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ifa的全稱是“反法西斯主義（Anti-Fascist）”，它誕生於20世紀30年代的歐洲，旨在對抗當時盛行的納粹、法西斯和種族主義思想，並活躍至今。
柏林墻倒塌後，德國的新納粹組織擡頭，Antifa也順應形勢重新崛起。每年春天的希特勒生日，德國的新納粹分子都會組織遊行，作為反制，德國的Antifa團體在每年5月1日發起反納粹、接納外來移民及難民的遊行。
美國的Antifa組織大多誕生在上世紀80年代，主要目的是反對種族主義。進入21世紀，Antifa在美國幾乎銷聲匿跡，但特朗普上臺後，這個組織又開始煥發出勃勃生機。
2017年8月，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當地議會打算拆除南北戰爭中支持奴隸制的南軍將領羅伯特·李（Robert Edward Lee）的雕像，引發右翼群體不滿，隨即發動“團結右翼”（Unite the Right）活動，當中有不少白人至上主義份子、新納粹主義者和3K黨支持者。Antifa組織立刻行動起來與他們對抗。過程中，壹輛汽車高速撞向人群，造成1死、至少19傷。
被特朗普定性為恐怖組織的“Antifa”，是什麽來頭？
“夏洛茨維爾事件”，2017年，圖片來源：CNN
美國Antifa組織的新聞網站“It's Going Down”的壹位站長安德森（James Anderson）曾表示，2015年成立網站之初，每日點擊數僅約約300次，至2017年8月中旬特朗普上臺後，已上升至每日1萬至2萬次。
與我們慣常理解中的“組織”不同，Antifa沒有正式的領袖和總部所在地，正如《Antifa：反法西斯運動手冊》壹書的作者馬克·布雷（Mark Bray）所說：Antifa可以是壹種意識形態，壹種身份，壹種傾向或社會環境，亦或壹種自衛活動。其組織結構十分扁平，由各種左翼團體成員發展而來——***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反種族主義等。
被特朗普定性為恐怖組織的“Antifa”，是什麽來頭？
壹位披著Antifa旗幟的示威者，2020年，圖片來源：The Nation
《紐約客》在2017年的壹篇書評中介紹了這本書，以及Antifa組織和運動壹些不為人知的細節，以下為譯文，有部分刪改：
“反法西斯運動（Antifa）”秘史
（An Intimate History of Antifa）
丹尼爾·彭尼（Daniel Penny），紐約客，2017年8月22日
1936年10月4日，在倫敦東區街頭，成千上萬的猶太復國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愛爾蘭碼頭工人，***產黨員，無政府主義者和許多憤怒的本地居民聚集在壹起，以阻止奧斯瓦爾德·莫斯利爵士（Oswald Mosley）和他所領導的不列顛法西斯聯盟（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在該街區附近遊行。
這場沖突最終被稱為“卡布爾街之戰（the Battle of Cable Street）”：反法西斯示威者築起街壘，阻止3000余名法西斯“黑衫軍”和6000名警察的遊行隊伍。示威者們引爆自制炸彈，向騎警馬匹腳下投擲玻璃彈球，甚至推倒了壹輛燃燒著的大卡車來阻止遊行。
接著，他們往那些遊行者和保護遊行者人身安全的警察身上不停地丟各種東西：石頭、磚塊、玻璃瓶，甚至還有便壺。不得已，莫斯利和他的部下被迫撤退。
被特朗普定性為恐怖組織的“Antifa”，是什麽來頭？
卡布爾街之戰，1936年，圖片來源：SHELDON KIRSHNER JOURNAL
在 Melville House上周出版的《Antifa：反法西斯運動手冊》壹書中，歷史學家馬克·布雷（Mark Bray）將卡布爾街之戰作為阻止法西斯主義的壹個有力的象征: 壹個強大的、統壹的聯盟在數量上超過了法西斯主義者，從而使他們的運動失敗。
對於許多現代反法西斯組織而言，該事件仍是他們所津津樂道的重大事跡，像是在整個歐洲乃至美國反法西斯與白人至上主義鬥爭中的壹顆北極星。根據布雷的說法，“反法西斯運動（Antifa）”可以是壹種意識形態，壹種身份，壹種傾向或社會環境，亦或壹種自衛活動。”
這是壹場沒有領導者的橫向運動，紮根於於各種左派事業ーー***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
在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出任新壹屆美國總統就職典禮期間（2017年年初），反法西斯Antifa人士曾掀起了壹波損壞他人財產的運動。自此，Antifa越來越頻繁的出現在公眾視野當中——當時甚至有壹個蒙面人襲擊了白人至上主義者理查德·斯潘塞（Richard Spencer）。
