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皇帝，大多喜歡狩獵。跟成吉思汗壹樣，努爾哈赤也是靠“彎弓射大雕”而白手起家的——傳說他最初創業的本錢僅為私藏的十三副刀甲。若按階級劃分，他無疑屬於獵戶出身，朝伏夜出，捕殺野兔山雞之類去城裏賣，養家糊口。估計在那個時代，貂皮鹿茸靈芝草，就已是“東北三件寶”了。然而此人偏偏有壹顆不安分的心，率領壹大群穿著虎皮短襖的“解珍解寶”《冰滸傳》裏的獵戶兄弟)，遊走於白山黑水之間，不僅打獵，而且打仗，憑借武力統壹了滿洲諸部落，進而跟長城內的大明帝國“叫板”，有取而代之壯誌。就像讓野生動物與圈養動物相互廝殺，自古即實行井田制的中原農耕民族，哪裏是打虎上山的八旗兵馬的對手呢?鹿死誰手是明擺著的。
經過幾代人的努力，仗著兵強馬壯的優勢，愛新覺羅們終於沖進山海關。愛江山更愛美人的明降將吳三桂，無疑充當了鷹犬的角色，引導著有備而來的狩獵者占領北京城，並且壹鼓氣打到了南方的邊疆。由盛京(沈陽)移鼎北京的順治小皇帝。封吳三桂為平西王，允許其把“狗窩”蓋在雲南——總算撈到幾根骨頭啃壹啃。
真正的贏家是努爾哈赤的後裔。打到了壹頭足以令老前輩欣慰甚至嫉妒的獵物：大明的皇天後土。雖然此舉近似於乘人之危的“偷獵”。鷸蚌相爭(李闖王進京逼死崇禎帝)，漁翁得利也。
按道理講，衣食無憂、富貴盡享的真命天子，已無需操刀挽弓去獵食。康熙卻不這麽想，仍苦練騎射的技法。在宮墻禦苑內打靶猶嫌不過癮，還在熱河的原始森林設立“木蘭圍場”——莫非為了訓練野外生存的能力?只能說，他不甘心讓鎖鏈般的長城束縛住骨子裏遺傳的野性。據史書記載：康熙每年立秋之後都要遠赴熱河狩獵近壹個月，壹生***參加四十八次之多。看來他對木蘭圍場之依戀，絲毫不亞於對精雕玉琢的紫禁城的感情。那是他精神上的故鄉，那是他磨礪意誌與體力的行宮。康熙天生是個徹底的行動主義者：不管狩獵抑或執政，都迷信速度與力量。甚至在初出茅廬時，就鏟除強大的政敵鰲拜，隨即又屠殺了吳三桂這父輩的鷹犬。對於真正的獵人來說，鷹犬是多余的。
在無仗可打的時候，康熙只能把過剩的精力用於打獵。當他脫下臃腫的龍袍、換上緊身的鎧甲——壹馬當先沖入深山老林，肯定暫時忘掉自己是個皇帝，忘掉身後尾隨的龐大的衛隊(近萬人)，而現出獵手的原形與本性。眼前只有莽莽的群山、遒勁的樹木、壹掠而過的鳥獸，吸引著他全部的註意力。或許曾有壹閃念：即使從此真的做個平凡的獵戶，也會很快活的。野地裏射虎，和政壇上逐鹿，快感相似。都可以滿足血液裏的征服欲。從客觀上來講，已成定律的秋狩，對其麾下的八旗官兵亦是另壹種性質的操練：不僅要保持弓馬之強勁，更要發揚尚武之精神。在這方面，皇上本人即是最好的榜樣。
既然人類中已無對手，政治上已無勁敵，唯我獨尊的康熙大帝(中國歷史上能稱作大帝的君王屈指可數)，意猶未盡地把目標轉向毒蛇猛獸——簡直在跟大自然較勁。1719年，他對自己的業余愛好做了壹番總結：“朕自幼至今已用鳥槍弓矢獲虎壹百五十三只，熊十二只，豹二十五只，猞二十只，麋鹿十四只，狼九十六只，野豬壹百三十三口，哨獲之鹿已數百，其余圍場內隨便射獲諸獸不勝記矣。”並且沾沾自喜於這絕妙的樂趣，“朕於壹日之內射兔三百壹十八只，若庸常人畢世亦不能及此壹日之數也。”我視之為壹位和平年代的帝王特殊的“述職報告”，不是在炫耀政績，而是逐壹清點狩獵的戰果。這份血淋淋的清單，若讓當代的“環保”人士看了，會心疼不已：難怪虎豹熊狼都成了珍稀動物壹它們的危機早在清朝就開始了。在破壞生態環境方面，康熙之殘暴，似乎並不亞於殺人如麻的希特勒? 可惜彼時，沒有誰敢罰皇帝的款，或追究其刑事責任。
