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處中國西南腹地，長江上遊。其西部是青藏高原，東部為四川盆地，數億年的地質運動，滄桑巨變，造就了瑰麗險峻的巴蜀風光。四川，正位於中國西南交融、南北過渡的走廊，多年來既有利於揉合吸收東西民族之長，又是南北文化交流的要沖，長江黃河兩大流域文明的精華，哺育出博大奇絕的巴蜀文化。
山清水秀的四川擁有無限的自然風光；
地靈人傑的四川有是著名的文化之邦；
在歷史長河中，四川是人才薈萃之地；
在民族交融中，四川素有“民族走廊”之稱；
中國的道教之源在四川；
世界的茶之源在四川；
……
數千年的時空傳承，凝煉出四川地域文化的獨特風格和特殊內蘊，也融造了四川旅遊的無限魅力。
第壹章 古蜀歷史文化
四川的古蜀文化是中國古代文化的壹個重要區系文化。通過近幾年的考古發掘及研究，充分證明：在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時代，華夏大地呈現出平行發展的幾個大塊，它們各自有淵源，自成體系，在獨立成長中又相互交流，***同構成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而其中的長江上遊文化板塊就是古蜀文化區。
第壹節 古蜀文化的歷史沿革
壹、四川原始人類
四川有人類活動的歷史可以追溯到200萬年以前。在四川東部的巫山縣（現屬重慶市）大廟，科學家發現了距今202～204萬年前的人類頭骨化石。在川中的資陽縣，出土了著名的“資陽人”頭骨化石。在川東的銅梁縣（現屬重慶市）、川中的資陽鯉魚橋、川西平原的成都羊子山以及四川盆地西南的漢源縣，發現了大量古人遺留下來的生產工具和獸類遺骨，時代大致在幾十萬年到壹二萬年前。這些考古遺存和遺跡，便是四川先民生息勞動的最早的證據。
二、新石器時代
大約在1萬年以前，四川進入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物，如磨光石器、陶器、家畜遺骸等，在東起長江三峽，西至甘孜、阿壩的全川範圍內廣泛分布，迄今發現遺址200處以上，表明新石器文化的種子已經撒遍了巴山蜀水。
四川新石器文化的重要遺址有巫山（現屬重慶市）大溪遺址、綿陽邊堆山遺址、岷江上遊遺址、大渡河和青衣江遺址、西昌禮州遺址、成都遺址、廣漢三星堆遺址文化第壹期。其中最重要的是廣漢三星堆遺址。這裏發現了密集的居址，大量磨光石質生產工具、陶器、動物遺骸，以及工藝品，這表明當時的社會經濟已經進入新石器的全盛時期。由於新石器文化的高度發展，引起了川西平原腹地文明要素的逐漸產生。大約4000年前，在廣漢三星堆故地出現了早期城市，原始形態的刻劃文字和青銅器，壹個古文明中心於在那時的四川誕生。而這壹時期，正與史籍所載“三代蜀王”角逐爭雄局面的結束和川西平原政治的壹體化相壹致，表明壹個植根於社會而又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國家政權產生出來。這個政權，便是早期的古蜀王國。
三、古蜀國的消亡
公元前316年，巴、蜀戰爭風雲再起，蜀王率大軍攻巴，巴王求救於秦。秦惠文王遣大夫張儀、將軍司馬錯率師伐蜀，蜀王迎戰於葭萌（今廣元市的昭化），蜀軍戰敗，後為秦軍追殺，秦遂滅蜀。同年冬，司馬錯移師東伐巴國，虜獲巴王，巴國遂滅。
四、古蜀文化之後的蜀文化
古蜀國雖然被滅掉了，古蜀國作為壹個政治形體從歷史舞臺消失了。但蜀文化仍然還保持著強大的慣性，壹方面與外來文化迅速融合，壹方面仍在繼續發展演變，最後演變了新的區域性文化——新意義上的蜀文化。
（壹）秦滅蜀及移民興川
