我國傳統意義上的家在結構上是壹個氏族,它不僅僅限於生育功能,而是壹個事業組織。正是因為我國傳統倫理的中心是“推己及人”中的自己,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是以自己為中心,所有的關系都是自己的關系。因而,人們之間的社會信任也以家族主義為衡量標準,形成了對家族內部的高信任度和對外人的低信任度。

美籍日本學者福山認為,企業的發展要依靠三種資本: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及社會資本,其中社會資本的影響超過前兩種資本。所謂社會資本,按照科曼的說法,就是指人們在壹個組織中為了***同的目的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能力。

通常社會信任的出現和傳遞,主要通過文化機制,如宗教、習俗以及種族的價值觀等的漸進演變。在西方社會,基督教是人們的信仰***同體,法律、法規和市場發育的成熟形成了完善的契約制度,因而形成了較高的壹般信任。而在我國,由於傳統家族制度、家族文化的影響形成了以家族關系為主的非凡信任,構成了對家人以較高的信任,對壹般人壹般不信任。這種信任導致了對我國企業成長至為重要的社會資本的先天不足,迫使私營企業在創業過程中不得不主要依靠家人。

節約交易費用的需要

科斯1937首次提出了交易費用的概念,用以解釋企業的存在及其邊界。他認為使用市場協調和配置資源存在交易費用,而企業作為另壹種協調和配置資源的機制可以節約交易費用。但是隨著企業的擴張,企業的組織治理費用增加,企業的成長邊界和效率取決於總費用的比較,當企業內部組織壹筆交易的成本等於通過公開市場完成同壹筆交易的成本時,企業達到邊界。用制度經濟學解釋就是:當家族企業相對於其他類型的企業組織來說,能夠節約企業的總費用時,家族企業就是有效率的,否則是無效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