好在康熙無師自通地懂壹點生態平衡的知識，逐年輪換狩獵區域。也虧得木蘭圍場面積大，珍禽異獸總算有喘息之機，才不至於斷子絕孫。否則治國有方的康熙，堪稱荼害生靈的劊子手了，功過相抵，毀譽交加。
作為神射手康熙之子孫，雍正與乾隆，皆精於弓馬。尤其乾隆，是好戰分子，東征西伐，打得很過癮。自詡為“十全武功”(刻碑後供奉於避暑山莊)。與人戰之余，也與天地戰——繼承了“木蘭秋狩”的傳統，厲兵秣馬，捕虎射雕，壹輪又壹輪地“大掃蕩”。他去熱河行宮的次數比康熙還多，估計“成績單”也並不遜色。乾隆的愛好甚至更廣泛：不僅頻繁在塞上遊獵，還熱中於乘龍舟下江南。這最尊貴的“漁翁”，興高采烈地亨小調，往返於運河沿岸，垂釣風景，垂釣詩畫，垂釣美食——包括垂釣形形色色的美人魚。他的風流韻事可太多了。遊戲山水也遊戲人生。
我還知道道光的槍法很了得!嘉慶十八年(1815年)，皇帝去熱河行宮避暑，天理教起義軍乘虛而入，攻打紫禁城。在太監的內應下，兵分兩路：由西華門潛至隆宗門，由東華門攻入內廷景運門——直至由通道登上五鳳樓，居高臨下地與禦林軍交火。其時諸皇子正在宮中讀書，聽到槍聲後都很驚慌，唯獨道光保持鎮定，率領幾個小兄弟取出鳥槍去養心殿搶占有利地形。偏偏內廷軍械庫的值班太監手忙腳亂，沒有找到鉛丸。迫在眉睫，道光反應很快，讓在場者將衣服上的銅紐扣全揪下來，混入火藥中代替鉛丸。當起義軍翻墻而入時，道光開槍擊中兩人，其余皇子又射傷第三人，打得對方擡不起頭來，只好改變偷襲皇帝寢宮養心殿、劫持人質的作戰計劃。道光憑著壹把銅扣子作彈藥，壹直堅守到增援部隊趕來。
嘉慶皇帝原本不欣賞這位貌不出眾的皇次子，曾懲罰他到內廷“打掃處”接受勞動改造，跟小太監壹起擦窗戶掃地。可道光在此事變中的表現，使父皇刮目相看：臨危不亂，智勇雙全，可治理江山也。於是道光被“破格提拔”為皇位繼承人。神槍手道光，尚是皇子時，恐怕就接受過“軍訓”了。否則不至於如此熟練地使用火器。他平日打靶的成績壹定也很不錯。
道光承襲帝位(也算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後，壹如既往地喜歡玩槍，喜歡打獵。他晚年時，與其父皇壹樣為選擇接班人的問題而傷腦筋，頗費躊躇：“欲付大，猶未決，令校獵南苑，諸皇子皆從，恭親王奕忻獲禽最多。文（鹹豐)未發壹矢，問之，對日：‘時方春，鳥獸孳育，不忍傷生以幹天和。’宣宗大悅，日： ‘此真帝者之言!”’[清史稿·杜受田]以聚獵比武的方式來辨別兒子們之高下，本無可厚非。只不過作為裁判的父親，暗自擬定的是另壹種比賽規劃：並非比槍法、比武力、比戰利品，而是比人心之善惡。因此，獵物頗豐的恭王奕新反而落選了，懷抱著壹桿道具般的空槍的鹹豐卻脫穎而出。
