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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寫於1975年的書,驚人地預知了後來發生的全球族群危機

2018年10月27日,壹名聲稱「所有猶太人必須死」的男子,闖進美國匹茨堡的壹所猶太人教堂,瘋狂槍殺了11個人。幾乎同時期,中美洲難民組成萬人「大篷車」,向美國邊境進發。這兩件事不僅影響了美國的中期選舉,也讓人看到了族群引起的問題在美國再度掀起的巨浪。

▲2018年10月30日

川普與夫人在匹茨堡「生命之樹」猶太教堂外

?美聯社

這還只是最近剛剛發生的事件,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幾乎全世界都正在遭遇著前所未有的族群間沖突。這種沖突時而表現為宗教信念、文化源流的爭端,時而則表現為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的狂潮。

這壹潮流致使在二戰結束後的70多年中,戰爭從未停止。它所造成的對文明的破壞以及人員的傷亡並不亞於兩次世界大戰,可它所吸引的關註和反思相比之下卻顯得太少。

從美國「9.11事件」、波士頓恐襲,歐洲的難民潮、蘇聯解體後東歐的民族分裂,到中東那些常年因民族問題而戰火紛飛的地帶,民族沖突、宗教對抗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著。

▲2001年9月11日發生於紐約,震驚世界的9.11恐襲事件,由基地組織劫持的飛機先後撞上了位於曼哈頓的世貿大廈雙子座。

這壹切紛爭與殺戮,在美國學者哈羅德·伊羅生(Harold R. Isaacs)看來,都是源於政治變遷下人們所追求的群體認同。這種對群體認同的追尋,迫使人們加入或建立起自己的族群(ethnic group),最後以壹種激情與沖動,對不同於自己族群的壹切發起戰爭。

基於對人類族群的研究,伊羅生寫出了他的代表作《群氓之族》,副標題為「群體認同與政治變遷」。這本書不僅對二戰以後世界出現的種種族群現象進行分析,反思族群產生的原因。同時,它更是對族群運動今後將可能帶來的戰爭憂心忡忡。

▲《群氓之族》

譯者:鄧伯宸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8年

這部寫於1975年的書,驚人地預知了後來發生的蘇聯解體、印巴局勢、中東戰爭、難民潮、極端組織、恐怖襲擊,乃至美國黑人與猶太人的種族困境。使得這部書不僅成為當代族群問題的百科全書,並至今仍能藉此去照見人類族群的未來。

哈羅德·伊羅生所言的「族群」,在《群氓之族》中是壹個寬泛的概念,它不僅包含民族、種族、種群等概念,還包括宗教團體、社會組織、學術派別等文化意義上的族群。它們的***同點,在伊羅生看來,就是使人們找到自己的歸屬,在群體中獲得某種自我。

同樣,書中多次提到的「群體認同」(Group Identity)也是從心理學中的「個人認同」發展而來,他希望以此解釋當今族群日益增多的原因和造成的後果。

書的壹開篇,伊羅生就旁征博引地列舉了1945年以來三十年間人類社會的新變化,他以肯尼亞獨立(1963年)之後,掌權的基庫尤族所誓死捍衛的「姆庇之家」為例,提出了族群的象征概念。

所謂「姆庇之家」,就是基庫尤族的集體崇拜,是他們文化的母體。這個母體不僅是所有基庫尤人的總和,也內在地包含著他們的歸屬、目標。

在伊羅生看來,全世界都在重新建立起各種各樣的「姆庇之家」,他寫道:

「今天的世界上,到處都有這樣的姆庇之家,住在裏面的人,比過去更緊密地靠在壹起,也更緊密地結合成壹體。」

在世界正在變成「地球村」的過程中,雖然人類科技越來越全球化、傳播系統愈發普及,壹切都似乎將人類團結起來,世界成為了村落,知識得到***享。可是,人類不但沒有壹體化,反而愈發分裂了:

「面對世界資源與權力的前所未有的激烈爭奪,人類社會正把自己撕裂,撕裂成越來越小的碎片。」

從1945年到1967年,根據伊羅生的統計數字,「種族或文化的殺戮」就有幾百次,死亡人數約有748萬。世界大戰雖然已經結束,可區域戰爭卻沒有停止,和平仍然沒有造訪地球,反而用更廣泛、更水火不容的戰爭取而代之了。

為何會形成這樣的現象?

