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古時代，人們觀念中的世界由屬人的地和屬神的天兩部分組成，地上承載著山川河流、生靈萬物，天上鑲嵌著諸神居住的日月星辰。神是高貴至上、無所不能的，人是低賤的，神的世界是充滿光明、幸福與快樂的，人的世界是充滿災難與不幸的。神曾經拯救過人類，神也將再次拯救人類。可以說，神的概念的形成便是地外智慧生物概念的起源。到了古希臘、古羅馬時代，隨著社會的進步、交通工具的發達，隨著人們的活動範圍日益擴大，人們在不同的地理位置看到了不同天區的星辰。人們在航海時發現，從遠方駛來的船首先看到的是它的桅桿。更重要的是，人們在日食、月食時註意到了月亮和地球圓形的影子，所有這些都使得人們對日月星辰的形狀及他們的關系進行重新思考。那時，人們的世界圖景相當於托勒密宇宙模式的含義，即以人類所居住的地球為中心，包含壹個月球、壹個太陽、五個行星和眾多的恒星構成整個世界。宇宙中存在著許多這樣的世界，每壹個世界的中心都存在著壹個同地球壹樣適合生物生存的星球。這樣，像人類這樣的智慧生物在宇宙中便有無限多。當時的畢達哥拉斯學派、德謨克利特等原子論者、伊壁鳩魯及其門徒盧克萊修以及泰勒斯、赫拉克利等等都持有這種觀點。
在柏拉圖之前，世界多元論非常流行，但從柏拉圖時代開始，這種狀況有了很大改變。因為這位古希臘偉大的哲學家反對世界多元論，他確信只有地球是唯壹適合智慧生物生存的世界，至於其他行星上是否適於生物生存，則是未有定論的。到了柏拉圖的學生亞裏士多德時代，人類的技術水平有了相當大的發展。人們造出了望遠鏡，並且開始用它對月亮及其他行星進行觀察、研究。同時，人們也開始習慣於用壹些實驗的方式來探索大自然的客觀規律。亞裏士多德繼承並發展了他老師的思想，提出宇宙是有限的，地球是唯壹的，也是唯壹適合生物生存、有智慧生物存在的天體。這樣，把人類居住的地球放到了壹個特殊的地位，也把人類擡高到壹個至高無上的地位，為中世紀的神學宇宙觀的形成打下了伏筆。
以經院哲學家阿爾伯特·馬格納斯、神學家聖·博納班圖拉及德國哲學家羅馬教紅衣教主摩薩的尼古拉為代表的壹派堅持世界的無限性和多元論。他們認為：如果上帝的權能是無限的，那麽，為什麽他只創造出壹個有限的世界?無限的創造力只有創造出壹切可能的世界才能顯示出來。如果上帝高興的話，他可以創造出壹百個世界來。所有這些世界和人類世界壹樣都是上帝的傑作，都需要上帝的拯救，地外智慧生物的存在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因為事實上上帝會那麽做。而以馬格納斯的學生、意大利著名經濟哲學家托馬斯·阿奎那為代表的壹派則認為：世界是壹元的，世界是上帝為了人類而創造出來的，人類是上帝的唯壹傑作。他們說，假如上帝在創世之初還創造了另外壹些世界，那麽這些世界不是和我們的世界相似就是和我們的世界不同。如果相似，則上帝的這種創造是徒勞的，索然無味的，這與神的睿智不容；如果另外壹些世界和我們的世界不相同，那麽我們所在的世界則不是唯壹完美的，而且宇宙中也不存在壹個包羅萬象的完美世界。同樣，這種情況也不可能是盡善盡美的造物主的作品。因而，人類只能是唯壹的。
哥白尼開創了壹個全新的時代，他的日心說完全打破了長期禁錮人們思想的地心說體系。他的學說使地球從宇宙的中心變成了壹顆極為普通的行星，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類也不再是世界存在的中心目的和必然理由。人類在宇宙中的地位看起來是無足輕重的，人類自身也毫無特別之處，回過頭來再看看，便發現其實人類只不過是種自欺欺人、夜郎自大的動物而已。這像壹場強烈地震壹樣摧毀了人類以往的信念和信念賴以存在的基礎，人類感到從未有過的空虛、失落與迷茫。美洲大陸的發現大大刺激了人類的好奇心理，激發了人們在地球上繼續尋找未知大陸的強烈願望，同時也使得善於聯想的人們用同樣的心情來眺望其他的行星，並把它們看作是遙遠的、同樣適於智慧生物生存的“新大陸”。望遠鏡技術的發展揭示出月亮上有山脈、木星有像月亮壹樣的衛星、宇宙中有數不清的像太陽壹樣的恒星、其他行星的結構也大致與地球相似，這就提示人們，所有那些和地球類似的行星上極有可能有其他智慧生物存在。人們也猜想，所有的行星、恒星壹定是為了某種非人類的目的而創造的，就像地球是人類的家園壹樣，其他的行星便是地外智慧生物的快樂家園。這壹時期，以開普勒、惠更斯、德勒姆為代表的許多科學家都贊同世界多元論，並堅信地外智慧生物的客觀存在。到了19世紀初葉，星雲說已被普遍認可，世界多元論也被認為是正確的。生命只不過作為物質的組織和運動的特殊形式在我們地球上合乎規律地產生出來，它是碳化物在這種發展的某壹階段上的演化發展的結果。
S.米勒的實驗為生命可以在其他行星上的自然發生提供了證據。實驗的條件是非常原始而簡單的，其中水是最重要的條件，這也是當今許多科學家在宇宙中苦苦尋找水的存在的根源。許多科學家狂熱地相信宇宙中到處散布著生物，它們有的文明程度遠遠高於人類，有的文明程度比我們還低，有的還處在生成演化的過程中。赫歇爾甚至以為太陽是可以居住的。
