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世矚目的2016年美國大選結束了。然而，它所激起的政治漩渦仍在繼續，由此引發的戰略變局乃至哲學思考更是影響深遠。目前，輿論所及還只是兩黨勝負的原因、特朗普組閣特征及其政策走向等表面現象的分析。本文認為，這場選舉和上半年英國退歐公投，以及今年以來發生的壹系列突變，***同構成了2016年世界進程的標誌性事件。它們表明，21世紀正在出現不同於20世紀的世界政治新趨勢。
美國大選反映美國政治形態的重大變化
2016年選舉對於美國政治變革的歷史意義，現在評價還為時過早。有壹些評論可供參考：有人評價，這是美國內戰結束以來最大的政治分裂；也有人認為，這是20世紀初政黨重組以來美國兩黨制受到的最嚴重的沖擊；還有人指出，這是羅斯福新政以來美國社會的最大變革。這些評價無論高低，都指向美國政治的壹個新起點或轉折點。
其壹，這場選舉反映了美國兩黨力量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
***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異軍突起，以300余張選舉人票大幅領先，帶動美國大部分州成為“紅州”，以致***和黨最終在總統、國會兩院和州長“三合壹”大選中全面獲勝。這是二戰後美國兩黨政治中罕見的新紀錄，形成美國歷史上又壹次新的政黨重組。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大湖地區威斯康星、密歇根、俄亥俄、賓夕法尼亞等四個民主黨“重鎮”由藍變紅倒向***和黨。這表明民主黨在傳統工業區的勢力嚴重削弱，作為民主黨重要票源的勞聯—產聯對其工會選票完全失控。
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民主黨由南方農業區域種植園主勢力代表轉變為北方工業區域的社會中下層利益代表，此後綿延壹百多年，形成從威爾遜和羅斯福、到肯尼迪和約翰遜、再到克林頓和奧巴馬的民主黨“改革”路線。這次選舉中，特朗普獲勝的策略特點就是以中產階級利益代表自居，打著“改革旗號”，改變***和黨的“保守老大黨”形象，將傳統的民主黨選民大範圍拉入麾下。此次選舉打破了傳統的兩黨地域結構和政策分野，改變了整整壹個世紀的兩黨歷史軌跡，對21世紀美國政治格局將產生深遠影響。
其二，這場選舉反映了美國社會認同出現巨大的深刻裂痕。
***和黨人特朗普從壹開始，以受教育程度較低、長期受到各方面擠壓的白人中下層的利益代表自居，打出“反移民、反精英、反全球化”的旗幟，先是在***和黨內將主流勢力特別是布什家族的候選人打垮，然後乘勝追擊，將選舉財力雄厚、媒體壹邊倒偏袒和兩黨上層壹直支持、輿論呼聲極高的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裏在最後壹刻壹舉擊倒。這個結果在“意料之外”，卻是在“情理之中”。這個“情理”就是美國社會認同出現不可彌補的、顛覆性的斷裂。這是壹個前所未有的突變。在十余年前“文明沖突論”的首創者亨廷頓在《我們是誰？》壹書中就預見到，大約經過半個世紀到2050年左右，由於少數民族人口的迅速增長，傳統的以盎格魯－撒克遜、新教教徒為主體的美國白人中產階級將成為少數族群，由此而來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美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認同將被顛覆。
這個預言居然在十年不到的時間裏成為現實，恐怕連亨廷頓本人也不會想到。美國的種族沖突由來已久，但是都沒有涉及主流社會認同的分裂。這次選舉反映出來的認同分裂包括，1%的上層富人與99%的中下層之間的對抗，上層精英和廣大中下層的對立，白人社會與有色人種族群的沖突，沿海地區和內陸地區的分歧，以及性別、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由來已久的偏見等等。即使在草根政治內部認同也是分裂的，以桑德斯為代表的“左翼草根”和以特朗普為代表的“右翼草根”在價值取向上也是差異突出。這次美國社會認同分裂暴露之充分、程度之激烈，錯綜復雜地交織在壹起，確實是前所未有。這種認同分裂還將長期繼續下去，對美國政黨政治乃至內外政策的影響不可低估。