鹹豐考慮到春季鳥獸正在生兒育女，不忍殺伐，破壞其家庭和美乃至生態平衡。他是壹位生活在童話世界裏的皇子，壹位最老的“綠黨”——肯定很討後世之綠色和平組織歡心與褒獎。當今之瀕危動物，若有良知、若能讀懂歷史的話，應該會感激這“大善人”的恩情。可惜，若以帝王必須具備的霸氣來衡量，鹹則失之於迂腐了。政治畢竟不同於“環保”，治國平天下，光有腸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俠骨、雄心、鐵腕。上下五千年，凡是挫敗諸侯、開疆拓土的君主，又有哪壹位是省油的燈、是心慈手欽之輩?哪壹位不是在累累白骨中立而不倒的?從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乃至成吉思汗，基本上都是馬上皇帝，靠火與劍建功立業的。
道光自己就是在平叛中嶄露頭角的，偏偏器重鹹豐這樣的“慈善家”，器重壹個另類。真不可思議!莫非他本人，已被太平盛世麻痹了神經、削弱了鬥誌?難道忘記了：書生造反，十年不成—壹讓其守業也不見得會有多好的結果。若以不殺生為優點，適宜做和尚。燒香拜佛，與保家衛國，是不同的概念。畢竟，世界已非堯舜禹的時代，不進取則落伍。群在那次南苑校獵中，彈無虛發的恭親王奕新，倒還真是個人物。眾人皆知他與鹹豐少年時同房修文習武，而才華略勝壹籌。他好強鬥勝的血性，卻不受父皇青睞。嫌其太生猛、太逞能了?
道光不以實力、而以道德選拔人才，犯了主觀化的錯誤。他的壹念之差，導致大清國運的衰竭：亦步亦趨地走進壹條無路可退的死胡同。中國近代史上的恥辱，道光首先是要負責的。他不僅於1842年簽訂了第壹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而且選錯了接班人。
後來的事實證明：治國確非鹹豐的強項，他更適合做“農林牧富漁業部長”，抑或組建綠色和平組織，卻不擅長擴充武備，抵禦外敵。徒具“婦人之仁”，哪裏能鬥過強盜的邏輯?他在任期間，北京首次淪陷於跨海而來的西洋人之手，真是丟盡了臉。鹹豐十年(1860年)十月十三日，英法聯軍沖進安定門——從此安定門再也不安定了。鹹豐本人嚇得屁滾尿流，到承德避風頭。以前的清帝去避暑山莊，都為了打獵，為了耀武揚威；鹹豐此次十足是在逃難，把祖傳的圍場當作最後的避難所了。真是絕妙的諷刺!鹹豐肯定沒心思秋狩了，他自己儼然已成別人追擊的獵物。惹不起，總能躲得起吧。可躲也不是辦法。鹹豐在承德躲了將近壹年，既不好意思面對先帝們的手跡與豐碑，又無顏見江東父老——肯定如坐針氈、進退兩難。大病壹場，索性躲到地獄裏去了。
鹹豐生前連個螞蟻都不舍得踩死。可他的敵人，“焚燒淫掠，備極殘酷”，毫不手軟地用壹根火柴就點燃了價值連城的圓明園。菩薩心腸管什麽用?甚至無力為自己的子民提供必要的佑護。在壹個弱肉強食的時代，善良的人是可欺的，怯懦的人是可恥的。
說鹹豐是清朝的敗家子並不為過。在洋槍洋炮面前，他拱手獻出了都城，並退避三舍。逃跑主義與投降主義，就是由其開始的。狩獵者的家族，已生疏了弓馬，競爭能力大大地退化了，任人宰割。從此，西方列強的鐵蹄在華夏版圖上橫沖直撞，恣意地圍獵。
