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稱有自稱和他稱兩種。畬族自稱為“山哈”，“哈”畬語為客人，“山哈”是指山裏客人的意思。畬族原分布在閩、粵、贛三省結合部。元、明、清時期，從原住地陸續遷徙到閩東、浙南、贛東等地山區半山區。先來為主，後來為客，先來的漢人就把這些後來的畬民當為客人。畬族自稱“山哈”，是與他們的居住環境、遷徙歷史有關。
畬族、輋民是漢族對“山哈”的他稱。“畬”字來歷甚古。在《詩》、《易》等經書中就已出現。“畬”字讀音有二，讀yú(余)，指剛開墾的田；讀shē(奢)，意為刀耕火種。“畬”字衍化為族稱，始於南宋時期。據劉克莊《漳州諭畬》載：“民不悅(役)，畬田不稅，其來久矣”，“畬，刀耕火耘”①。“畬”作為族稱，是由於當時畬民到處開荒種?的遊耕經濟生活特點而被命名的。 因此《龍泉縣誌》說：“(民)以畬名，其善田者也”。“輋民”名稱也出現在十三世紀，文天祥《知潮州寺丞東巖先生洪公行狀》說：“潮與漳、汀接壤，鹽寇輋民群聚”①。“輋”音shē，是廣東漢人俗字。“輋”字作何解?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雲：“粵人以山林中結竹木障覆居息為輋”。顯然，以“輋”字作族稱是側重於居住形式，指在山裏搭棚而居的人群。“輋”的含義雖與“畬”有差異，但非指兩個不同的民族，也不是指同壹民族的兩個不同經濟發展階段，而是前者指福建畬族，後者指廣東、江西畬族，這是由於漢族文人對閩、粵、贛畬族經濟生活觀察的側重點不同而出現的異稱。
宋末元初，各地畬民組織義軍，加入抗元鬥爭的行列，《元史》中又出現“畬軍”、“畬丁”等名稱。明、清時期，閩、浙各地方誌以“畬民”、“畬人”和“畬客”等稱畬族的非常普遍，粵、贛各地方誌以“輋戶”、“輋蠻”和“山輋”等稱畬族的也比比皆是。清代以降，由於許多人不了解畬民的民族成份，還有以“苗族”、瑤族”、“瑤僮”和“苗民”等稱呼畬族的。
總之，史書對畬族的族稱記載相當混亂，稱呼也因時因地而異。新中國建立後，政府對畬族的族稱問題十分重視。1956年由國務院正式公布確認，畬族是壹個具有自己特點的單壹的少數民族。從此，“畬族”(寫作“畬”，音shē)成為法定的族稱。
畬族族源歧見很多，但概括起來有外來說和土著說兩種。外來說者認為畬族源於漢晉時代的“長沙武陵蠻”。持這種觀點的主要論據是“武陵蠻”和畬族有***同的盤瓠圖騰信奉。
土著說者認為畬族源於周代的“閩”人。“閩”是福建的土著，福建最早的主人，其遺裔就是今天的畬族。“閩”、“畬”之間存在著壹定的淵源關系。此說的主要論據是“閩”、“畬”之間有著密切的內涵聯系，即“閩”——“蠻”——“僚”——“畬”壹脈相承。畬族，福建土著民族。
此外，畬族族源還有“越族後裔說”、“東夷後裔說”、“河南夷的壹支”和“南蠻族的壹支”等多種說法。總之，眾說紛雲的畬族族源反映了畬族在其歷史曲折發展和民族形成過程中，同蠻、越、閩、夷以及漢等各族群體彼此互動、混化、交融的關系。
畬族，現有630378人，主要居住在福建、浙江兩省的廣大山區，其余分布在江西、廣東和安徽省境內。其聚居點多為數十戶人家組成的自然村寨，因而形成典型的散居與雜居特點。