其三，這次選舉反映了美國政治形態的世代更替，即網絡信息化的政治形態取代工業化時代的政治形態。
從表面上看，特朗普以其個人和家族的力量來抗衡整個兩大黨機器、全部主流媒體、在某種意義上還有國家權力的幹預，居然能以如此大的優勢獲勝，令世界輿論為之大嘩，特別是政治學領域的專業權威人士瞠目結舌。於是乎，有人把特朗普的乖僻個性和粗俗語言、其子女女婿的形象魅力、兩個候選人的醜聞揭露等看作是導致選舉結果的重要因素。殊不知，導致這場選舉結果的最主要因素是數字化、信息化、網絡化時代的政治形態已經出現並發生巨大效力。
在這種新的政治形態面前，原有的蓋洛普抽樣民調模式失靈，而運用大數據、雲計算的民意調查卻非常接近實際結果；原有的兩黨基層選票控制方式失效，更多選民不再按照以往的地域、家庭、職業、性別等分類進行投票；主流媒體壹致偏向希拉裏，蓄意打壓特朗普，掩蓋民主黨脫離民意的嚴重問題，恰恰幫了倒忙；而網絡媒體、社交媒體、自媒體等新型傳播方式大行其道，運用大數據、雲計算的新模型準確預測到特朗普將獲勝；
網絡觸角深入到核心人物最隱秘之處，迅速曝光全球傳播，瞬間顛覆正統決策過程和選舉結果；西方政黨政治已難以在壹國範圍內加以控制，國際政治力量以及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幹擾越來越大，俄羅斯黑客和維基解密從不同方向影響了這次選舉進程；等等。原有的美國兩黨政治形態是工業化時代的產物，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正在出現碎片化、網絡化、娛樂化、跨國化等新形態，其草根性、流動性、突變性、全球性等新特點還將繼續發展。美國選舉和英國退歐以及在菲律賓、韓國、土耳其等中小國家發生的壹系列事件都指向這個趨勢。
其四，這次選舉反映了美國政治的兩極化趨勢，其中右翼極化趨勢更為突出。
特朗普當選作為美國政治史的標誌性事件，其正反兩方面的影響都不可忽視，尤其不能低估美國右翼勢力借機占據上風的嚴重後果。目前美國社會矛盾激化，反映了全球化趨勢下美國利益結構、產業結構和政府資源配置嚴重滯後的更深層次矛盾。特朗普競選綱領中提出的壹系列極端主張，從表面上看是社會中下層長期不滿的情緒宣泄，某種程度上卻提出了美國面臨國內結構的致命弱點：
壹是國內中產階級在財富分配和種族關系上的極大不滿；
二是產業競爭力的下降使美國的實際財富和財政能力不斷削弱；
三是美國的全球戰略目標和實現目標的能力之間的巨大缺口，成為戰略負資產。特朗普的危險就在於他涉及了這幾個核心問題，點破了“皇帝新衣的秘密”。這就冒犯了美國上層精英所回避的“政治正確性”。而希拉裏為首的民主黨則無視這些矛盾，根本提不出系統的改革路線圖，這是其失敗的根本原因。
但是，特朗普提出的所謂“改革”基調是排外的、保守的、倒退的，不可能解決美國面臨的積重難返的困境，相反卻可能打開種族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反***意識形態的潘多拉盒子，激化已有的內外矛盾。
選舉剛剛結束，美國各地就爆發社會騷亂，種族主義勢力擡頭，右翼勢力在組閣中占據上風。種種跡象表明，“特朗普現象”極為復雜，“特朗普改革”充滿著不可預測性和不穩定性。壹旦這次選舉中各種保守價值取向和右翼極端思潮相互結合，如種族主義與排外主義結合、白人種族優越論與反***意識形態結合、貿易保護主義與反華排華勢力結合、孤立主義與美國例外論結合、冷戰思維與反全球化主義結合、麥卡錫主義與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結合等等，並通過新總統的內閣團隊付諸政策和行動，其負面影響將遠不止於美國政治，未來世界的前景堪憂。
美國大選反映世界政治的變化趨勢
新的美國政治形態是世界經濟形態發生變化的產物。特朗普當選同英國退歐這兩大標誌性事件壹起，反映出21世紀世界政治經濟新的矛盾沖突。其特征可初步概括如下：
其壹，經濟全球化發展到壹定階段，將加劇各國內部利益結構的不平衡性。
