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康（北京輕工業學院首任院長）
我的委任狀還是周恩來總理簽署的，可惜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撕毀了。
周總理說，孩子們正在長身體，壹個月11元夥食費不夠，讓我們增加到15元。 1956年，毛澤東同誌在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指出，技術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無知的命，沒有知識分子是不行的，單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國應該有大批知識分子。同年2月，中***中央發出指示，要求各級黨委采取有效措施，大規模地培養新生力量，擴大知識分子隊伍，並提出要在12年內使我國落後的科學技術接近世界先進水平。1957年，第壹個五年計劃超額完成，1958年初，毛主席又提出要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技術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
在全國向科學進軍的熱潮中，大專院校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建立。當時，我國還沒有部屬輕工業高等院校，輕工業教育同迅速發展的輕工業形勢極不適應。有鑒於此，1958年5月，國務院批準組建北京輕工學院，任命我擔任院長兼黨委書記，我的委任狀還是周恩來總理簽署的，可惜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撕掉了。
談到北京輕工學院的成立，不能不把黨的八大提上壹筆。我們黨的八大確實是個很成功的會議，會議確定了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提出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應該說沒有八大就沒有北京輕工學院的建立，可惜的是八大路線沒有得到始終如壹的貫徹。 我於1954年7月，從唐山市副市長的崗位上調任輕工業部基建司司長，至1958年，先後擔任輕工業部基建司司長，設計司司長、食品局局長兼食品工業油脂設計院院長。1958年5月份的壹天，分管人事的夏之栩副部長讓秘書給我打電話說：“朱局長，妳來壹下。”
夏之栩是革命母親夏娘娘的女兒，趙世炎烈士的夫人，我們都尊稱她為大姐。我壹推門說：“大姐有事啊？”
夏部長說：“咱調動調動。”我當時是輕工業部食品壹局的局長，管全國的煙酒糖。我說：“我到部裏來這麽三四年調了四五次了，妳得讓我熟悉熟悉啊！”
夏部長不容分說：“決定了，妳去吧，到輕工學院任黨委書記兼院長。”
那時候，工作調動就這麽簡單，組織上決定了的事，誰都得無條件服從。我咽了口唾沫說：“既然決定了，那就去唄！”
輕工學院籌備處是在7月份成立的。籌備處集中了輕工部裏的壹批精兵強將：教育司司長丁立之任黨委副書記兼副院長、辦公廳副主任黃紀任黨委委員，不久幹部司司長劉亞平也來到學院。後來，基建司、設計院還有天津造紙學院籌備處的同誌紛紛加盟，籌備處真是兵強馬壯，實力雄厚。 北京輕工學院的校址設在海澱區阜成路。這裏原為中央手工業幹部學校，後該校撤銷，輕工學院就利用了該校遺留的校舍，進行改擴建。建校的速度看起來簡直就像神話壹樣，從國務院正式批準建校到學院開課，僅僅用了4個月時間。1958年9月18日，北京輕工學院舉行開學典禮，9月22日就正式上課了。 我看沒什麽竅門，就是相信人、關心人、理解人、尊重人。就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在我奉命組建北京輕工學院的那壹段時間，輕工業部的部長是李燭塵。李部長是天津的壹個大企業家、知名的民主人士。50年代，***和國中央政府的部長由民主人士擔任，李燭塵並非第壹人，輕工業部的第壹任部長、國務院副總理黃炎培也是著名的民主人士。輕工部對學院建設可以說非常重視，開學典禮、畢業典禮、學校的紀念活動，部長們都親自參加。為了把學院搞好，李燭塵部長還給了我壹個政策，可以到全國挑人。有了尚方寶劍，我們首先下功夫組建教師隊伍。很快，我們學院集中了壹批在國內外享有名望的高級學者、教授和工程技術專家。像輕工業部皮革研究所所長、壹級工程師杜春晏，矽酸鹽研究所所長、壹級工程師賴其芳，中國微生物學會常務理事金培松，化學工程專家程銘之，造紙專家曹光銳，二級教授肖連波，陶瓷專家遊恩溥，輕工機械專家曾廣壽，皮革分析及皮革組織構造專家潘津生……形成了壹支業務素質很高的教師隊伍。
當時的學生來源大部分是通過全國統壹考試招收的高中生，也有大約20%是在各省市（幹部）速成中學挑選的。後壹部份人都具有革命工作實踐，是政治強、學習好的骨幹，他們的入學對學校樹立忘我為公、艱苦創業、團結奮進、尊師好學的良好校風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
那個時候，在招生中對學生的出身成份卡的還是比較嚴的，特別是華僑，有海外關系的考生，很多院校都不敢要。我不怕那些，我說：“孩子們從海外跑回來上學，說明人家很愛國嘛！哪有那麽多特務啊？沒人要我要！”別人都說我膽子大。可是在這批學生裏，確實有不少可造之才，有的還取得了相當的成就。記得有壹天下午，壹個系的總支書記抱了壹摞學生檔案來找我：“朱康同誌，這有壹個社會關系復雜的考生，妳看能不能要啊？”我是院長嘛，招生中的疑難問題得由我最後拍板。我問：“除了社會關系復雜，這個學生還有什麽問題？”他說：“這個學生表現不錯，學習成績也挺好。”我說：“那就要了。”當時我也沒想到，這個學生後來成了我們輕工業部的副部長。
北京輕工設計院兩任院長，大連輕工學院的院長、書記，保定膠片廠的領導，牡丹江造紙廠的廠長……都是北京輕工學院的學生。我前幾年出差，到哪個省市都能遇到過去的學生，有時候晚上壹召集就是十幾個。有壹年全國政協組織我們到合肥搞調查，正在開會，看到窗戶外頭有個人扒著窗戶往裏看，我也沒在意。吃了晚飯後，七八個學生來了，多是廠長、總工程師。 北京輕工學院建院不久，就趕上了三年困難時期。糧食定量，豬肉、食油每月每人只有半斤。為了保證教學工作正常進行，為了學生的健康，院黨委多次開會，千方百計讓學生吃飽吃好。首先規定院領導不許動用學生糧油；其次，我們自己動手，養豬種菜，還養了不少奶牛，保證學生每周可以吃上壹碗紅燒肉。別的學校的學生都是自己買飯，咱們不，學生交了糧票，主食隨便吃。主食不限量，讓學生敞開肚子吃。開始糧食消耗得很快，管夥食的同誌怕糧食不夠很是著急。我說，不怕，肚子裏有了油水，再讓他吃也吃不下了。果然，壹周後糧食消耗就減下來了。困難時期，我們學院幾千師生沒有壹人浮腫，至今，在那幾屆學生中仍傳為佳話。
使我不能忘懷的是，原來我們把學生每月夥食標準定為11元，周總理知道後，說，孩子們正在長身體，壹個月11元不夠，讓我們增加到15元。總理那麽忙，還管得這麽細。
記得時任北京市領導的彭真、劉仁都很關心學校。當時北京市委設大學科學部，分管高校工作，部長吳子牧和宋碩，對工作抓得很緊，經常把各院校的書記、院長集中到六國飯店學習，傳達中央精神。那時候，北京輕工學院實行雙重領導，輕工業部管人事，管財務；北京市大學科學部管教學和政治思想工作。大學科學部還設有五六個巡視員，三天兩頭到學校去，根本不用我們到上面匯報工作。
《時代潮》(2002年第十壹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