畬族地區處於中國東南丘陵地帶，山不高但蒼翠，水不闊卻縱橫，氣候濕潤，資源豐富，除品種多而優的水稻和薯類等農作物外，景寧畬族自治縣的香菇和惠明茶最負盛名。畬族山區以農耕經濟為主，過去,狩獵活動也有壹定的經濟地位。
畬族人民早在唐代就在閩、、贛交界地區繁衍生息。南宋時期“畬民”的族稱見於史書。畬族自稱“山哈”或“山達”，意為“山裏的客人”。新中國成立以後，統稱為畬族。
畬族有自己的民族語言，屬漢藏語系，大部人講當地方言。沒有本民族文字，通用漢語文。
自唐代起至中華人民***和國成立，畬族人民壹直沒有中止過反抗階級剝削和民族壓迫的鬥爭，而且往往與當地漢族人民***同起義，並肩戰鬥。唐代有雷萬興、苗自成、藍奉高等領導的起義，堅持近50年；元代畬族人民積極參加張世傑、文天祥領導的抗元鬥爭，而且產生了婦女起義領袖許夫人；16世紀初反封建鬥爭影響更為巨大。
精巧的編織工藝
畬族的編織工藝最受贊譽的是彩帶和竹編。彩帶即花腰帶，又稱合手巾帶。畬族姑娘從五六歲起，就跟著母親學習編織彩帶，彩帶精致的程度，是衡量姑娘心靈手巧的重要標準。
畬族地區盛產石竹、斑竹、金竹、雷公竹等竹子， 為竹編工藝品生產提供了豐富的原材料。
畬族婦女服裝，各地略有差別，其***同特點是上衣多刺繡。尤其是福建福鼎和霞浦的女上裝，在衣領、大 襟、服鬥甚至袖口上都有各色刺繡花紋圖案和花鳥龍鳳圖案。畬族婦女最主要的裝束，那就是“鳳凰裝”。
別具壹格的民族體育
畬族人民歷來重視體育活動，體育活動的項目也很多，有武術、登山、“打尺寸”、“操石磉”、騎“海 馬”、竹林競技等。
畬族武術以畬拳最著名，棍術次之。畬拳乃畬族獨創，已有300多年的歷史。創編者名叫雷烏龍，人閃尊稱為“烏龍公”。畬拳的主要動作有沖、扭、頂、擱 、削、托、撥、踢、掃、跳等。
客家文化與畬族文化的關系
贛閩粵交界的廣大山區，在客家先民到來之前，本來是百越民族的世居之地。這些百越民族的居民，在傳世文獻中有著形形色色的名稱：山都、木客、蠻撩、莫搖、理、理撩、山越、桐蠻、桐民，等等，不壹而足。這些統稱為百‘越的土著居民，在後世遷徙、生滅、混化、分合不定，但至遲到南宋時期，此地的土著居民已有畬民之稱。客家先民來到此壹區域以後，先是與包括畬族先民在內的各百越族土著民錯居雜處，南宋後便主要是與畬族人民錯居雜處，互相矛盾鬥爭，互相融合同化。因此，客家文化與畬族文化的關系最為密切，幾乎到達妳中有我、我中有妳，彼此難以分辨的程度。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不妨舉壹些典型事例略作分析。先看畬族影響客家的方面：
1、服飾
客家人的服飾，與唐宋時期中原人民的服飾差別甚大，卻與畬族服飾類似，顯然是在長期與畬族人民交往中，受到畬族的影響，吸收了畬族服飾文化的有益養分所致。