就像道光選錯了接班人，鹹豐還有個失誤：娶錯了老婆。他該納慈禧為妃的。慈禧把老公的棺材從承德擡回北京後，就發生祥政變，由此垂簾聽政達四十八年。大清王朝真正滑入陰盛衰的境地，遭遇了史無前例的尷尬：不斷地賠款，不斷地割地，不斷地簽署賣身契(不平等條約)。慈禧不思振作國防，反而把本購置堅船利炮的海軍軍費挪用來蓋別墅(頤和園)了。這個女人瞎攙和的結果，是使首都再度失守：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在中南海飲馬，在太和殿裏跳華爾茲……
我偶爾會作無用的假設：繼承道光衣缽的若非鹹豐，而是身不凡的恭親王奕忻壹壹那麽歷史是否要改寫了?即使不能說國家的命運完全是皇帝本人的性格的投影，至少，葉赫那拉氏恐怕就沒有機會在舞臺上亮相了，更難以成為壹個動亂時代的臭名昭著的女主角。慈禧太後的晚清，至今仍是國人痛定思痛的反面教材”。想忘是忘不掉的。想更改也是更改不了的。
十個手指不可能壹樣長。奕忻與鹹豐雖為兄弟，卻具有不同個性——從南苑校獵各自的表現就能看出來：鹹豐偏重於仁其實是個庸人)，奕忻傾向於勇(倒是可造才)。壹山不容二虎，鹹豐上臺以後，奕忻只好低眉順眼地跑跑龍套——以免把新帝比下去了。即使這樣，鹹豐對其仍加以提防與排擠。楊義先生曾將這哥倆比作萁豆相煎的曹丕與曹植，可見奕忻的日子是很熬的：“曹植借詩泄憤，成為曠世詩伯。恭親王卻把詩情傾註於林苑，使他的花園成為磚瓦木石堆疊成的沈默的詩了。” 奕忻是道光第六子，因而什剎海西岸前海西街17號的恭親王府，俗稱六爺府”。這位有經韜偉略而無法施展的王爺，在空曠的花園裏采菊、飲酒，也壹樣備感壓抑吧?
鹹豐去承德避禍，卻把擦屁股的事交給恭親王，令其留守京城“主持撫局”。這是壹盤很難收拾的殘棋，連皇帝都下不了的，只好委托自己的兄弟充當替罪羊，跟兵臨城下的英法聯軍討價還價，賠笑臉、求情。“這是個置之死地的‘差事’。和談破裂，背城壹戰，奕新只能‘殉社稷’。和談成功，背上個喪權辱國的罪名，既 ‘隗對祖宗’，‘亦無顏於人世’。可是奕新居然‘不辱使命’，不佃‘妥善’地處理了‘撫局’，而且利用‘留守’之職和洋人拉上了關系，打開了局面，控制了北京地區。”(引自方彪著《北京簡史》)奕新作了鹹豐的“人體盾牌”，抵擋腥風血雨。然而這“小六子”確實有幾分指揮才能與外交手腕，總算把壹團亂麻理出了頭緒。
恭親王本是挽弓當挽強的世襲貴族，有射天狼之豪情。不得不屈尊與豺狼談判，賠禮道歉，委曲求全。想壹想，真是夠為難他的。若將奕忻比作中流砥柱，有點誇張了；但他畢竟努力發揮著能屈能伸、能開能合的外交家風度，以應付禍從天降的激變。不容易啊。
奕忻的硬骨頭，後來體現在敢與慈禧太後相對抗。慈禧有壹寵臣，欲從紫禁城正門出去辦事，門官不允許，稱其違背祖訓(此門是皇帝本人進出的禦道)，雙方就爭吵起來。慈禧偏袒自己的走狗，要奕新和刑部處死壹點不給面子的門官。奕忻嚴詞拒絕。慈禧很下不來臺：“妳算老幾?敢頂撞我?”奕忻不服軟：“我是恭親王。”慈禧威脅：“我撤了妳的王爵!”奕忻不懼：“妳撤得了我王爺的稱號，可改不了我是先皇韻六兒子的身份!”言下之意是妳算老幾，反過來把慈禧給難住了。看來奕忻的本性是不畏權貴的耿直之人，傲氣十足。
假如十九世紀的大清帝國，由這樣的人當家的話，估計情況會好壹些。
