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常想起那個影響我成為職業記者的美國人。1908期間，哈佛大二學生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住在查爾斯河畔的學生公寓裏。壹個春天的早晨，他突然聽到有人敲門。他打開門，發現壹個銀須白發的老人微笑著站在門外。老人自我介紹道:“我是威廉·詹姆斯，壹名哲學教授。我想我應該順便來告訴妳，我非常欣賞妳昨天寫的文章。”我是在18歲的壹個秋夜，在復旦大學圖書館看羅納德·斯蒂爾的《李普曼厚傳》時偶然發現這個細節的。那壹夜，壹顆夢的種子不經意間落進了我未曾耕過的心裏。
之後的很多年，我壹直沈浸在李普曼的幻覺中。我幻想自己能像李普曼壹樣博學，於是在大學圖書館住了四年。我的讀書方法是最笨的壹種，就是按照書櫃的排列壹排排的看書。幻想自己成為李普曼式的記者，在壹個動蕩轉型的時代，用自己的思考傳遞最理性的聲音。我進入了中國最大的通訊社，在6年的時間裏，我幾乎走遍了中國所有的省份。我幻想自己和李普曼壹樣勤奮。他寫專欄36年，壹生寫了4000篇文章。光是這兩個數字就令人肅然起敬。我還在報紙上開辟了自己的專欄，強迫自己每年寫壹本書。我也夢想像李普曼壹樣名揚四海。大學時，他被同學戲稱為“未來的美國總統”。26歲時，他在經營《新和諧》雜誌時遇到了羅斯福總統。總統微笑著說:“我認識妳很久了。妳是美國30歲以下最有名的男人。”
妳很難拒絕李普曼的生活。任何壹個行業，總有那麽壹兩個大師，讓妳想起來就心動。他們遙遙領先，背影空靈壯闊，讓懵懂的後來者有了追隨的勇氣和夢想。
當然，我沒有成為李普曼，似乎也永遠不會成為。
我無法擺脫自己的膽怯和生活的壓迫。我躲在美麗的江南城市，早早結婚生子，把事業當成謀生致富的手段。我把自己打造成“財經作家”，在輿論風險不太大的商業圈裏揮霍自己的理想。李普曼的話經常被我用來安慰自己:“我們都成了精神移民。”
這些年來，我偶爾回想起李普曼的話會坐立不安。這個才華橫溢的家夥寫了很多，但只有薄薄的壹本《民意》被翻譯成中文，那是他32歲時的作品。在這本書中，他展示了“民意”的脆弱、動搖和不信任。他指出，現代社會的復雜性讓普通人很難把握清楚。現代人普遍從事單壹工作，整天忙於謀生，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去深度關心自己所處的世界。他們很少認真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他們經常根據印象、偏見和常識形成自己的觀點。正因為如此，社會需要媒體和壹些精英來梳理時政，以抵制政治勢力對大眾的盲目利用。這些聲音由陌生變成熟悉，漸漸變得越來越刺耳。
雖然遙不可及，但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個人。我常常認真思考這個國家的走向，這壹代人的使命，這可能是李普曼留給我們的最後壹份“遺產”。我們不禁沈浸在對那段偉大歷史的思考中。當物質繁榮達到壹定階段，貧富差距足以讓社會變成另壹種進化形態的時候，我們是否儲備了足夠的人才和理論來應對所有的挑戰？我們對觀念的蔑視，對文化的冷漠，對自省精神的抗拒，什麽時候才能得到懲罰？對於生活在這個時代的個人來說，這些都是無法回答的問題。
這些年來，我把大部分時間都用來梳理和撰寫中國的企業史，想在這個極其復雜卻並不浩瀚的話題中找到壹些答案。想靜下心來做點什麽，給後來者的反思和清算預留壹些稍微系統的素材。我也試圖證明，這個社會的很多守則或者暗流，都可能淹沒在中國經濟和企業成長的長河中。
我做了最接近李普曼的事。
2005年，我在壹次版權交易中偶然得知，我在大學讀的《李普曼傳》是壹本未經作者羅納德·斯蒂爾授權的盜版書。於是，我設法找到了翻譯，卻得知斯蒂爾還活著，隱居在美國西部的壹個小鎮上。我通過電子郵件聯系了他。斯蒂爾對當年的盜版非常憤怒。當他得知我要授權時，先是表示不信任，然後派壹個中國朋友去上海面試確認。時隔三年，2008年6月，我終於買下了中文版權，出版了最新版的李普曼傳記。事情幾經波折，結局卻是我想要的——我終於用自己的方式向李普曼致敬。
在我的生命中，李普曼的夢想早已煙消雲散，只留下壹些聽起來很遙遠，但會在某些時刻讓人有堅定信心的聲音。1959年9月22日，李普曼在70歲生日會上說:“我們以探索從外到內，從近到遠為己任。我們審視、總結、想象和推測內部正在發生的事情，它昨天意味著什麽，明天可能意味著什麽。在這裏，我們做的都是每壹個主權公民應該做的，而其他人卻沒有時間和興趣去做。這是我們的職業，不簡單。我們有權利為此感到自豪，也有權利為此感到高興，因為這是我們的工作。”
“因為這是我們的工作。”
20多年來，時間擊碎了無數的夢想，分流了無數的河流，流離了無數的青春，但只有它還在星空下微微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