伊羅生從四個方面考察了當今人類社會的族群問題,試圖予以解答,這四個方面分別是:後殖民時代、後帝國時代、後革命時代和後幻想時代。

在後殖民時代和後帝國時代中,帝國經過重新的整合,或是由於經濟,或是因為戰爭,它們不復存在了。後帝國時代的奧斯曼、哈布斯堡王朝,後殖民時代的大英帝國等等,它們對於自己的殖民地或曾經的勢力範圍漸漸失去了效力,在這些地方,當地的民族重新崛起。

盡管西方現代文化隨著殖民的推進而進入,但多半徒然留下了制度和生產方式,卻沒有具有說服力的信仰和文化來繼續影響這些殖民地。民族的強大群體認同使各地的人們聚合起來,尋找自己的「姆庇之家」。

▲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劇照,影片講述了壹戰前後發生在奧斯曼帝國的眾多事件,主人公為英國人托馬斯·愛德華·勞倫斯上校(Thomas Edward Lawrence)。

而在後革命時代中,蘇聯不但沒有解體(本書寫於1975年),還正以驚人的速度壯大其實力。

但在伊羅生看來,蘇聯所承諾的「國際社會主義新秩序」已成鬧劇,對於「民族問題」這壹嚴肅的「中心議題」,不但沒有得到良好的解決,反而被斯大林的暴政宣告為壹紙空談。在斯大林統治期間,「有的民族整個遭到連根拔除與放逐」,被處死的人「數以百萬計」。

▲聖彼得堡沙皇秘密警察關於斯大林的檔案,這位格魯吉亞人在1902-1913年曾被拘捕、流放數次。

伊羅生認為,壹旦蘇聯的強權不能持續,它內部的各民族就將以自己的「姆庇之家」為國,各自分裂。而這種情況將深刻影響到其他社會主義國家。

最後,在後幻想時代,美國也不能繼續自己的價值觀兜售。作為壹個民族、文化的「大雜燴」,美國無法建立壹個使各民族得以統壹的母國,壹個完美的姆庇之家,而它體內卻萬流奔湧。

黑人追求的平等與權利、穆斯林的敵視、猶太人的身份困惑,以及過去英裔、法裔、意大利裔、愛爾蘭裔的移民,現在從日本、中國、印度、韓國不斷湧來的新移民,還有數不勝數的宗教組織,都將成為美國難以規避的核心問題。

不得不承認,伊羅生四十多年前的預言,的確真實地發生在了當代的美國身上。

▲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1963年於華盛頓

這壹切問題,最終都指向了二戰後的政治新格局。這不禁讓人想起約翰·富勒(J. M. C. Fuller)在《西洋世界軍事史》中的觀點,這位軍事家認為,世界的歷史進程不過是從單壹部落到多民族,從民族到國家,從國家到帝國的壹系列變化。

當帝國消失,這壹過程就要重新來過。但是,在伊羅生的研究中,帝國似乎壹去不復返了,多元化的社會已經形成。在沒有帝國的情況下,對民族異同的整合和約束就不復存在。伊羅生就此寫到:

「我們今天所經歷的世界,不是新的整合正在形成,而是破碎成小塊小片,有如大大小小的星球,自爆炸中的銀河系裏爆裂出來,每個星球都以離心的自轉離開,同時也都緊緊抓住各自的碎片,使其不致因自身的旋轉而被甩離。」