然而歷史從來沒有第二種選擇。自鹹豐始，清朝的皇帝徹底喪失了獵手的血性和尚武的精神。既不能禦敵於馬上，救民於水火，又不擅長料理財政、工商、科技等諸多內務——導致中國在世界之林的名次每況愈下，頻頻遭受列強的欺淩。鹹豐之後，同治與光緒二帝，都不太像男子漢，皆是慈禧太後的傀儡，被壹個太婆玩弄、操縱於股掌。尤其光緒，雖曾想謀取改革、以擺脫“母虎似的嬸娘”(林語堂語)，可幾個回合就給打趴下了。連壹個女人都鬥不過，又如何統治四方、降龍伏虎呢? 他眼睜睜地瞧著心愛的珍妃被“老佛爺”派人推進井裏，卻無力解救——活得真夠窩囊的。
至於末代的宣統小皇帝(溥儀)，更是扶不上馬的“阿鬥”。他三歲時被推上龍椅，看著滿朝文武，嗷嗷大哭，嚇得尿褲子了。哪像是有能力擔起整個國家的帝王?最終還是人民的覺悟推動清王朝走向滅亡。
河北遵化馬蘭峪的東陵，和易縣永寧山下的西陵，分別安葬著清代的九位皇帝。光緒的崇陵，是其中的最後壹座——同時又是中國歷史上的最後壹座帝陵。因為末代皇帝宣統登臺僅三年出頭就被迫退位(故稱“廢帝”)，葬送了大清王朝。況且，溥儀去世時的身份是平民，已無再造皇陵的可能。清陵是以光緒的崇陵畫上句號的。
出北京城，走讀東、西陵，等於是在讀清史，讀中國最後壹個封建王朝的歷程。皇帝們終於像恐龍壹樣絕種了。清代距今天尚不足百年，但在觀眾的心理上——已遙遠如侏羅紀了。清陵，離妳我最近的壹座侏羅紀公園。
讀這部化石版的清史，可對其盛衰壹目了然。道光的慕陵，恰恰是其間的分水嶺：大清帝國開始走下坡路的標誌。康雍乾諸具有豪華裝修、富可敵國的陵寢，真正稱得上氣象萬千。從道光開始，在料理後事方面則顯得小氣多了。慕陵的規模就有所壓裁撤了華表、石像生(石人石獸)、明樓等裝飾性建築，並且沒神功碑。清朝有制：凡丟失國之寸土者，皆不得立此。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因鴉片戰爭失敗而簽署《中英南京條約》，開賠款割地之先例。也是斷不好意思給自己樹碑的 ——該如何書寫那恥辱的壹筆?常言說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他偏偏是有大過的，犯了丟失國土的錯誤。壹位失職的皇帝，厚著臉皮給自己立功德碑，無異於扇自己耳光。
況且，“政策”也不允許。有違先祖訂立的家法國法。
道光就這樣紅著臉躺在不完整的陵墓裏。我想他壹定盼望著自己的後代早日收復失地，早日彌補罪過。否則，他會睡得很不踏實的。死後照樣噩夢不斷。
慕陵的名稱，系道光生前細加斟酌選定的，取仰慕列祖列宗功德之意。對先帝們創業守業的豐功偉績(譬如乾隆的“十全武功)，他確實只有仰慕的份兒。不僅僅仰慕，他還應該抱愧呢。愧對祖先。
不只是道光壹個人羨慕。此後的鹹豐、同治、光緒，同樣只有羨慕的份兒。同樣愧對祖宗打下的基業。羨慕的程度與慚愧的程度，是成正比的，甚於道光。
與道光相比，他們賠的款更多了，割的地更多了。直至輸得精光。
所以，他們的陵墓，同樣沒有大碑亭、石像生——權當自己懲罰自己吧。地下的死者，羞於談論自己的功過，只好讓墓碑缺席。
看來這些龍子龍孫挺守規矩的。
沒守住江山，光守住規矩有什麽用?