財富在全球範圍內的自由流動，造成社會財富再分配的更加困難，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現象有增無減。富者可以在全球範圍內尋找財富的新增長點和庇護所，而貧者卻在本地每況愈下。後者在找不到出路的情況下，出現反全球化、反區域壹體化的浪潮勢在必然。這就是出現精英政治和草根政治嚴重對立的經濟原因，同時也是特朗普反對貿易自由化、拒絕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議（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和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的社會基礎，以及英國民眾反對歐盟壹體化、公投支持退歐的根本原因。各國政客為了獲得選票不得不遷就草根政治的反全球化傾向，政府為了維護國內統治基礎，也不得不在全球化、區域壹體化的軌道上後退，甚至換軌、脫軌。壹旦這種趨勢蔓延成為普遍現象，國際關系中的沖突因素上升就可能快於合作因素增長。
其二，新興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的相互依存關系發生變化，發達國家從貿易投資自由化的推動者轉向貿易保護主義的鼓吹者。
新興經濟體在世界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已經超過50%，對於經濟增量的帶動能力比發達經濟體更大。發達經濟體從發展中經濟體所獲得的超額利潤回報比重出現下降趨勢，依靠外部利潤來穩定內部社會結構的路徑越走越窄，國內中下層的社會保障體系出現入不敷出的嚴重困難。這次美國選舉辯論的重要議題之壹就是醫療保障改革，同時涉及整個稅收體系的調整。這就涉及整個利益結構的核心問題，由此產生尖銳的矛盾沖突。同時，隨著新興經濟體的產業結構升級和國際競爭力提高，發達經濟體的世界市場份額進壹步縮小，國內就業率也出現萎縮現象。凡此種種，西方國家把內部結構性危機歸咎於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從而把貿易保護主義的矛頭對準主要新興經濟體。於是，既存的世界貿易體系和國際貨幣體系將出現深刻危機，倒退為割地為牢、以鄰為壑的二戰前世界經濟秩序，還是堅持改革和創新世界經濟體系，將成為發達經濟體、新興經濟體、發展中經濟體之間相互博弈的長期戰略課題。
其三，在各種矛盾激化、結構性危機持續、各國政府手無良策的背景下，發達國家出現極化政治、極端思潮和極度暴力相結合的危險趨向。
世界經濟和國內政治的相反方向運動，極大地扭曲了西方國家民眾的世界觀。他們把目前西方出現的各種弊端歸咎於外部競爭，把自己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直接歸咎於外來移民。美國的外來移民在各個層面上同白人中下層展開競爭，歐洲的外來移民則帶來更多的暴力恐怖襲擊和社會犯罪，由此在整個西方引發新納粹主義、新種族主義和新國家主義等極端思潮蔓延的現象。這種蔓延又借助於新媒體的傳播對主流社會構成強大壓力，促使國家權力、政黨政治和傳統媒體向右翼保守勢力靠攏。以民主化、市場化、私有化為普世價值觀的西方“政治正確”，開始向白人種族優越論、美國例外論、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等舊極端思潮回歸。極端組織和暴力恐怖行為在富國家和貧窮國家癌癥般地同時擴散，壹旦兩種極端勢力結合，就可能產生對人類安全的更大威脅，“伊斯蘭國”（IS）就是現實的例子。
其四，全球治理成為更加緊迫的大國合作課題。
由於美國高層出現保護主義、孤立主義和反全球化傾向，世界範圍的全球治理將面臨更大困難。特朗普是否能夠維護有關氣候治理的巴黎協定，是否接受更加開放的東亞自貿體系，是否願意承擔更多的全球治理責任，這些都是未定之事。全球治理體系本來就很脆弱，治理公***品供應嚴重不足，全球治理與國內治理相脫節等等，這些問題都將由於美國的倒退而更加嚴重。如果美國不願意進壹步發展全球治理體系，就必然強化美國盟國體系，這樣特朗普關於退出盟國體系和減少海外駐軍的承諾也就成為昨日黃花。如果全球治理遇到障礙，那麽各地區大國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盡可能地發展本地區內的合作機制，這將成為大國博弈的另壹種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