19世紀末，美國天文學家洛厄爾宣稱在火星上發現了智慧生物開鑿的大運河，雖然這種發現後來遭到了許多科學家的非難，但它卻使人們覺得地外智慧生物的存在遠在天邊，近在眼前。星際間智慧生物的相互接觸被認為是壹件必然發生的事。問題只在於，第壹，我們該如何同他們進行聯系，使他們知道人類的存在，知道我們的文明程度、在宇宙中的確切位置以及我們友善的態度；第二，如果地外智慧生物曾經到地球來過，那麽它們的目的是什麽?人類該作出什麽樣的反應。這種心態在美國電影《天煞地球反擊戰》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這壹時期，現代的科學家們也接受了世界多元論觀點，他們否定了地球的歷史進程是唯壹現象的看法，認為這壹現象可能在別的行星上重現。宇宙是可以居住的，人類歷史的進程是循環往復的，星際間智慧生物聯系是可以實現的。巴納斯主教於1931年在《自然》雜誌中最早提出用無線電在恒星際進行通訊的建議。壹石擊起千層浪，巴納斯的大膽設想大大激發了人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英國統計學家，研究人類智慧遺傳的先驅高爾頓精心編出了壹種和地外智慧生物通訊的電碼，美國天文學家富蘭克·德雷克提出了有名的“德雷克方程式”，以推算銀河系中與地球人類同時存在的文明的數量。
1959年底，科可尼和莫裏森在《自然》雜誌上發表的關於用無線電同地外智慧生物進行接觸的計劃引發了現代關於地外智慧生物的大討論。壹時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地外文明研究熱潮，幾乎所有有興趣的科學家都把無線電天線對準了宇宙空間他們認為最有可能存在智慧生物的區域，使用宇宙中最常見的無線電頻率，期望接收到從存在地外智慧生物的星球上逃逸出來的或地外智慧生物主動發射出來的無線電信號。隨後的“奧茲瑪”計劃、“奧茲瑪Ⅱ”計劃和1971年秋美國、蘇聯在亞美尼亞科學院比拉幹天文臺舉行的專門系統分析宇宙智慧生命問題的討論會，使人類對地外生命的研究達到了壹個新的高潮。人類除了被動接受有可能來自地外智慧生物的信號外，還主動向宇宙空間發射各種無線電信號和發射宇宙“信件”，以期地外智慧生物能接收到這些信號並作出應答。但是由於種種原因，人類至今尚未收到任何“回信”。現在，人們對於在太陽系中存在其他生物的可能性已不抱多大希望了，因為人類的探測器已經先後光臨過那裏，但初步探測的結果表明，那裏的自然條件是不適合生物生存的。於是人類便把希望寄托在太陽系以外的其他恒星系，人類的探測器已經飛離了太陽系，飛往離地球最近的恒星系。這是壹段漫長的等待，到目前為止，唯壹令人興奮的是科學家們已在星際間找到了星際有機分子以及水的存在，也就是說，地外生命形式的存在是極有可能的。
另外值得壹提的是，雖然從19世紀以來，世界多元論已被人們普遍接受，但仍有相當部分的神學家、科學家反對世界的多元論。劍橋大學三壹學院院長惠韋爾認為，所有可能得到的證據都表明在太陽系中其他行星上的條件與地球很不相同，因此可以認為這些星球不適於我們已知的各種生命形式存在。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其他恒星周圍存在著與我們太陽系中的行星類似的天體。以達爾文、華萊士、杜勃任斯基、辛普森、邁耶為代表的進化論者批判支持地外存在智慧生物的人們缺乏進化論的歷史觀念。他們認為，每個物種由且僅由壹種母原物種產生出來，現有的任何壹個物種上溯至最初的生命形式，其整個血統關系都是固定不變的。因此，倘若壹條血統線上的千百萬物種之壹在它尚未變成該血統線上的下壹物種前就滅絕的話，那麽構成這個特殊血統最後壹環的特殊物種將永遠不會存在了。人類的發展大致上取決於上百萬次的獨特變化，每壹次變化都具有特殊的形式，每壹次變化都取決於在此以前有機和無機環境的某些變化，即使在同顆行星上，在相互隔絕的不同地方，由許許多多個別變化而組成的變化長河，其重復發生的可能性幾乎是絕無僅有的，在星際間則更是這樣。所以人類在宇宙中是絕無僅有的孤獨的種類。美國人佩因在《理性時代》中說，上帝為什麽把千百個世界平等地置於他的保護之下，卻對其撒手不管，單單跑到我們這個世界上死去。
另壹方面，難道我們能夠設想在創世過程中每壹個世界都有壹個夏娃、壹個蘋果、壹條青蛇、壹個贖罪者嗎?這樣上帝只能匆匆忙忙地從壹個世界跑到另壹個世界並壹次次地死亡，而他的生命僅僅存在於死亡與死亡的瞬息之中。人類可能是宇宙中僅有的墮落的智慧生物。隨著人口的膨脹、生活環境的汙染、自然環境的惡化、資源的日益匱乏，再加上核戰的陰影以及有可能來自宇宙中不速之客的撞擊，地球已不再是人類的伊甸園，地球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危機，所有這些危機都有可能直接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和地球的存在。不安之余，人類再次把目光投向了宇宙空間，期望在人類和地球真正遭受劫難之前找到壹只諾亞方舟、壹只宇宙航母，離開地球這個不再太平的家園和是非之地，進行太空移民，使人類能夠繼續在宇宙中生存、繁衍。而找到地外智慧生物，找到適於人類棲息的星球，確定這次極有可能到來的人類星際大遷移的目的地則是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