他們不僅愧對祖先，更愧對後人。
即使無規可循，也是需要慚愧的。眼睜睜看著山河破碎、版圖缺損卻無計可施，縱然“土遁”了，也無法逃避千夫萬民的譴責。這張臉該往哪裏擱?聖德神功碑該往哪裏擱?
還是老老實實地在九泉之下多寫出幾份檢討書吧。閉門思討去吧。
玉碎月蝕，民族的自尊與信心從指縫裏溜走——光是懺悔有什麽用?壹個又壹個，紅著臉走了，啞口無言地走了。怎麽壹比壹個還不爭氣呢?皇冠與權杖像接力棒壹樣傳遞著，而懦弱屈辱也在傳遞著。
走讀東、西陵，走讀清史，越讀越不是滋味。從慕陵開始，江日下，風雨飄搖，光榮與夢想逐漸為恥辱所代替。
話又說回來，大清的創業者們是無愧的——甚至是偉大的。僅在開疆拓土中發揮了最大的能量、為後人提供了嘆為觀止遺產，更重要的，是樹立了精神的信條：丟失國之寸土，即大罪錯也!
我不知道在大清以前，還有哪壹個朝代，訂立過如此嚴格的戒律——明文規定丟失國土者，死後配享有聖德神功碑。簡直帶有罪不可賀、死有余辜的意思。
我寧願將之視為清朝的創舉。開國者居安思危，對後代不放心，才會留下這意味深長的遺囑：要保護好我流汗滴血積累的遺產，稍有差池，即為不肖子孫也!這是對敗家子的警告。
若更早點產生，若更加鋒利——如達摩克斯之劍高懸，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是否可能減少若幹誤國亡國的昏君?
總之，應該有壹些制約昏庸帝王的東西(譬如報應，譬如祖訓)，以免其無所顧忌地揮霍、腐化乃至割讓 況且，愛新覺羅氏的家規，雖使道光以下諸帝死後無碑(畢竟還有葬身之地)，並沒有阻擋住國力衰竭、國土淪喪的命運。
從道光開始，到了光緒那裏——雖有寸土必爭之心，苦無寸土必爭之力。以《中英南京條約》為先導，相繼有《中俄璦琿條約》、《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中日馬關條約》、《辛醜條約》等壹系列不平等協議，為日暮途窮的晚清縫補了壹件腐朽的屍衣。從道光到光緒(乃至宣統)，都在身不由己地做著同壹件事情：把祖傳的家產分批分批地送進當鋪裏——只取回了幾張可恥的票據。曾經富甲壹方的大清王朝，仿佛壹夜之間，變得命比紙薄。辛亥革命拿小手指壹捅，就破了。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走讀東、西陵，走讀化石版的清史，我仿佛又看見了那個最後垮掉了的王朝。垮掉了的，最後的王朝喲!