在二月，右翼分子米羅·雅諾波魯斯（Milo Yiannopoulos）本定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演講活動因為示威群眾引發騷亂而取消。在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Charlottesville, Virginia），白人至上主義者定於解放公園（Emancipation Park）舉行“右翼團結（Unite the Right）”的集會活動，但許多Antifa成員帶著棍棒封鎖了公園入口。沖突隨之爆發——據報道稱，許多Antifac成員噴灑大量化學藥劑，並向人群投擲裝滿了油漆的氣球。
福克斯（FOX）新聞報道說，白宮曾收到壹份請願書，要求將Antifa定為恐怖組織，這份請願書上有超過十萬個簽名。
該書內容頗豐：這是第壹本用英文撰寫的關於反法西斯運動在不同國家如何發展的歷史書，也是壹本關於如何成為反法西斯運動分子的指導手冊，更是壹部匯總了從過去到現在數名反法西斯運動組織者們所提出建議的檔案冊——布雷將此稱為“歷史、政治以及運作理論”的寫作工程。
反法西斯運動激進主義者們並不經常在媒體上發表講話，但是布雷是此前“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組織者，也是壹名公開的左派人士。且不言布雷本人是否也參與到Antifa當中，他確實和Antifa相關人士有密切接觸。尤其在本書的最後幾章中，他對於Antifa成員如何將他們具有破壞性的、甚至有時候暴力的行為進行概念化的描述極其詳盡，甚至讓人覺得有些不太尋常。
有許多自由派人士大體認同Antifa的行動目標，但批評他們的行動策略並不“自由”。彼得·貝納特（Peter Beinart）在最新壹期的《大西洋月刊》中談到了俄勒岡州波特蘭市發生的壹系列事件。他如是寫到：“那些阻止***和黨人在波特蘭街頭舉行安全集會的人可能覺著自己是對抗美國右翼權威主義（authoritarianism）鬥爭的有力支持者，但實際上，他們最不靠譜”（貝納特的這篇文章標題為《暴力左派的崛起》）。
只不過，布雷在書中寫到，反法西斯運動分子認為，法西斯主義者在通過暴力和恐嚇剝奪他人權利的同時時，自己也放棄了言論和集會的權利。比如上周，北達科他州壹家當地媒體《論壇報》刊登了皮爾斯·特夫特（Pearce Tefft）的壹封信。在信中，他提到與他的兒子彼得（Peter）之間的壹段可怕的爭論。在彼得要去參加夏洛茨維爾集會前不久，他曾對父親說：“我們法西斯主義者不是不相信言論自由。隨便妳想說什麽說什麽。只是最後我們還是會把妳給丟進爐子裏。”
對於布雷以及Antifa成員來說，他們害怕歷史重演，而政府卻未采取任何措施來抑制法西斯主義的蔓延，因而他們只能自己采取行動。布雷指出，在歷史上，意大利和德國在國家政府層面對於法西斯主義的控制都以失敗告終——法西斯主義者最終是以合法手段而非暴力革命掌控政權——而現在也幾乎如是，另類右翼將其活動標榜為對於言論自由的捍衛，而法西斯主義也在自由派的容忍和保護之下逐步擴張。
Antifa並不認同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所說的“在自由和公開的論戰中真理自明”。布雷在書中寫到：“在經歷了奧斯威辛集中營和特雷布林卡之後，反法西斯主義者們將與有組織的納粹分子鬥爭到底，完全滅殺其發表任何言論的權利。”
布雷在書中指出，“在過去數個世代，每當極右暴力活動擡頭之時，集體性的自衛措施便會相應出現，這種相互關系持續了百年之久。”而Antifa的使命之壹便是“將這壹歷史延續下去。”在書的前半部分，布雷介紹了反法西斯團體簡要的發展史。從這壹角度來說，Antifa源自於德國和意大利的左派分子，他們在第壹次世界大戰後聯合起來，與最早的的法西斯主義團體作鬥爭。在意大利，這些左派分子聚集在Arditi del Popolo（“勇敢者組織”）的旗幟之下。而在魏瑪***和國，像Antifaschistische Aktion（反法西斯行動，也是反法西斯運動Antifa這壹名稱的由來）這樣的團體則源於政治黨派的準軍事部隊。
簡單介紹完畢，布雷筆鋒壹轉，寫起了西班牙內戰期間反法西斯主義者的失敗，之後又寫起了整個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歷史事件。到了70年代末，左派人士與新世代納粹分子（Neo-Nazis）之間的公開沖突也愈發劍拔弩張，而當時的那種社會環境也影響了當下許多反法西斯運動的風格和策略。