對於這樣的現象,伊羅生沒有急於給出解答。他認為更重要的是,首先應該了解何為族群,以及族群形成的原因。

正是這些問題,促使伊羅生寫出了《群氓之族》的主體部分。他從部落偶像、身體、名字、語言、歷史、宗教、民族和新多元主義等八個角度重現了族群,以期讀者能夠對自身具有的族群性,以及內心從未停止過的對群體認同的追求,產生更為理性、全面的認識。

伊羅生借此將人從出生到死亡、無意識到有意識的全過程,都納入到了族群的歸屬之中。

伊羅生認為,當壹個人生下來之後,他所接觸的壹切信息,都以他所處的族群加以過濾,由此形成了他的觀念、習慣、行為、動作,使他從根本上不可能完全脫離自己的種群和環境。

而部落偶像,實際上就是壹個人的原初的歸屬,是壹個族群的最高目標和追求。哪怕壹個人窮其壹生試圖掙脫這種烙印,也不過是像回旋鏢壹樣,終會回到他的部落之中去:

「在這個大遷徙的時代,許許多多的人東飄西蕩,身體與文化都背鄉離井,歸屬感就成了他們隨身攜帶的方舟,是遠祖所奉持的神殿。」

這種刻記在每個人生命之上的部落標識,通過身體沈澱下來,使人從根本上不可能完全脫離。種族之間的區別,最不可忽視的即是身體上的區別。且不說黑人與白種人、黃種人之間那種太過顯著的區別,就算在同壹個地方,族群和族群之間也仍有著不可忽視的差異。

比如在盧旺達和布隆迪相互屠殺的圖西人與胡圖人,幾乎完全沒有身體上的區別,只是壹方略高瘦,另壹方略矮壯,這就足夠他們對對方產生絕對的敵意了。

▲電影《盧旺達飯店》劇照

影片還原了1962年發生在盧旺達的種族戰爭

在現在的社會中,人們總是試圖不斷地改造自己的身體。或染發、隆胸、紋身、穿鼻,費盡心力改變身高、體貌,這些都「無壹不是要制造標記」,通過這些標記「識別哪些是自己人,哪些是外人。」

而身體的強制力在於,無論人們如何改造,它所造成的文化、審美卻是根深蒂固的,甚至就身體而言,它終究不可能完全被改造,至少現在還不可能。

伊羅生從身體出發,繼而探討了名字、語言所帶來的文化範疇。前者往往體現了壹個人在族群之中占有什麽樣的地位,他屬於哪壹分支,有怎樣的源流,後者則限制了壹個人的範圍。

對於名字,他說:

「名字有如社會規範,提供壹種最低限度的安全感,壹個人有名有姓,自會產生壹種安全感,否則必將陷入絕望。」

而對於語言,他更是以巴別塔的例子和哲學家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觀點「沒有語言,民族即不存在」,用以佐證語言對民族形成和活動範圍的深刻影響。

▲尼德蘭畫家勃魯蓋爾(Pieter Bruegel de Oude)筆下的巴別塔,這壹典故出自《聖經·舊約》中的故事,相傳人類要建壹座通向天國的通天塔,上帝遂打亂人們的語言,於是產生了各民族。

當身體、名字和語言放置到壹種歷史性的進程之中時,人們就更加對自己的部落偶像聽之任之、深信不疑了。歷史給了人們以更寬廣的群體認同感,它以昔日的榮光撫慰今人的心靈。那些昔日並沒有榮光的民族,也會努力地創造榮光,來滿足群體認同的迫切需要。

與歷史並行、互相補充的是另壹個維度的認同,那就是宗教。歷史能解決時間流動所需要的歸屬,而宗教則解決了肉體、靈魂的歸屬。的確,人活在世界上「不能只靠自己」,即使「最智慧的人,都不免退縮到上帝的眼前去」。