清室奉行的諸多規矩，迥異於前朝。妳說它是族規也可以，說它是家法也可以——都帶有鮮明的特色。能夠看出，最初的“立法者”很動了壹番腦筋的。這些代表著最高意誌的“祖制”，基本上都雷打不動地得以貫徹。譬如我前面說過的：帝陵是否可建立聖德神功碑，絕對是有條件的。是跟該君主的政績“掛鉤”的——不容失寸土，就像不容白玉有微瑕。道光因鴉片戰爭落敗，丟了香港——哪怕香港在當時不過壹彈丸之地，足以讓道光羞辱不堪、死不瞑目了。
清取代明，從宏觀的體制方面，襲用了前朝之衣缽。本來是件很省心省力的事情。打江山的人卻不滿足，在壹些至關重要的細節上又謀求變革，企望制度能更完善。且其中不乏令人耳目壹新的好點子。
最具創新意識並且與國家命運、皇族命運休戚相關的．要數立以賢的帝位繼承法。
明朝執行的是嫡長子繼承制，誰先出生誰就是最佳人選壹有壹種論資排輩、聽天由命的意思。表面上似乎容易減免是非，卻有後患：不是當皇帝的料，偏偏當上了皇帝；而在才能方出類拔萃者，卻不見得有入選的資格。所以，明帝(***十余位)中頗多昏庸之輩，禍國殃民。恐怕正是因為吸取前車之鑒，清朝選立皇儲的比賽規則修改了：摒棄了輩分的因素，以才取勝、為賢是取——這樣對每壹個皇子來說，則顯得公平多了。機會面人人平等，關鍵看妳的才學武藝是否脫俗超群。而對國家的發來說，則更保險壹些：畢竟，皇儲是經過嚴格的篩選與客觀的考驗的，非等閑之輩所能企及。
清之先祖作為北方遊牧民族，崛起於嚴酷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比中原王朝要更富於競爭意識乃至憂患意識，也更重視領袖作用。兩軍交戰勇者勝——如果主帥既無勇又無謀，大家跟著吃虧。所謂立儲，等於是在選擇民族的領頭羊，壹點也虎不得。“大海航行靠舵手”，舵手必須具備方位感、判斷力及指揮才能，才不至於把眾生之船劃進漩渦裏去。壹旦觸礁或擱後悔莫及——還不如預先做好充分的準備。
紫禁城裏的皇子們，都要接受精密的綜合素質教育。有德高望重的大學士擔任教師爺，“逐日講經史，以擴充聖聰，庶於古今亂興衰之道，可以詳細陳說，而聖德日增其高深。”譬如同治六歲就上學了，啟蒙老師是翰林院編修李鴻藻。繼位後，兩宮太後又特意為這個小皇帝聘請了李鴻章、翁心存及禮部和工部的兩位上書，擔任弘德殿授讀的師傅。
滁了學習書本知識，還必須“軍訓”：騎馬射箭，飛刀舞劍，甚至操練火器。難怪道光哥兒幾個在抵抗天理教襲擊時，臨陣不有那麽好的槍法呢。
皇子們同臺學藝，誰不想以優勢取勝呢?不是為了考狀元，是為了當皇帝——太有誘惑力了。因而加倍地勤勉。在主考官(父皇)面前，拼命顯示自己新學到手的文韜武略。明爭暗鬥是少不了的。就跟西方競選總統似的，只不過是為了拉著最關鍵的壹張選票。假如兒子們的學習成績差不多，就夠讓他們的“皇阿瑪”為難的。該讓誰當“班幹部”呢?
想當年道光壹直很為難：四子奕獰(鹹豐)和六子奕忻，各有千秋——如何取舍呢?他率領兒子們去南苑校獵，無形中將天地作為考場了。當然，他打的是德育、智育、體育的綜合分：鹹豐的武藝雖不出眾，但“政治課”學得好，以仁慈之心獲得了父皇青睞——國家就需要這樣“又紅又專”、全面發展的人才……
據傳道光曾考問這兩位勢均力敵的競爭者，出了壹道題目：何為治國之本?在趙大力著《恭親王奕忻》壹書裏，奕忻回答：“當然是國富民強，只有發展經濟大業，國家富強，百姓安居樂業，社稷才能安定，大清國才能穩定。”而鹹豐則回答：“治國之本惟仁孝，賢德最為重要，得人心者得天下，若不恩濟於民，撫育百姓，取信於民，則人心所向難以駕馭，若人心不軌，則難圖大業。”兩人說得都不錯，但各有偏重。我以為奕忻的態度更務實壹些。
事實證明，鹹豐說起來是壹套，做起來又是另壹回事了，實踐能力較差。在那樣壹個黑雲壓城的多事之秋，空談誤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