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點 獨自在異國求學的留學生們，總會感受到因不同文化沖擊所帶來的隔閡感，這在未成年孩子中尤甚，他們也被稱之為“第三文化兒童”。對第三文化兒童來說，該如何度過迷茫期呢？外灘教育邀請到家有三兒、經歷兩次跨文化轉變的蔣佩蓉老師，請她 結合 自身經歷，與大家分享文化沖擊的重點，以及父母該如何幫助孩子應對文化沖擊以平衡心態。
文丨周瀅瀅 編丨Travis
隨著國際教育的發展，留學生群體日益龐大，也日益低齡化。他們當中，有的跟隨父母遷居，有的獨自留學海外，但是都生活在不同於母國的文化當中，被稱為 “第三文化兒童” 。
美國 社會 學家魯斯·尤西姆博士，曾在1950年出版的《第三文化兒童》壹書中，首次提出“第三文化兒童” （Third Culture Kids，簡稱TCK）這壹說法。
它是指那些幼年時期，或是青少年性格塑造時期，在父母本國環境以外的國家，求學和成長的孩子。正因為和父母所處文化的不同，他們在成長過程中，需要應對壹系列的挑戰。
《第三文化兒童》
“第三文化兒童”最顯著的特征是： 他們不屬於任何壹種單壹的文化。
在跨文化的過程中，他們需要經歷壹系列文化沖突和社交挑戰，以及“我是誰”的身份認同和歸屬認知。與此同時，他們也要處理因為不斷地告別，而帶來的喪失感。
外灘君在“放棄“精英教育”，這對高知父母如何“逆潮流” 育兒 ？壹文中，采訪過的蔣佩蓉夫婦，他們的家庭，正是壹個典型的跨文化家庭。
蔣佩蓉曾任麻省理工學院中國總面試官，也是多本家庭教育暢銷書的作者，更是三個陽光大男孩的母親；丈夫林為千，曾任微軟創投大中華區負責人、微軟亞太研發集團運營總監。
蔣佩蓉夫婦
作為第壹代“第三文化兒童”（TCK），蔣佩蓉和丈夫，在幼年時期，就都移居北美，成為小留學生，並雙雙考入麻省理工學院。
後來，因為工作調動，他們的大兒子凱文、二兒子凱恩、小兒子凱安，都在孩童時期，就從美國轉來中國公立學校念書。等到中學階段，他們又陸續轉學到了國際學校。
就這樣，蔣佩蓉的三個孩子，相當於經歷了兩次“跨文化”的轉變，也比壹般TCK兒童遭遇了更多的文化沖擊。
如今，凱文已經從麻省理工畢業，放棄了矽谷大公司的機會，投身壹家 創業 公司，閑余時間不僅寫詩，還參加各類公益活動；凱恩也從伊利諾香檳大學畢業，利用自己的社交特長， 探索 將專業知識和管理學相 結合 ；熱愛藝術的凱文，則在父母的鼓勵下，如願以償得到了芝加哥美術學院的offer。
這壹次，蔣佩蓉將 結合 自己和孩子的親身經歷，為我們講述跨文化兒童會遇到的文化沖擊和各方面的挑戰，以及有留學生群體的家庭，可以從哪些方面做好準備。
蔣佩蓉壹家五口
相比語言，文化沖擊才是最大的挑戰
為了能讓孩子有壹個沈浸式學習漢語的機會，蔣佩蓉決定，不送孩子去國際學校，而是去中國公立學校就讀。
蔣佩蓉覺得，既然來了北京，就要入鄉隨俗，學習當地的文化跟語言，不能浪費了這個機會。”
然而，剛轉來中國讀書時， 三個孩子的中文水平，實在讓人犯愁。
老大 凱文已經上六年級，剛轉到中國學校時，他們連基本的拼音都不會，而同齡孩子已經認識五六千個漢字；最小兒子的凱恩才兩歲，在中國的幼兒園裏，幾乎壹個漢字都聽不懂，哭了整整三個月。
當然，感到犯難的可不僅是孩子。因為蔣佩蓉夫婦從小移居海外，日常使用漢語機會不多，就連他們自己也是從零開始，和孩子壹起學習漢語。