秦對川西蜀國的統治的主要措施是：廢除王位制，實行封侯制，以穩定政局；發展經濟，勸督農耕，以收服民心。
公元前285年，在制服了蜀人的壹系列反秦活動後，改蜀國為蜀郡，實行郡縣制，秦王朝委派官員實施管轄統治，最終結束了割據狀態。
農業上，秦在蜀地大力推行《秦田律》，改變田制，開阡陌，擴大田畝面積。全面發展私有制，促成封建制生產關系的發展。工商業上，築成都城，設立鹽、鐵、市官。在生產力上，主要是移民興川。秦惠王時就遷移秦地居民移居蜀地。秦始皇在位後，鑒於蜀地人口過少，“徒上郡實之” 。滅掉六國後，將六國富豪、強宗大量遷入蜀地。
這些措施，使蜀地建立起正常的封建秩序，促進了四川經濟的進壹步發展。
（二）興建都江堰
李冰是秦昭王時的蜀郡守，以修築舉世聞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而名垂青史。都江堰修建在岷江上遊與中遊之交的灌口處，這裏扼成都平原的咽喉。為了治理岷江泛洪，李冰集蜀中傳統的水利工程經驗和技術，壅江作堋，將岷江幹流分為內、外兩江，外江泄洪，內江既可泄洪，又兼有灌溉、航行之利。整個都江堰水利工程由寶瓶口、飛沙堰和魚嘴三大主體工程構成。它的修建，為成都平原經濟的蓬勃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都江堰水利工程經過歷代維修和續建，今天仍繼續發揮著它的重要作用，因而被中外譽為中國古代水利科學的結晶。
（三）兩漢經略蜀地
公元前202年西漢王朝建立後，陸續將四川劃分為若幹郡縣。前106年，漢武帝置十三州部刺史，在四川置益州部，轄8郡56縣。由於秦漢之際的連年戰爭均在四川以外進行，四川壹直是漢王朝的大後方和關中饑民的“就食”之地。西漢建國後，鑒於蜀地是“帝業所興” ，又是漢王朝重要的糧食和兵源基地，所以“不封藩王” ，劃為“天子自有”之地，為中央直轄，這樣也不受西漢時“七國之亂”的影響。長期處於漢王朝穩定政治統治下的四川，社會經濟健康快速的發展。到景帝末，四川“世平道治，民物阜康” ，出現歌舞升平的繁榮局面。進壹步加快了漢文化在蜀地的傳播及與原蜀文化的融合。
公元前135年，漢武帝派唐蒙至廣州，發現蜀商經夜郎（今貴州安順地區）、牂柯江（ 今貴州北盤江） 運至廣州的枸醬。漢武帝命唐蒙招降夜郎，出兵牂柯江以攻南越，並使夜郎周圍的部落歸漢。漢王廷又發巴蜀數萬民眾修南夷道，直通牂柯江和滇池區域。漢武帝還命蜀人司馬相如入川，撫諭民眾，經營西南邊事，招撫邛、笮、冉等西南夷部落，並在其地置縣，歸蜀郡統轄。漢武帝為打通由四川經雲南到身毒（印度）的道路，發兵攻占且蘭（今貴州貴平、黃平壹帶）及夜郎，置牂柯郡。公元前109年，漢兵至滇，滇王降，漢於其地置益州。從此，西南地區大部納於漢王朝統治之下，促進了西南民族與漢族的聯系和交往，加速了西南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
東漢，四川政治比較穩定，時稱“府盈西南之貨，朝多華岷之士” ，經濟文化得到進壹步發展。東漢王朝在四川建立了州、郡、縣三級地方行政機構，先後設置73個縣，民戶達到117萬多戶、469萬口，人口發展超過了西漢時期。
（四）四川的發展及蜀文化的新生
漢代四川的稻作農業十分發達，水稻畝產達到780～1160斤，成都平原已是全國水稻單位面積產量最高的地區，糧食生產相當發達。成都平原邊緣地區以種植芋類為主。漢代四川的林業、牧業和漁業也得到了大幅度發展，其他經濟作物如柑桔、荔枝、桑、麻等，均普遍種植，尤以茶葉名聞海內，是中國茶文化的最早起源地。