歷史文獻對於畬族人民的描寫，與描寫其它蠻撩壹樣，都說他們“男女椎髻，跌足，衣尚青、藍色。男子短衫，不巾不帽；婦女高髻垂纓，頭戴竹冠蒙布，飾理路狀”。這種裝飾打扮，與數十年前客家人的裝飾打扮幾無二致。以婦女發髻來說：“過去客家婦女的辮發很多是盤成高髻的，狀如獨木舟，謂之‘船子髻’，系以紅繩，插以銀替，髻上可套涼笠，髻端外露前翹，笠沿周圍垂下長約五寸的五彩布條，微風吹來，彩條飄拂，確是別有壹番風韻。”（王增能《客家與畬族的關系》）把辮發盤成高髻，用紅頭繩壹紮，象獨木舟似的，這就是所謂“椎髻”；“髻上可套涼笠”，笠沿還要飾以五彩布條，也就是所謂“頭戴竹冠蒙布，飾理路狀”。兩相對照，兩者之間的壹致性真是壹目了然.再拿婦女衣著來說，過去“客家婦女穿的是右側開襟上衣，右襟沿及衫尾四周，綴以花邊，寬紋壹寸。褲頭闊大，褲檔較深，褲腳口亦綴以花邊；著的是布鞋，鞋面由兩片色布縫成，鞋端略往上翹，狀似小船。上面用五彩花線繡了花，身上還系著圍裙子，用銀練子系結，裙子狀如‘凸’字，其上半部也繡有花卉或圖案，如此等等。逢年過節或串親戚時脖子上掛著銀項圈，手腕上戴著銀鐲子，打扮起來活像個畬族婦女。”（同上）在衣著的顏色方面，直至幾十年前，客家人還特別喜歡壹種叫做陰丹士林的布，其顏色正是屬於青、藍色的範圍。顯然，客家婦女的這種衣著打扮，也是受畬族影響所致，或者簡直就可以說是從畬族婦女那裏學來的。
2、飲食
客家飲食文化所受畬族文化的影響也很廣泛而深刻。先從飲食的原料說起，客家人很重視的棱米，就是從畬族學來的。楊瀾《臨汀匯考》卷4（（物產考》載：“汀人……又有棱米，又名畬米。畬客開山種樹，掘燒亂草，乘土暖種之，分粘木粘二種，四月種，九月收。”說明棱米本為畬民特產，後來卻成為汀州客家人的重要糧食作物之壹。在飲食習慣方面，客家人喜食和善食薯芋，又盛行“綠荷包飯”、“竹筒飯”，也應是從包括畬族先民在內的土著民那兒學來的。例如，唐代柳宗元《柳州炯氓》詩寫道：“郡城南下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青著裹鹽歸炯客，綠荷包飯趁虛人。”說明“綠荷包飯”是古代百越民族的重要風俗，是客家“綠荷包飯”源於畬族或畬族先民之壹證。
名聞中外的客家風味小吃“汀州八幹”，有的也與畬族先民的習俗有關。例如寧化老鼠千，把面目猙獰的老鼠制成美味佳肴，在中原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其淵源亦來自古代嶺南蠻撩。唐代張文成《朝野金載》記載：“嶺南撩民好為蜜卿，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懾懾而行，以著夾取吱之，卿卿作聲，故曰蜜卿。”原來唐代嶺南的“鐐民”早就喜食而且善食老鼠，“蜜卿”就是生吞尚未開眼而餵飽了蜜的小老鼠，這是被文獻記載下來的古代蠻撩吃老鼠的方法之壹。
“嶺南撩民”是廣大嶺南地區的少數族土著居民。在張文成的時代，福建屬於嶺南道，“嶺南撩民”自然包括福建的土著民族在內。而當時寧化壹帶，正是“撩民”最集中的地區之壹。既然包括寧化在內的嶺南土著自古就有吃老鼠的習慣。現代老鼠幹的產地又正在寧化，那麽，我們有理由推想，寧化制作和食用老鼠幹的方法，應是客家人民從“蠻撩”—即包括畬族先民在內的古代閩粵贛邊的土著人民那兒學來的。當然這種學習是壹種借鑒和改造，“蠻撩”吃“蜜哪”是生吃，茹毛飲血；客家人的老鼠幹是精心制作的美食，包含著豐富的烹飪學、營養學、藥用食物學的知識。
2 客家文化與畬族文化的關系
3、生產技術和方式