幸運的是，在沈浸式的漢語環境中，三個孩子的語文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在經歷了“語言陣痛期”後，三個孩子都能聽懂老師上課，也能和同伴自如地交流。如果拋開美國國籍身份，起碼看上去已經和中國孩子相差無幾了。
“但是，作為第三文化的孩子，經歷的問題其實比我們想象的還要更復雜，並非只是語言學得多快，是否跟得上學業，這些最表面的問題。”
回想自己的跨文化求學經歷，孩子們坦誠：“語言上的障礙，幾乎是微不足道的因素。 最大的挑戰，其實是背後的文化沖擊和思維模式，還有壹種‘局外人’的痛苦。 ”
傳統意義上，我們會認為，留學生群體面臨的最大困難，是語言上的挑戰。只要語言關過了，融入國外的學習和生活，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蔣佩蓉表示：實際上， 應對文化沖擊和自我身份的認同，可能比語言工具的掌握，要困難得多， 這也是很多父母忽略的問題。
蔣佩蓉的二兒子凱恩，就是壹個典型的例子，他壹直在試圖理解自己“局外人”的身份。
在美國小學讀書的時候，他曾天天對著美國國旗朗誦效忠宣言，認為自己是壹個愛國的美國人。到了中國學校，因為拒絕佩戴紅領巾，因此和老師的關系搞得很僵，也和同學產生嫌隙。
但是，當他暑假回美國過夏令營，遇見那些對中國人有偏見的美國人，他會生氣地去糾正、維護，和他的美國同學們辯論。
“我到底是哪壹國人？”他迷惑了。“最經典的身份掙紮就是，奧運會的時候，當中國跟美國競賽，糾結到底該支持哪個國家隊？”
在融入不同文化環境的過程中， 不僅僅是身份認同和歸屬感的問題，還有文化沖突帶來的社交問題。
“剛開始進入壹個環境時，孩子們能聽懂對方說的每壹個單詞，卻不懂對方的思維方式和看問題角度；參加學校的戲劇排練，捕捉不到隱含在臺詞背後的笑話… …這些都是文化上的疏離感。”
蔣佩蓉的二兒子 凱恩
很多留學生在國外求學多年，卻不能完全融入本土生活圈。
這是因為，雖然他們的社交圈中，有來自各個國家的朋友，但那些最好的夥伴，依然是中國人。
對於“如何提升孩子在國際化環境中的社交自信”這個問題，蔣佩蓉道出了她的心得： “興趣愛好，是最好的社交名片，賦予孩子社交能力的最好方法，就是讓他有自己的興趣追求。 ”
音樂，是這個家庭的***同愛好，蔣佩蓉夫婦就和孩子們，組建了壹支“林家樂隊”。每到壹個新的城市和社區，他們就通過音樂表演，尋找誌同道合的夥伴。
音樂，成為他們融入當地生活和社交圈的“***通語言”。
“人跟人之間的 情感 鏈接，都是建立在興趣和體驗上面的。即使語言、文化不壹樣，只要我們有***同的興趣愛好，交往起來就能夠如魚得水。”
壹家五口組成“林家樂隊”
應對文化沖突的方式，因人而異
對於跨文化兒童可能遇到的文化沖突，乃至偏見和歧視，蔣佩蓉壹點都不陌生。
早在蔣佩蓉11歲時，她就跟兩個妹妹從 臺灣 來到加拿大溫哥華，成為沒有父母陪伴的小留學生。
雖然在白人對有色人種的歧視中長大，不過三個姐妹對新環境的接納程度和應對方式，卻截然不同。
自尊心強的蔣佩蓉，決定不融入新環境，依然追捧 臺灣 流行歌曲和電視劇，以中國人的身份為榮；恰恰相反，她的二妹很喜歡新環境，完全擁抱新的文化，成為壹個地道的加拿大人；而最小的妹妹，最為 敏感 ，她為自己的身份感到羞愧。
從三姐妹的跨文化故事來看， TCK群體面對新文化、言語、和環境的反應，完全是因人而異。