在荷蘭和德國，壹群被稱為Autonomen的極左分子率先采用了“黑色方陣（Black Bloc）”的遊行策略，即身著全黑的衣服，帶著黑色的口罩，這樣遊行者在事後就難以被起訴或者報復。對於現代反法西斯主義運動，布雷以像荷蘭自由黨領導人基爾特·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這樣的“Pinstripe Fascist（細條紋法西斯主義者）”開篇，他還寫到了在歐洲和美國新的極右政黨和團體勢力的崛起。該書內容涉及諸多國家，縱橫數十載，不過分析的內容不多。總體來看，這本書傳達了壹個信息，即不論法西斯主義在何處出現，Antifa都會以任何必要手段對其進行打擊。
在這本書後半部分，其描述對象更加聚焦，內容也更有說服力，比如“反法西斯的五個歷史教訓”和“我們已經受夠了左派保守黨！：沒有平臺以及言論自由”這兩章。布雷在這裏明確地分析了Antifa的思想和實踐問題：暴力還是非暴力；民眾活動還是軍事行為；目標選擇以及策略變化等。布雷承認，破壞法西斯主義者集會和活動的做法或可被解釋為侵犯他人言論自由和集會權。但他主張，這些對於自由言論和集會權的保護本來的設計初衷是為了防止政府可以無理由地逮捕普通民眾，並不是用來防止公民阻礙彼此之間的言論自由。
布雷指出，在美國，有關“淫穢、煽動暴力、侵犯版權、戰爭期間的新聞審查制度”和“對被監禁者的限制”等等法律已經限制了人們的言論自由，為什麽不像許多歐洲民主國家那樣再加上壹條限制，即限制仇恨言論？那些在邏輯上犯了滑坡謬誤的人擔心Antifa最後會像其壹開始攻擊法西斯主義者壹般攻擊任何反對他們的人。
布雷表示，從歷史來看，這種擔憂並不會成為現實：比如在丹麥，反法西斯主義者在鏟除了本地的仇恨團體之後要麽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要麽將其註意力轉向了其他的政治目標，而不是尋找新的鬥爭敵人。（貝納特在其刊登於《大西洋月刊》的文章中也提到，“二戰後法西斯主義逐步雕零，反法西斯運動也是如此。”）
布雷堅稱，不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暴力都不是Antifa的首選策略——但並不排除使用暴力的可能。他引用了壹位化名穆雷（Murray）的巴爾的摩激進主義者的話來解釋反法西斯運動的前景：
“因為可以寫信或打電話來與他們鬥爭，所以不需要用拳頭；因為可以用拳頭，所以不需要用刀子；因為可以用刀子，所以不需要用槍；因為可以用槍，所以不需要用坦克。”
這種預期自衛的理念有其道德邏輯，但無論如何，從寫信到持槍作戰的演進仍然令人擔憂。夏洛茨維爾的右翼民兵宣稱要向反對勢力展示其武裝力量，而這壹言論，據報道稱，“令現場執法人員感到恐慌不安”。是不是右翼勢力晃著手裏的誓約之劍，反法西斯分子就該拿起AR-15突擊步槍？在美國現在的大環境下這種說法多少有些幼稚，畢竟就現實情況來說，只有白人在公開場合拿著槍才不用擔心警察幹涉。
在書中，貝雷提到了壹些親槍支的Antifa團體，包括休伊牛頓槍支俱樂部（Huey P. Newton Gun Club），以及另壹個名字就極具諷刺意味的組織“扳機警告（Trigger Warning）”。貝雷並不認同包括包括艾裏卡·謝諾維斯（Erica Chenoweth）和瑪麗亞·史蒂芬（Maria J. Stephan）在內的自由派學者，他們認為暴力活動無法取得公眾支持。但就本書來看，無法判斷貝雷本人是否認同這種對於武裝力量的強調不僅是戰術策略問題，更是道德問題，也無法判斷他是否擔心暴力會升級。
正如布雷在前幾章中詳述的那樣，戰後的反法西斯運動主要發生在歐洲，鬥爭雙方時常會爆發沖突甚至將對方刺死。但是在歐洲戰場上並沒有槍械問題。這裏沒有突擊步槍，卡布爾街之戰也只是丟丟石頭罷了。
卡布爾街之戰的影響到底是什麽？對此各方學者爭論不休。在這場戰鬥結束之後，莫斯利爵士就如同其他的當代法西斯主義者壹樣，全然壹副被移民大軍襲擊的守法的受害者的形象。其後數月，法西斯主義分子襲擊了倫敦的猶太居民和商店，該事件後被稱為“Mile End種族屠殺”。而且不久之後，法西斯不列顛聯合會在1937年民意調查中取得的成績也比往年更好。
但布雷認為，即便後續發生了這些事件，也並未影響卡布爾街之戰對於後世的重要意義——正因為卡布爾街之戰，壹個對抗法西斯主義的群體產生了。不論是在戰時還是戰後，他們都在持續地與法西斯主義進行鬥爭，而且他們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夏洛茨維爾事件發生之時，社會大眾開始討論當右翼極端分子來到妳所居住的社區時妳到底該怎麽做。而至少在英國的媒體就該事件中的抗議活動和恐怖主義進行報道時，他們都會提到卡布爾街之戰。
布雷個人認為，我們可以采取壹些“日常的反法西斯主義行動”，以非暴力方式來對抗頑固分子，比如批評他們、不光顧他們的生意、批判他們的壓迫性思想、不再與他們做朋友等等。他認為，這樣不僅可以防止法西斯主義者在大街上遊行，更可以從日常交往的各個方面完全地抵制法西斯主義的傳播。他寫到，“反法西斯運動未來便是——不允許法西斯主義任何的不允許，也不同意法西斯主義任何的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