前面提到的“畬客開山種樹，掘燒亂草，乘土暖種之”，是畬族人民慣用的壹種生產技術，叫做“種畬”或“畬田”。其起源非常古老，唐代詩人劉禹錫壹系列歌詠湖南和廣東連山地區“莫搖”、“蠻撩”的詩歌中多有描述，如《畬田行》寫道：“何處好畬田?團團緝山腹。鉆龜得雨卦，上山燒臥木。……下種暖灰中，乘陽拆芽縈。蒼蒼壹雨後，若穎如雲發。巴人拱手吟，耕褥不關心。由來得地勢，徑寸有余金。”這正是畬民利用地力，燒山種畬，地力壹衰，即行棄去，故爾遷徒不定的典型生產和生活方式。又如《連州竹枝詞》九首之九寫道：“山上層層桃李花，雲間煙火是人家。銀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這是專寫當地土著婦女種畬的篇什，突出了山間環境、裝束打扮和使用的工具。所有這些，都與今日畬族的種畬方式相同，而在客家山民的生活中也可見到類似的情形，特別是明清以聲有壹種稱為“棚民”的客家山民，其燒畬、種著，與畬民已無二致。於此可見畬族生產、生活方式對客家人民影響之深。
另外，狩獵也是客家人民從畬民或畬族先民那裏學來的壹種特殊技能。客家先民來自中原和江淮，其地多平原而少山嶺，狩獵在他們的生活中本來並不占突出的地位。但是自從遷來贛閩粵邊大山區以後，與畬民長期相處，耳濡目染，加之環境有了狩獵的可能和需要，遂使客家人民學會並精於狩獵，耕獵結合成為不少地區客家經濟的基本結構。
4、信仰、習俗
生活和生產方式的互相融合和同化，必然會反映到信仰和習俗的層面，客家信仰、習俗受畬族影響的主要事例有：
（1）民間信仰
獵神信仰。由於狩獵在畬民生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信奉獵神自古以來就是畬族人民的主要信仰之壹客家人受畬族的影響，也普遍信奉獵神。據人類學學者郭誌超對福建省南靖縣和永定縣若幹閩客社區所做的民俗宗教調查，南靖縣塔下張姓客家人社區和永定縣湖坑李姓客家人社區都盛行獵神信仰，塔下是把溪岸壹陡立的石壁作為獵射神的象征，“村民認為壁越陡、流越急，‘獵射神’越有靈感。出獵前祭禱，獵獲後用獵物祭謝。若山裏田園遭野獸侵害，亦祭禱‘獵射神’。”湖坑則“壹半以上的村子有個‘獵射先師’。‘獵射先師’的象征或是溪水急流邊石壁，或築壹小石壇，壇後立壹石。打獵前，在獵神前燒香禱告，獵獲後用獵物祭謝，若獵獲豐，再用三牲祭謝。若要獵虎、野豬，要在獵神前殺豬祭禱。”（郭誌超《閩客社區民俗宗教比較的調查研究》）
三山國王信仰。三山國王是在今日粵東客家人中影響最大的神低之壹，不少人認為它是客家人獨有的神明。但其實粵東的福老人、畬族人民以及從粵東移居臺灣、海南島、東南亞各國的移民都信仰三山國王。如潮安碗窯、山犁、李公坑、饒平石鼓坪，豐順風吹m的畬民都崇奉三山國王神，每年正月都要舉行迎送三山國王神的儀式，其中潮安碗窯、山犁畬民還把三山國王神置於必須迎送的諸神之首。而海南省通什市的民族博物館黎族館中，至今還陳列著壹面寫著三山國王字樣的三角形紅旗。這些都是畬族、黎族信仰三山國王的明證。
從時代特點來看，三山神信仰最初是隋代以但族為主的粵東土著民族的信仰。而當時粵東的土著民族，應是後來畬族與黎族的***同的先民之壹。因此，三山國王信仰也是由畬族傳給客家的。