不過，這種文化認同和歸屬感，也在不斷變化當中。
蔣佩蓉三姐妹到了大學以後，原本最排斥自己身份的小妹，突然想要尋根。因為大學同學對她的亞裔身份非常好奇，她選修了東亞研究系，畢業後回到自己的出生地 臺灣 ，當起了律師，用最地道的中文工作，讓蔣佩蓉全家都對她刮目相看。
“不需要擔心孩子，因為在異國他鄉學習和生活，他的身份認同就會完全改變。對於壹個跨文化兒童來說，他的文化歸屬感，可能會受到自身的個性、喜好，乃至同學、朋友的影響，並非壹成不變。”
從另壹個角度來看，跨文化兒童，是否擁有更多元的身份認同，而不是單壹的文化歸屬？
蔣佩蓉也曾跟孩子探討過這個問題，他們的回答是，“認為 自己不屬於完全意義上的美國人，也不是完全意義上的中國人，而是綜合吸收了兩個國家的文化價值觀念。 ”
同樣，在很多留學生的身上，或多或少都能看到這個特點。 因為不屬於某種單壹的文化，他們更善於從多種文化、多種角度來思考問題。
林爸爸(中)和三個兒子
蔣佩蓉的家庭氛圍也是如此。“對任何新聞時事的討論，我們都不會只看某壹方觀點。孩子們會找來世界各國的 新聞媒體 ，中國怎麽講？美國怎麽講？俄羅斯怎麽講？中東世界又會怎麽講？了解足夠多的信息，加以自己的思考，再得出客觀結論。”
回顧這段跨文化經歷，蔣佩蓉的三個孩子，都認為這是成長中最珍貴的禮物： “文化沖擊所帶來的逆境和挑戰，正好提供了壹種無拘無束的視角，迫使我們開放思想，在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批判性思考。 ”
未來，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將會湧現出越來越多學習、生活、工作在世界各地的跨文化兒童，他們無法回答“妳從哪裏來？妳是哪裏人？”這樣的簡單問題，只能回答“我的國籍是**，我目前生活在**。”
他們更像是 “世界公民”，不需要通過特定的生活環境來尋求安全感，能在不同各種文化中切換自如，也會對各種各樣的文化，充滿了好奇和尊重。
就在外灘君此次采訪之後，蔣佩蓉最小的兒子凱安就要高中畢業，即將赴芝加哥美術學院讀書；夫妻倆也租掉了在西雅圖的房子，開著壹輛房車，開始了“四海為家”的旅途；大兒子凱文，則打算在結束手頭的工作以後，去阿拉伯中東世界和非洲待壹段時間。
蔣佩蓉夫婦的“房車旅行”
蔣佩蓉表示：“我們都很享受這種‘漂’著的狀態，相比較永遠生活在壹個地方，顯然新的國度和完全不同的文化，才更有吸引力。”
處理喪失感的心理需要
“當把孩子送進國際學校，或送出國留學的那壹天起 ，妳就將養育出壹個‘第三文化’的孩子。
他們每天接觸到的是外籍老師，同學來自全世界，彼此用外語溝通。
因為文化、語言和思維的不同，第三文化兒童和上壹輩的觀念沖突可能會更加強烈。”
對於這壹說法，蔣佩蓉深感認同。
現在很多家長，都傾向於將孩子從很小的時候，就送出去留學，這也使留學生群體出現越來越低齡化的趨勢。
“是不是越早出國留學越好？”對於這個疑問，蔣佩蓉有自己的看法，“在初高中以及更小的年齡段，無論是否選擇留學，父母都應該盡可能陪在身邊，而不是讓孩子獨自面對文化沖突和身份認知上的挑戰。”
這個年齡段的孩子，他們有很多青春期的 敏感 ，比如在意自己在同伴眼中的受歡迎程度，擔心自己能否交到男女朋友、能否能被朋友圈接納… …
