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時代，嶺南地區就有人類居住，但在秦朝之前，與黃河、長江流域相比，嶺南地區的文明程度屬於相當落後的地方。
秦始皇派兵平定嶺南之後，南北開始正式交往，中原地區的文化進入了嶺南地區，這壹地區得到了開發和發展。
秦始皇平定和治理嶺南時的將士戌卒及官吏和他們的家屬，是北方人向嶺南移居的第壹批移民。
這批人來到嶺南之後不久，中原地區即發生了戰亂，當時的南海尉趙佗為防嶺南地區出現動亂，擁兵關隘，封閉南北通道，建立南越國，自封南越王。
南越國存在近百年，來自中原地區的秦朝將士戌卒及官吏和他們的家屬滯留在嶺南地區安居生息。到漢武帝時，南越國歸並漢朝，這些人留下的子孫也沒有再回到北方，名副其實地成為做客他鄉之人。
西晉末期“永嘉之難”、東晉“五胡亂華”時期，為了避難，中原衣冠望族，被迫舉家南遷。據史載，當時北方士族南渡，大都以原籍或宗族為單位，合族南移，表現為宗親移民集團；並且南下人數眾多，動輒以萬戶甚至十幾萬戶計。
南遷之北人史稱“流民”，多以規模行動，形成壹些流民群，大股以地域關系聚攏，如“秦雍流人”、“青徐流人”、“司豫流人”等；小股則以親族鄉裏為紐帶，“姻昵及交遊數十家”。
不同流民群沿不同路線南下:“青徐流人”順淮水而至蘇皖中部;“秦雍流人”沿漢水而入長江，輾轉至江西鄱陽湖區;“司豫流人”則沿汝水上溯贛江，移居閩粵贛交界區。其中，定居閩粵贛交界區之“司豫流人”，構成客家先民的主體。
隋唐是空前統壹的封建大國，百多年間，社會安定、經濟發展，人口增加，中原地區人們生活比較穩定。自唐玄宗天寶以後，地方節度使勢力發展，終於導致了毀滅中央政權的“安史之亂”。中原再次陷於戰亂之中，所以這時不少中原漢人入川或南移。
875年，又有大批中原漢人南下遷入閩粵贛區。如宗室李孟，由長安遷汴梁，繼遷福建寧化石壁鄉。
尤其是唐末至五代這壹段時間，藩鎮掠地爭城，使中原人紛紛南徙，如固始人王緒、王潮率光、壽二州5000人下江西，致使閩贛邊壹帶人口激增。
907年，在閩、粵、贛邊，尤其是汀江流域、梅江流域和東江流域部分地區，形成所謂三不管的地區。這給大批南下漢人在這壹地區停留、集結和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
至北宋時，我國再次統壹、穩定時，南方壹些有客籍的州縣客戶已占了優勢，其地位也隨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據清末溫仲和撰修的《嘉應州誌》記載，北宋梅州已改變宋初畬民和瑤民等土著占絕對優勢的局面，開始，主戶畬、瑤為12109戶、客戶367戶。百年間，神宗時代前者下降為5827戶，後者增至6458戶。閩西、贛南的情況亦與粵東梅州類似，客戶超過原來的畬、瑤等，出現客強主弱局面。
1126年，北宋亡於金，開封被破以後，廣大軍民大舉南下，形成百萬軍民南下局面。壹部分官吏士民流移太湖流域壹帶；另壹部分士民或南渡大庚嶺，入南雄、始興、韶州；或沿走洪、吉、虔州，而後由虔州入福建汀州；或滯留贛南各縣。粵之土人，稱該地之人為客，該地之人亦自稱為客人，客家民系正式形成。
除以上大規模的南遷外，中原漢人也有因旱災水患逃荒而南遷，另有歷代官宦、貶謫、經商、遊學而定居閩、粵、贛邊地區的，但並不是所有南遷的漢族人都被稱為客家人，他們中只有閩、粵、贛系和源自這壹系的人，才被稱為客家人。
這幾次大規模的北人南遷，可以說，隋唐以前的南遷北人都是以平民為主的，人數居多，卻缺乏文化底蘊；宋元之後的北人南遷則不同，他們除了壹般平民外，還有不少官宦人家、文人騷客和仁人誌士。
特別是宋朝，當時中原文化非常繁榮，北人南遷是隨官府朝廷不斷南移而進行的，他們不僅人來到南方，還帶來了濃厚的中原文化。
所以，隋唐之前的中原人來到南方，為客家人的數量起了壯大的作用，但因缺乏文化因素，難以形成自己的特色民系文化。
宋元之後，隨著壹些望門貴族和文人騷客來到南方，即使客家壯大了規模，又使客家提升了社會地位和文化品位，促使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最終形成。
移居嶺南的客家先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