漢王朝在四川設有3處工官，並在成都設車官和錦官，管理四川的手工業。除名揚海內外的蜀錦外，蜀布的名聲也盛極壹時。蜀布又稱為“黃潤細布” ，壹匹蜀布價值數金，是布中極品。漢代四川的金銀加工藝術非常發達，產品除暢銷全國各地外，還遠銷樂浪（今朝鮮境）等地，蜚聲海外。漢代四川的漆器制造業以成都為中心，產品多銷於湖北、湖南，也遠銷朝鮮，以其質地優良、制作精美而名傳於世。
漢代四川以成都為中心，城市網絡繼續擴大和發展。成都不但號為名城，為西南第壹大都會，而且與中原的洛陽、臨淄、邯鄲、宛齊名，並列為全國“五都” 。公元初，成都人口僅次於京師長安，成為全國第二大城市。漢代四川商業興盛，成都的市場上，商品齊備，應有盡有，而且“市廛列肆” ，時人稱之為“萬商之淵” 。漢代四川進壹步開發利用了“滇緬道”（蜀身毒道），發展了中印國際貿易，成都也成為著名的國際都市。
經過秦漢政治經濟政策的改造及直接作用，四川的古蜀文化逐步消失了，但壹種新的蜀文化在與中原主流文化的感應融合中誕生了。這種文化在多方面向著漢文化迅速轉化，形成壹種以漢文化為主流的、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體系。
第二節 古蜀文化概念及形成發展
壹、古蜀文化的概念
（壹）古蜀文化的淵源
人類社會的形成與發展和自然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長江上遊的四川盆地，相對封閉的地理空間，使四川在遙遠的遠古就形成了比中國內地其他地區自律性更高的地域文化——古蜀文化。
古蜀文化在壹定意義上也是考古學上的文化。它指的是某壹個社會（尤其是原始社會）的文化，在物質方面遺留下來可供我們觀察到的壹群東西的總和。考古學文化定名的壹般原則是以最早發現的小地名作為文化的名稱。“至於時代較晚的原始社會，因為它們毗鄰的各個社會中有些已有文字記載，所以這些文化有時便用文字記錄上的族名來命名，例如巴蜀文化。”
考古學文化的定名原則，首先是壹種文化必須是壹群具有明確的特征的類型品。這些類型品是經常地、獨有地***同伴出。第二是***同伴出的這壹群類型，最好是發現不止壹處。換言之，不僅在壹個墓地中的幾個墓葬內，或壹個居住址中的幾座住宅內發現，而是在不同的墓地和居住址中都發現過它們在壹起的。再者是我們必須對這壹文化的內容有相當充分的認識。
從考古發現看，古蜀文化的文化因素直到西漢方始消失。
古蜀文化，是指在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長江上遊地區的古蜀族和蜀地各民族所***同創造的全部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及其社會結構的總和。
過去，關於中國文明的起源只講黃河流域——由龍山文化至夏商。七十年代擴展到遼河流域——由紅山文化到夏家店下層，長江流域（中下遊）——由良渚文化、屈家嶺文化到吳越荊楚文化。
八十年代，隨著三星堆的進壹步發掘，以及周邊地區壹系列考古工作，人們有理由得出結論：長江流域上遊在四千多年前已完成了從野蠻到文明的嬗變。文明的光芒從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地區放射出來，波及影響到了這壹片古老的土地，形成了壹個客觀存在、有明顯地理範圍的文化區域——古蜀文化區。
（二）古蜀文化與巴文化
文獻中和實際中常常提到的巴蜀文化，其實是巴文化和蜀文化的多元總和。
巴蜀作為壹個地域概念，是戰國秦漢時才形成的。《史記·蘇秦傳》說秦“西有漢中，南有巴蜀。” 《李斯傳》載諫客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撥三川之地，西並巴蜀。”