蛇崇拜。蛇是百越民族的圖騰之壹。東漢許慎著《說文解字》解釋“閩”字說：“閩，蛇種。”意思是說屬於百越系統的閩越族，是以蛇為圖騰的。贛閩粵交界區域古屬百越，其中大部分地區還是閩越的範圍，這裏的土著民多以蛇為圖騰，對蛇抱有尊崇、親切的感情。以汀州為例，長汀縣西門外羅漢嶺就有壹座蛇王宮。古老相傳“沒有汀州府，先有蛇王宮。”可見這蛇王宮在客家先民到來之前即已存在，它是當地土著民崇拜蛇的物證之壹。另外在長汀、上杭二縣交界處，有壹座靈蛇山，山麓有蛇騰寺，寺廟中塑有蛇神，是美貌的白蛇娘娘形象，也是汀州土著民蛇崇拜的遺跡。
3 客家文化與畬族文化的關系
漢族本來並沒有崇拜蛇的習俗，相反的，壹般漢人對於毒蛇猛獸都有壹種僧惡和畏懼的情緒。但是客家先民到了贛閩粵交界地區定居下來以後，與土著民相處久了，漸漸地容納和接受了蛇崇拜的習俗。突出的表現，就是蛇王宮也成了客家人崇拜的對象，靈蛇山的蛇騰寺也插上了客家人的香火。富於想象的客家先民，還以蛇王宮和靈蛇山為對象，編造出二則美麗動人的神話故事，賦予蛇王以懲惡揚善、明斷如神的性格；把靈蛇山人格化為美麗善良的白蛇娘娘。這就說明，客家人的蛇崇拜，確是從畬族人民那裏繼承過來的，也說明客家人的宗教信仰，確有以土著民的宗教信仰為主體改造演化的成分。
（2）風俗、習慣
在風俗習慣方面，客家受畬族影響的事例也很多，這裏僅舉婚俗、葬俗和婦女不纏足的習慣為例以見其概。
婚俗.曾有學者報道說，“過去的客家女子大多數夜晚出嫁，男家點蒸子或松明火把迎親，女子婚後第三天即回娘家謂之‘轉門’”。（王增能《客家與畬族的關系》）此類做法也頗似畬民。大概畬族先民即所謂“蠻撩”保留著搶親的原始婚俗殘余，客家先民與蠻撩錯居雜處時，所處環境也不安全，遂把作為古代搶親殘余形式的夜晚嫁女做法借用過來了。
葬俗。客家人有所謂“檢骨葬”的風俗，其俗在汀州、梅州、贛南，以及與客家相鄰的閩南地區都很盛行，其要點是“每至大寒前後，攜鋤執簍，齊詣墳頭，自行開視，如骨少好，則仍安原所，否則檢骨瓦嬰，挑往他處。明歲此時，又再開看，’（明、黎愧曾《托素齋文集》）因為重在檢骨再葬，所以“有數十年不葬者”。“始葬者不必擇地，侯五、六年或七、八年後，乃發擴啟棺，檢取骸骨貯之罐中而改葬焉。”（《嘉應州誌》卷1、卷63）因其葬至少二次，又名“二此葬”；檢骨改葬之時必須用於布把骨殖擦幹凈，稱為洗骸，故又稱“洗骨葬”。
此俗的來源，以前論者多歸之於客家人濃厚的敬祖觀念和多次遷徒的歷史原因，或歸之於爭風水。其實這種風俗也是古代荊楚蠻、五溪蠻和百越民族的舊俗，晉張華《博物誌》、《南昌史?顧憲之傳》、《隋書?地理誌下》、宋朝朱輔《溪蠻叢笑》等書都有相關記載。中原漢人素主入土為安，《周禮》有“禁遷葬者與嫁瘍者”之制，客家此俗源於蠻俗和古越俗，是客家先民與包括畬族先民在內的古代湘贛閩粵土著互相融合和同化的產物，可以無疑。婦女不纏足的習俗。過去論者常把客家婦女不纏足歸因於客家先民常處在輾轉遷徒中，不能沒壹雙大腳。其實客家婦女不纏足實系受蠻撩風俗影響所致，與之相聯系的是客家婦女承擔大部分生產事務，或所謂客家人“女勞男逸”的問題。清朝屈大均《廣東新語》、昊震方《嶺南雜誌》以及乾隆（（大埔縣誌‘風俗篇》、《清稗類抄?風俗類.大埔婦女之勤勞》等論都記載客家婦女內主家事，外承勞務之風俗。此俗成因為何?根據我們的考察，它很可能是百越民族母系社會的遺存。昊永章、劉佐泉教授對此都有所論述。可見無論粵東粵北，客家婦女之勤勞能幹，都是歷史上受僚蠻風俗影響所致。閩西、贛南也有相似情況，其原因亦復相似。既然客家婦女承擔著這麽繁重的生產和生活事務，當然不能作小腳女人，只能作大腳“蠻婆”。