盡管寄宿家庭、學校老師，能夠提供壹定的幫助，但是他們無法代替父母在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如果沒有和孩子的朝夕相處，就算天天電話視頻，父母也難以捕捉孩子正在面臨的困惑，還有情緒上的失落。這壹階段父母角色的缺位，也會使親子關系遺留很大的問題。”
有壹段時間，小兒子凱安剛剛轉到國際學校時，曾壹度心情不太好，好像對學校生活提不起激情。 敏感 的蔣佩蓉猜測，也許是壹直在本土學校成長的凱安，難以融入壹幫外國同學的 圈子 ，甚至可能受到了排擠和歧視。
她就變著法子和孩子聊天，但是，又很註重方式方法，不會直白地問：“妳和新同學關系好嗎？”“妳受大家歡迎嗎？”蔣佩蓉認為，父母這麽問，自尊心強的孩子壹般不會和妳說實話，而且會敷衍家長。
她 建議 ，家長不妨學會“旁敲側擊”，比如：“妳中午吃飯是壹個人吃嗎？”“和妳壹起吃飯的是誰？妳喜歡這個朋友嗎？能為我介紹壹下嗎？”類似有技巧的親子對話，既不會讓孩子反感，家長也能適時了解孩子和同伴之間的關系、對新環境的融入情況。
凱安為媽媽的書《豐盈心態養孩子》設計插畫內頁
“脆弱”是鏈接 情感 最重要的鑰匙，在親子關系上也是如此。 當了解孩子的處境以後，蔣佩蓉提醒，不妨多以“弱者”角色，和孩子分享自己的脆弱和掙紮，擁抱她，讓孩子願意向妳敞開內心的脆弱。
想要和孩子有更多的***同話題，父母也要以身作則，以開放的心態，試著去融入另外壹種文化，讓孩子知道妳也在迎接挑戰和成長。
當然，最重要的壹點，也最容易被忽視的壹點，就是 跨文化兒童會面臨更多的喪失感。
第三文化研究者，也是《第三文化兒童》的作者之壹David Pollock說：“壹個TCK在20歲以前，需要處理比單文化人壹輩子都要多的喪失經歷。”
因為長久告別某壹樣東西，可能是難以帶走的物件、已經習慣的生活環境、或是難以割舍的感情而產生的喪失感，是TCK群體最需要面對的壹種心理感受。
為了幫助孩子化解這種喪失感？ 蔣佩蓉的竅門是借助外界工具，比如可以表達內心傷痛的小物件。
2003年，蔣佩蓉夫婦帶著三個孩子，舉家從美國搬來北京時，她給每個孩子準備了壹個回憶箱。以後，每離開壹個地方，孩子們都會挑選壹些東西，放到各自的回憶箱裏。
直到現在，他們都還保留著自己的回憶箱，只是裏面的物件會不斷更新。不管空間如何變換，總有壹些重要回憶陪在身邊。
“此外， 通過寫作來排遣內心，也是壹種很好的方式。 妳會發現，很多TCK都擅長寫作。因為他們內心有很多東西想要表達或傾訴，通常會訴諸筆端。”
正如蔣佩蓉的大兒子凱文，這個被麻省理工學院提前錄取的“理工男”，卻很喜歡通過寫詩，來抒發內心的感受。
目前他已經寫了三本小說和400多首詩，其中壹本半自傳體青春勵誌小說《冒險是紅色的自行車》，就是通過日記的形式，真實再現了壹個青春期男孩，移民後語言不通、成績不理想、與家人朋友關系緊張的情況下，如何從迷失自我中走出的故事。
凱文半自傳體小說
《冒險是紅色的自行車》
當然，每個孩子可能都有不同的傾訴方式，關鍵是，父要能引導孩子表達內心的情緒。
在采訪的最後，蔣佩蓉推薦壹部電影《頭腦特工隊》，講的就是壹個關於如何處理喪失感，以及為什麽這種感受需要被自己和身邊人接納的故事。
“ 直面喪失感給自己帶來的痛苦，承認並接納它，然後從痛苦中療愈。 這樣，妳才會看到，自己的內心以及愛的能力和深度，都被擴大了，也更能迎接和進入新的人生季節。”
閱讀 30 00＋ 篇優質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