在商周之際，這壹區域則只稱蜀。在古代文獻中有蜀人的記載，甲骨文中亦有蜀的記載。根據彭州出土的“覃父癸” 、“牧正父己”銘文的銅觶，證明參與武王伐紂的蜀就在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
從《尚書·牧誓》記，當時參加伐紂八國有蜀，以後與周王朝關系壹度親密。平王東遷後，特別是戰國時期與秦交往較多，之後成為秦地，在統壹戰爭中成為秦對楚作戰的前方基地。
到了東周戰國時代，由於巴蜀兩大諸侯國並舉，以及四川盆地這壹獨特的地理形狀，人們往往巴蜀並稱。《後漢書·光武帝紀》註：“蜀有巴郡，故總言之（巴蜀）” 。實際上在河南安陽殷墟以及陜西旬邑周原蔔辭有關記載中有蜀無巴。因此，我們將這遙遠時代的區域文化稱之為古蜀文化。
至於將巴與蜀兩種起源不同、類型有異的古代文明合稱為巴蜀文化，其主要原因有：壹是兩地山水相接，導源於同壹地理單元，即四川盆地，這是壹個大體以廣元－雅安－敘永－奉節四地相連而構成的壹個菱形的、相對封閉的地理單位。巴與蜀曾有過長期同處壹個盆地的時期，1997年前的四川省行政區域包括了重慶及三峽的巴文化地區。二是發現時它們是已是屬於行將消失的晚期階段。由於特定的歷史原因，它們之間有許多相同之處，且當時資料較少，巴蜀地區和中原地區相比，地方特色更濃厚，而將其冠以巴蜀的名稱是相對中原地區而言。因此，巴蜀之稱是作為壹個古老的地域概念保留下來的。
但作為壹種地域文化，作為壹種文明，巴文化和蜀文化實際上還是有區別的。
巴蜀文化隨著考古新發現和研究的深入，從巴蜀文化中分出了巴文化和蜀文化。巴文化和蜀文化是兩支不同的考古學文化，它們有各自的分布區和文化淵源。巴文化分布中心是湖北西部的長江沿岸，後逐漸遷至重慶，其淵源是長江三峽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後者則分布在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川西壹帶，其淵源是四川盆地西部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安陽殷墟中稱作“蜀”的地區，其中心就在成都平原。
古蜀這個文化圈的範圍，已被近幾十年的考古發現所印證，具有三星堆——十二橋蜀文化性質的遺存在成都平原有密集的分布。含有蜀文化因素的遺址甚至在雅安沙溪、漢源麻家山、閬中中坪均有發現，其中的蜀文化成份與距成都平原的距離呈反比，呈現出古蜀文化向外傳播的波圈現象。
二、古蜀文化的形成發展
（壹）古蜀文化的興起發展
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尚不能確定蜀文化的源頭。但無需諱言，這種文化是遠古四川盆地及周邊各族***同的成果。
古代蜀人的主要活動地方就是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盆地西部地區，這壹地區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新石器時代都有人類活動的遺存。而且新石器時代還形成了壹系列的文化區。因此，探尋蜀文化的源淵主要著眼於盆地西部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
考古學提供的材料充分表明：在距今4000年以前，成都平原星羅棋布般地分布著多種文化群落。這些文化群落有著壹些***同的文化要素，屬同壹文化的不同分布。成都平原這支具有空間廣延性並具連續性分布狀態的文化，便是早期的蜀文化。所以，成都平原有可能是人類的搖籃之壹。