5、語言
現在的畬民，除了分布在廣東羅浮山區的少數人外，基本上操客家方言，或者說操與客家方言十分相近的畬族語言。這固然反映出客家先民語言對當時土著民語言的巨大影響，但另壹方面，土著民的語言也影響了客家先民的語言。例如在詞匯方面，據語言學者研究，客家話中表示女性長輩稱謂的詞尾“娓”等十四個土俗字，在漢文辭書中查不到這樣的詞，或雖有其字而詞義不同，它們倒與侗—泰語族語言的讀音和詞義相近。因此這些詞都有可能是客家向土著借用的。在語法方面，客家話中的語序與普通話顛倒，又有“來去”並用只表“去”的意思，這些都與壹般漢語不同，而與泰語、苗語等某些南方少數民族語言相近。這些現象，都可斷定為受百越語影響所致。換句話說，就是客家先民的語言受土著語言的影響，融匯而成為客家話。
4 客家文化與畬族文化的關系
以上所述，是畬族文化影響客家文化的大致情形。至於客家文化對畬族文化的影響，更是顯而易見的事。客家先民來自中原和江淮，在經濟和文化上比土著居民（包括金族先民）先進，他們帶來的先進生產工具、生產技術久後都為畬民所接受，他們的文化—包括語言、文學、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宗族組織、宗法制度等等，都給予畬族巨大的、多方面的、強烈的、深刻的影響。如宗教信仰，客家先民入居贛閩粵交界區域之後，他們帶來的佛教、道教，對土著民的民間信仰即所謂“土神”、“淫祀”進行了鬥爭，結果是佛教、道教獲得廣泛的傳播，連土著民也有不少接受了佛教、道教，但佛教、道教本身也改變了原來固有的面貌，摻進了不少巫術的因素，變成壹種適應當地固有文化的民俗佛教、民俗道教。如民俗佛教的定光佛，民俗道教的塗、賴二公，就是客家先民帶來的宗教在同化與被同化的過程中被土著民族接受的二則典型事例。
在社會風尚方面，客家文化對畬族文化的影響，以門第觀念、中原正統觀念的封建禮教觀念表現得最為顯著，分別簡述如下。
1、門第觀念
門第觀念是土族制度的產物。唐末士族退出歷史舞臺，但士族重門第的觀念卻頑固的保存下來，長期支配著人們的思想，特別是支配著官宦士大夫階層的思想。
在客家先民中，官宦士大夫家庭只占少數，但這部分人有文化，有社會地位，他們的思想觀念很自然地成為客家社會占支配地位的思想觀念，以此之故，門第觀念在客家社會特別盛行，主要表現在以郡望自矜和攀附官宦權貴為祖宗兩個方面。以生氏源流而論，本來每壹個姓氏都有多種來源，像劉氏，有彭城劉、中山劉，還有虜姓的洛陽劉；像謝氏，有陳郡謝、會稽謝，還有西南蠻姓之謝；李氏則有隴西李和趙郡李兩大系，還有虜姓契丹之李；其它各姓率多如此。但出現在客家族譜和堂號上的，卻幾乎壹律是著名望族之隴西李、範陽盧、太原王、陳郡謝、榮陽鄭、穎川陳、彭城劉、天水趙、江夏黃，如此等等，不壹而足，暴露出客家人門第觀念之根深蒂固，為了攀附名門望族，不惜弄虛作假，偽造祖宗。
