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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如何影響居民的存款意願?

為什麽居民存款大幅增加?首要原因壹定是疫情的影響。

我們知道,從2022年開始,奧米克隆變種人在國內很多地方遍地開花,各地都采取了更有力的措施,阻斷了人流和物流,減少了很多具有出行和聚人屬性的線下服務消費場景,壹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的消費增長。

從數據上看,2022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商品零售和餐飲收入同比表現不如疫情前,1~11中餐飲收入同比下降5.4%。通常情況下,消費和儲蓄呈現變化的趨勢,消費被抑制,儲蓄自然會上升。

同時,在疫情沖擊下,許多企業難以正常開展業務,生產經營壓力加大。壹些公司甚至面臨裁員和破產的風險。加上這次疫情的長尾效應和未來的不確定性,很多居民的收入和工作不再穩定,不安全感在上升,尤其是那些主要收入來源是工資的中低收入群體,對未來的預期更加謹慎。

從數據上看,2022年壹方面居民消費信心快速下降,另壹方面失業率上升。於是,很多人的避險意識壹再加強,引發了預防性儲蓄的興起。

事實上,央行在2022年第四季度進行了壹輪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傾向於“多儲蓄”的居民占61.8%,比上壹季度增加了3.7個百分點;傾向於“多花錢”的居民占22.8%,與上季度基本持平;傾向於“多投資”的居民占15.5%,比上季度減少3.7個百分點;同時,第四季度收入感受指數為43.8%,較上季度下降3.2個百分點。

所有這些數據都可以反映出居民儲蓄預防性資金的意願越來越強。從這個角度看,居民部門存款大幅增加似乎可以理解為疫情導致的“金融後遺癥”。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疫情的影響,還有兩個因素導致居民存款增加:

壹是資本市場受到重創。回顧2022年全年,受美聯儲加息、俄烏沖突等因素影響,全球資本市場普遍遭受較大沖擊。許多國家經歷了股票和債務的雙重打擊,投資者的風險偏好下降,避險情緒上升。在國內,人民幣貶值、疫情反復等因素疊加,市場預期低迷,引發資本市場巨震。不僅股市暴跌,基金產品大幅退出,就連銀行理財產品也“破發”了。導致大部分普通投資者的財富縮水,資金流入資本市場的意願下降。

相比之下,銀行存款更安全,收益更穩定,所以越來越多的人選擇把錢存在銀行,銀行被視為資金絕佳的避風港,然後存款量不斷增加。

二是房地產行業不景氣。《中國財富報告2022》相關數據顯示,中國居民資產中,近70%為實物資產,其中房地產占絕對優勢。但從2022年開始,房地產行業不景氣,部分民營房企陷入融資困境,部分地區保教大廈出現問題,居民購房意願大幅降低。他們中的壹部分人把原本打算用來買房的錢存到了銀行,這也在壹定程度上推高了居民的存款。

人們儲蓄越來越多。這是好事嗎?

從某種意義上說,愛存錢體現了壹種節儉的品質,這也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應該大力提倡,但不是從經濟學的角度。

經濟學家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壹書中提出了著名的“節儉悖論”:節儉對於個人或家庭來說是壹種美德,但對於整個社會來說不是,因為消費的變化會引起國民收入同方向的變化,儲蓄的變化會引起國民收入反方向的變化,節儉意味著支出的減少,這將導致社會總需求不足,進而導致經濟減速甚至衰退;換句話說,雖然儲蓄可以為個人致富鋪路,但如果全國都增加儲蓄,就不利於經濟和社會的繁榮。

事實上,根據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壹般規律,當生產力水平較低,經濟基礎薄弱時,整個社會物資相對短缺,市場供給遠遠不能滿足需求。這個時候確實需要提倡節儉,鼓勵居民多儲蓄,實現資金的積累,進而擴大投資規模,提高生產能力。

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進步,生產力水平大大提高,物質財富日益豐富,供過於求的現象逐漸出現。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居民對消費有了更高的要求。這時候就需要通過促進消費、擴大需求來推動產業的升級,讓供需雙方在更高的層次上實現新的動態平衡。如果消費不振,必然會制約各行各業的生產,從而影響國民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的步伐。

就中國而言,受疫情等因素影響,消費市場持續承壓,但反彈空間也很大。隨著疫情防控的逐步放開,曾經幹擾各行各業運行的不利因素將會日益減弱,高層關於“做好經濟工作”的表態,使得2023年全國經濟復蘇幾乎已成定局。在最近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特別強調“要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放在首位”,這充分體現了高層提振消費市場的迫切希望。