在廣袤的成都平原，古蜀文明的物質文化遺存分布廣泛。而最豐富、最集中的地域，則是廣漢、成都及周圍地區，這壹帶的文化中心區是岷江流域及成都平原，而又以岷江與沱江之間的成都平原偏北地區為主，在這壹地域陸續發現了多處早期的古城遺址。
繼三星堆古城遺址後，1995年之後，相繼發現了新津寶墩古城遺址、溫江魚鳧城、郫縣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雙河古城等早期城址。距測定，這些古城距今約4500年，在時間上早於三星堆。可以肯定，在成都平原壹帶早期還有更多的城市分布。根據考古研究，上述諸城早晚關系為：寶墩－芒城－郫縣古城和魚鳧城，再是三星堆，它們構成了壹部古蜀早期古城古國發展史。這些古城的興衰，與古蜀人在成都平原的遷移有關。換言之，古蜀人進入成都平原後，最先修築的是寶墩古城和芒城。後來由於社會方面的原因（比如政權更替），自然方面的原因（比如洪澇災害），古蜀人從成都平原邊緣地帶移居到了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區。他們放棄了以前的城邑，相繼修築了魚鳧城、郫縣古城。隨著時間的推移，再往後就是三星堆古城的崛起和興盛。
成都平原位於四川盆地的西部，四周為高峻連綿起伏的山脈以及丘陵所包圍，是壹個西北高東南低的復合沖積扇平原。來自西部高山的河流壹出山口後即呈扇形散開，使得整個平原河網密布。同時，受盆地地形影響，河水不易外泄，地勢低窪之處，容易積水成湖成澤，洪水壹來更是壹片汪洋。所以，正如《華陽國誌》所載：“江、潛、綿、洛為池澤。” 這就決定了蜀人進入成都平原時，必須首先同洪水和湖沼作頑強鬥爭，也就必然有壹個輾轉遷移治水的過程。在排水泄水、治理沼澤的過程中逐漸發展出農耕文明。
新津寶墩、都江堰芒城、郫縣古城、溫江魚鳧城、崇州雙河和紫竹城等古城遺址，多分布在成都平原的西部、西南部到腹心壹帶，說明古蜀人為了尋找合適的城市聚落生長點，經歷了長時期的發展過程。先從平原西南邊緣治水建城起，再逐漸推進到平原腹心地帶。這批古城代表著成都平原地帶最早誕生的城市文明。
早期蜀地邦國林立的狀況是相當持久的。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地區間的發展出現了不平衡。在考古發現的成都平原距今4000多年的幾個古城遺址中，最大的面積達60萬平方米，最小的則才10萬多平方米，其出土的資料在文化上既相似又相異。此種狀況說明：在古蜀這塊土地上，各部落既有文化上的交流，也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和文化特點；不同古城城墻這壹防禦設施的存在，表明他們中呈現的沖突和矛盾。最後，強者進壹步演化為勝者，成為蜀地的主宰。
從文獻記載來看，確切可知的蜀人的歷史是從商王武丁時期（約公元前13世紀末葉）開始的，在武丁時甲骨文蔔辭中曾多次提到“蜀” ，那時的蜀人已擁有強大的力量和遼闊的城域。由於蜀與商分屬於不同的政權體系，並且蜀國沒有成為商的外服方國，故蜀地城市建築沒有遵守商朝關於內外服制度和匠人營國之制，新興的古蜀文化興起後繼續相對獨立發展著。例如，按照中原城市規模等級制度，方國之都絕對不能大於王都，如山西夏縣的東下馮、湖北黃陂等中原古城就是如此。但四川地區不受中原規格約束，蜀地城市的建設方式與商城體系也不壹樣。在三星堆，古蜀城周邊分布著密集的居址，城市內部都有主體建築和壹般性建築，擁有作坊區、生活區、宗教區、宮殿區，城市的布局和功能分區與中原古城明顯不同。