土著民族的歷史傳統和文化背景與漢族不同，本來並沒有類似於漢族的門第觀念，特別不會有漢族的郡望和漢族的官職。但與客家人錯居雜處久了，受到客家門第觀念的熏染，竟然視自己不是出自顯貴郡望、祖上沒有任過漢族官職為丟臉，甚至以自己的土著出身為羞，也想方設法偽造族譜，把自己粉飾為漢族名門之後.但是既然是偽造，就不可能天衣無縫，總要露出作架的痕跡。例如梅縣《松口鐘氏譜抄》，稱“唐高祖之時，寇如蜂發，公（指鐘寶）收拾金銅寶圖，避兵江南”，（羅香林《客家史料匯編》）這壹段話，就很耐人玩味。第壹，說唐高祖時寇如蜂發，倒不算錯，但其時之“寇”有不少就在江淮以南，如李子通、林士弘、沈法興、蕭銑、杜伏威、輔公等，所以鐘寶為了避兵而從穎川遷居江南金陵之說不能成立；第二，所謂“金銅寶圖”其“寶圖”應該就是畬族視為傳家寶的祖圖。畬族及其先民視祖圖為宗族榮譽所在，又是本族互相識別和認同的標誌，不可須臾脫離，遷徒時當然要收拾好帶著同行。所以，鐘氏壹族唐高祖時自穎川遷居金陵是假，但其族大概在唐初曾攜帶祖圖遷徒是真。觀此，可知此族鐘氏就是金族，其與穎川鐘氏掛搭不上。顯然，鐘氏等土著民族之所以要編造族譜攀附漢族名門，是受客家門第觀念影響所致，也是迫於社會風尚為了減少民族歧視的壓力不得已而為之。
2、中原正統觀念
客家社會流行的另壹種風尚是中原正統觀念，以來自中原為榮，以南蠻出身和中原之外其它地區出身為恥。這也是官宦士大夫階層因長期受封建正統教育而產生的觀念，又由士大夫階層影響至壹般平民百姓，進而影響至土著民族。客家各家族都自認中原郡望（非常廣義的中原概念，把範陽、隴西、江夏、彭城等都包括在內），並都聲稱由中原輾轉經寧化石壁遷來，就是中原正統觀念的產物。同樣的，土著民族編造的族譜，也總要認同於某壹中原郡望，還要將先世的遷徒路線說得曲曲折折，無論從哪兒來到哪裏去都經過了寧化縣。例如前引《松口鐘氏譜抄》，除了附會上穎川郡望外，還要牽強地敘上壹筆“後流在福建寧化縣白虎村，安家樂業。”以此證明自己祖宗乃中原望族。於此也可見中原正統觀念與門第觀念關系密切，這兩種觀念可說是互為表裏的。
3、封建禮教觀念
土著民族剛剛跨過氏族部落制的社會發展階段，本沒受到封建禮教的浸染，在人際關系上沒有漢族三綱五常那壹套，男女之間的關系也比較開放自由。後來由於客家先民中官宦士大夫階層之社會意識的影響，也由於壹些地方官的整治，不少土著民也接受了漢族的封建倫常思想，並且表現在實踐上。例如宋代的韶州，據《慶源王氏源流及分遷錄》所載：“五十三世益，字舜良，宋仁宗時，登進士第……出知韶州。嶺南習於蠻惡，男女無別。益首嚴治之，未幾，男女之行者別途。”習於“蠻惡”的粵北土著居民，經過重視封建禮教的州官治理，能做到“男女之行別途”，的確有點彬彬乎君子國之氣象了.這是土著民族受客家封建禮教觀念影響收效顯著的壹例。
總之，客家文化和畬族文化的互相影響、互相吸收、互相同化，都是廣泛而深刻的。不過，客家文化對於畬族文化的影響比較明顯，人們容易認識和接受；畬族文化對於客家文化的影響已消失在歷史的過程中，比較難於覺察。更有壹些人存在大漢族主的思想.故意抹殺畬族文化對客家文化的影響和貢獻，這是不正確、不應該的。客家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具有強大的活力，就在於它的開放、兼容，在自己的形成發展過程中不斷吸收畬族和其它民族、民系文化的有益養分。我們要弘揚客家文化，首先必須認識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