伊羅生引用了二戰時流傳的話:「散兵坑裏沒有無神論者」。他試圖表明,今天我們都活在「散兵坑」中,這樣就導致狂熱的宗教在未來會像雨後春筍般越來越多。然而,宗教永遠伴隨著暴力:

「(人們)相互之間的屠殺,無論是為宗教本身還是其他的世俗利益——例如安全、錢財、權力——夾雜著信仰問題,宗教都是號召人民團結的標誌與堡壘。」

就這樣,歷史與宗教最終交織成了民族。「從宗教到民族只有壹步之遙」,宗教在為民族解決了彼岸的煩擾之後,其他的任務就留給了民族。如果有壹天,歷史被粉碎了、消逝了,宗教的約束力被廢弛了、淡化了,那麽,民族也仍然會有強大的吸引力。

伊羅生在這壹部分所舉的猶太人的例子,生動地描繪了民族所能達到的姆庇之家。美國的猶太人,是宗教上的猶太人,和國家上的美國人。於是,當猶太復國主義者成立了以色列之後,「美國猶太人變成了主要支持者」,在財富與政治方面給予以色列支持,甚至有些猶太人放棄了美國,前往以色列。在美國的其他猶太人,也開始嘗試在美國重建猶太人的姆庇之家。

這樣的例子發生在全世界,姆庇之家借新多元主義的政治變遷,不斷卷土重來,分裂著世界。

在美國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為《群氓之族》所寫的序中,他說道:

「族群意識可以建立壹個國家,也可以撕裂壹個國家。」

在伊羅生的敘述中,人們這種對族群的依賴和對歸屬感的渴望,在新的世界中不斷放大,並成為了壹種無法解決的悖論。人類窮心竭力建構的互聯互通的世界,正在不斷變得破碎,他感嘆道:

「為什麽壹個時代又壹個時代,深藏於我們身體與精神中的那些東西,壹再阻擋住我們最深沈的希望——引導出壹個更人性化的人類存在。」

伊羅生,這位曾在中國逗留許久的學者,這位有著猶太血統的美國人,在不斷探尋種族困境的過程中,最終得出了悲觀的結論。他認為,也許人類終究不會有什麽高於種族的***識。在遙遠的未來,戰爭不會停止。壹切曾經發生過的荒唐的殺戮、慘無人道的滅絕,都不會戛然而止。

他的這種觀點也許不能為當代人所接受,但把它放在冷戰時代,卻顯示出了壹種冷靜的擔憂。在他的時代,世界第壹次,邁入了兩極化的形勢中,而在看似固若金湯的兩極之中,伊羅生卻看到了壓抑著的亂象。

20世紀人類精神的荒蕪,加之戰爭帶來的毀滅,最終使得人們喪失了各方面的安全感。

世界會安全嗎?

人類會達成***識嗎?

人類還有光明的未來嗎?

這都是伊羅生留在《群氓之族》中的話外音。

▲伊羅生留下的為數不多的照片之壹,這位美國的記者、學者曾在中國逗留許久,與魯迅、蔡元培、宋慶齡等人相識。

慶幸的是,在新多元主義的環境之下,過去那種閉塞的姆庇之家也壹去不復返了。新型姆庇之家的結構讓世界各個族群有了達成某種***識的可能,哪怕這也是很遙遠的事。

多元的文化和種族之間日漸增多的流動,使得人們真正的聚合成壹個整體更加困難,即使網絡使不同區域的人們得以無障礙溝通,人們仍然被迫接受著各種思想、文化的交替洗禮。

在這種情況下,希望與憂患並存。正如伊羅生在本書末尾處意味深長的文字那樣:

「人類彼此都滿意的生活形態,仍然可能在新多元主義的權力體系中實現。面對各種背道而馳的事實,似乎壹切都無力回天,但還有人相信,以更人性的方式處理人類事務,可能還是值得壹賭,對的事情仍有可能發生,縱使——十分可能——是出於錯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