在這個過程中,由於消費場景限制而積累的被動儲蓄和居民預防性儲蓄的增加,有望成為未來支撐消費市場增長的重要力量。但需要指出的是,從儲蓄到消費的轉化必然需要時間來消化,從節奏上來說很難在短時間內“倒掉”,原因有三:

第壹,受三年疫情影響,居民部門的資產負債表受到了沖擊,尤其是中低收入者,修復起來必然需要壹段時間。客觀上,住宅部門整體需要減少消費,積累足夠的剩余;

其次,如前所述,當前居民消費信心大幅下降,目前沒有逆轉的跡象,反映出前期疫情的影響對相當壹部分居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沖擊,在壹定程度上改變了居民部門的整體消費預期,形成了所謂的“傷疤效應”,很多人短時間內很難敢消費;

第三,提振居民消費信心的關鍵在於經濟復蘇、就業增加和收入增加。只有當各方面逐漸回歸正軌,居民對未來經濟不確定性的擔憂才會趨於緩解,這需要時間來改善。

根據華西證券的研究報告,目前居民部門的超額儲蓄約為3.3萬億元,將這3.3萬億元的超額儲蓄全部轉化為消費需要3-4年左右的時間,這意味著2023年可能有8000-1100億元的超額儲蓄流向消費,約占2021年的社會消費品。同時,參考美國的經驗,防疫放開後兩個季度,多余的儲蓄將開始逐步釋放。

正因如此,2023年過剩儲蓄對消費增長的貢獻可能是溫和而非非暴力的,過程很難壹蹴而就。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居民儲蓄結構背後也隱藏著玄機。

Wind數據顯示,居民部門存款中,定期存款占比長期保持在60%以上,進入2022年後,占比進壹步提升至69%左右,而活期存款占比則壹再下降;與此同時,2022年以來,定期存款同比增速不僅持續上升,而且明顯高於活期存款。可以反映出,居民部門的超額儲蓄大部分來自中長期定期存款的貢獻。

這些中長期新增定期存款應該集中在中高收入群體。原因是根據西南財經大學發布的《中國金融報告》,從中國儲蓄結構的數據來看,儲蓄最大的10%家庭的儲蓄占總儲蓄的70%,儲蓄較多的35%家庭占總儲蓄的25%,其余50%家庭基本沒有儲蓄。

此外,中低收入群體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工資,中高收入群體有部分財產性收入。在前期疫情因素的影響下,中低收入家庭的資產負債表受損程度往往明顯高於中高收入家庭,其儲蓄率很可能不升反降,甚至零儲蓄。

考慮到高收入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低於中低收入者,且後者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較大,要想提振消費促進經濟復蘇,就必須關註中低收入者,通過改善他們的處境來挖掘他們的消費潛力。

那麽,具體應該怎麽做呢?

短期來看,發放消費券仍是提振居民消費的有效手段。但對於那些低收入家庭和貧困群體,也可以考慮直接現金支付。因為對於大多數低收入家庭和貧困人口來說,他們更真實的情況往往是消費能力達不到使用消費券的標準,即“缺的不是10元的消費券,而是100元的現金”,尤其是在之前疫情的影響下,很多人的收入下降,甚至不排除失去收入來源的可能。平日裏只能省吃儉用,入不敷出,根本沒有錢進行高消費。

同時,低收入家庭和貧困群體對收入的變化更加敏感,甚至幾百元的“意外之財”也能極大地改善他們的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說,發現金的效果可能比發優惠券更好。

同時,要努力穩定就業,特別是支持中小企業作為吸納就業的重要載體。應通過減免稅費、發放補貼、減少裁員、加大財政支持等措施穩定企業經營,讓更多中低收入者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來源,進而提振消費信心。有關部門還應制定就業市場弱勢群體相關就業政策,完善靈活就業人員勞動權益保護、保費繳納、薪酬待遇等政策制度,更好地開拓消費和就業新空間。

從長遠來看,要著力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盡可能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形成“橄欖形”的橄欖形分配格局。具體來說,要把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作為調節收入分配的重點,並在再分配過程中,通過財稅手段調節收入主體之間的收入差距,註重公平。

此外,要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進壹步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加大醫療、衛生、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改革力度。,從而使制度更加合理,機制更加規範,切實減少廣大居民的後顧之憂,真正讓老百姓敢消費,願意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