成都平原及其附近地區的古城，代表了古蜀文明。其中尤以三星堆文明最為引人註目，它所代表的古蜀文化是壹個高度發達的文化。與世界上其他文化壹樣，這樣高度發達的文化將向外擴張、輻射。兩條向南的大江，為古蜀文化順遊而下的傳播提供了條件；同時，順地勢由高向低傳播也是必然。跨過盆地北緣，早在夏商時代，古蜀文化就開始向北拓展，連續分布到漢中盆地的城固、洋縣壹帶，在西周時期甚至影響到了渭水上遊地區，這壹地區成為蜀文化向北傳播的邊緣分布區。西南大渡河、青衣江壹帶也受到這種文明的影響。
先秦時期，蜀既是壹族稱，也是壹方國。甲骨文中就記載蜀與商的密切聯系，周武王討紂時，蜀等國相從。之後，中原與蜀地文化的交流漸多，直至秦滅蜀。古蜀文明中的文化因素直到西漢方始消失。
（二）古蜀文化的歷史分期
四川盆地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地之壹。根據考古學的發掘和研究，蜀地史前文化最早發端於舊石器時代早期。早期古人類的化石、舊石器遺址等代表人類從蒙昧狀態走向野蠻狀態的遺存，在區域內時有發現，如資陽人、漢源富林舊石器文化遺存、廣元中子鋪文化以及茂縣營盤山文化、廣漢三星堆早期文化等。
古蜀地區史前文化包括舊石器時代文化和新石器時代文化。由於目前還存在許多缺環，兩者之間是否是有直接的繼承演變關系，史學界說法不壹。但如果以最早文明的誕生作為史前文化結束的標誌及古蜀文化的開始的話，那麽，古蜀史前文化基本結束於距今4000年的新石器時代末葉。
古蜀文化產生和發展是壹種歷史過程。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中，盛衰興亡不可避免。縱觀古蜀文化的發展進程，其文明演變的時序是：
第壹期——濫觴期，這個時期相當於舊石器時代結束後的時期。形成了以廣漢三星堆古城為中心的早期蜀文明，它是在寶墩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顯著標誌是早商時期的規模宏大的古城。這表明最初城市的聚合過程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早期的城市生活方式初步確立。青銅制作業已經出現，代表器物主要是兵器和工具。對應於文獻，正是傳說中的“三代蜀王”時期。
第二期——勃興期，這個時期相當於商代中期到周初的時期。在此期間，城市生活方式基本確立，並初步形成了以廣漢三星堆古城為中心，以成都、雅安沙溪、漢中盆地等為支撐點的文化圈層。社會結構日益復雜化，神權政治達到極盛的頂點，經濟也空前繁榮。這壹時期蜀地青銅文化進入全盛期，代表器物主要是禮器和酒器。
第三期——擴張期，這個時期相當於西周到春秋早期。古蜀文明在物質和技術方面的文化廣延性大為增強，古蜀文明的空間架構不斷擴大。通過文獻記載和反映，這壹時期在精神領域和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等方面已向縱深發展，城市體系擴大，國家形態日益成熟。
第四期——鼎盛期，這個時期相當於春秋至戰國晚期。青銅文化的進壹步發展，城市體系的成熟，文字制度的形成，禮樂制度的完善。通過文獻記載和反映，這壹時期之初是春秋早期的鱉靈入蜀，推翻了杜宇王朝，建立起了無論是政治勢力還是文化影響都比較大的開明王朝。這壹時期末是公元前316年秦國滅蜀，然後秦從中原向蜀地移民，古蜀文化從政治形態上消失，古蜀文明的相對獨立發展的進程也隨之中斷了，逐步融入中國大文明的範圍中了。
第五期——轉型期，這個時期相當於戰國晚期至西漢初葉。古蜀王國雖然退出歷史政治舞臺，但是其所代表的古蜀文明還存在相當大的慣性，壹方面與外來文化迅速融合，壹方面仍在繼續發展演變，最後演變了新的區域性文化——新意義上的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