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大明王朝將被顛復。部眾明朝舊臣護擁福王南下南海，建立南明王朝，繼續抗清復明。當南明小朝廷被消滅之後，這些明朝的舊臣就分散流竄到各地，謹慎地繼續組織滅清復明的秘密組織。因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建立的明朝第壹個年號叫“洪武”，洪水的“洪”，武林的“武”於是他們稱為“洪幫”。洪幫主要分散在長潔流域以南地區，名稱也眾多，
廣東壹帶有打著拜天為父拜地為母的旗號，故稱天地會、三合會，社福建壹帶有小刀會、紅線會，四川、湖北壹帶有哥老會，均屬洪幫分支。洪幫建立後舉事抗清，勢力迅速壯大。該會各派還有的參加過早期的工人運動，辛亥革命後，部分地區的派系受同盟會的領導。洪幫後來坐鎮上海，稱雄壹方。
許多影視作品中亮出“反清復明”口號的就是洪幫，《七劍》、《自古英雄出少年》都是這類的作品。
“青幫”發跡於“南糧北運”的漕運，長江流域是中國糧食，尤其是稻米的主要產區。朝廷在南方征收糧食叫作“漕糧”，南糧沿長江、走淮河，進運河北運，叫作漕運。因為當時漕運壹般都在安慶集中，漕運船只有幾萬條，以漕運為生的人達40萬之多。漕運的航線又達千裏以上，為了對付沿途的強盜土匪，以及難民搶掠；同時為了對付清政府官史欺榨，漕運水手抱團秘密結社，總部設在安慶，所以被叫做“安慶幫”、慶幫”。最初結幫為的是壟斷內河航運，據傳康熙七年，羅教始祖的三個弟子翁某錢某潘某，應昭晉見“領幫匡漕”，欽封安慶幫，招收賢徒”十萬八千余人，分成壹百二十八個半幫，形成浩大的幫派體系，壹時形成氣候。又有壹說：青幫出自佛門，是臨濟會宗派的分支，以“尚天情，重義氣”為宗旨，青幫傳四十八代。正統的幫徒嚴守《九大戒律》，戒酒、戒賭、戒淫亂、戒偷盜、戒鬥毆；提倡正心修身、積德累功。只是先為朝廷操縱，後為把頭壟斷。這就是青幫的起源了。不管青幫起源原因多麽眾口不壹，青幫幫眾最初絕大多數是糧船水手，那是不爭的事實。
從明朝開始，幾萬條船在運河航運，對運河的壓力增大，而運河又得不到及時的疏竣，到了清朝嘉慶以後，運河淤泥日益嚴重，尤其是北運河的淤塞更為嚴重，使運河航運業日益萎縮。而清政府對漕運管理嚴厲，不能按期完成，地方政府和主管漕運的官史將被嚴懲，輕則丟官，重則喪命。到道光初年，江蘇巡撫陶澍奏清，逐步將漕運委托上海沙船商運，還專門在此海東門外白渡設立“江蘇海運局”，負責漕運海運事宜。漕運改為海運，幾十萬水手被迫“轉業”。上海就成了“轉業”青幫的新的立足點了。然而，“轉業”談何容易，這些糧船水手不少難以再在水運行業謀生，只好上岸落地成了遊民，另壹方面，原來在街上做“孤膽英雄”的地痞癟三，也終於“找到組織”了，紛紛加入青幫。於是青幫漸漸轉化成為以都市流氓為主的黑社會組織。青幫和流氓的結合，使得青幫變了味，然而也正是這種變化，使得青幫的勢力大漲。，則是泥沙俱下，“流氓輩出”了。上海灘上諸如煙、賭、娼、盜、綁、殺等黑道各行，大都是由青幫成員在掌管。
同樣，到海上海落腳的洪幫，用洪門的牌子來組織徒眾，以擴大影響，開香堂，燒黃紙，斬白雞，開了洪門大會，拜老頭子，他們也是獨自幹起了所謂“生意”，與早期的反清復明之宗旨完全不同變了質。當時上海的各個工廠、碼頭、商場、裏弄，甚至澡堂和妓院都被青紅幫控制，“拜老頭子的青幫與紅幫有十數萬人”，尤其是青幫，是上海的地頭蛇，據當年《時報》的報道1914年，上海的青幫人數在10萬以上，1920年達20余萬，1930年上海的棉紡、運輸、卷煙、電力等22個產業男工十分之七八都參加了青紅幫。
素有“冒險家的樂園”之稱上海就是青紅幫爭鬥的名利場，為了搶地盤，壹言不發就動刀動槍”。
古往今來，沒有哪個“黑惡勢力”可以象青紅幫那樣風光了。
1931年6月，杜月笙在浦東高橋新建的杜氏家祠的落成典禮，可以看作是上海青紅幫力量的大檢閱。光是送祖先牌位盛大遊行的儀仗隊，就有六個大隊。蔣介石送來了“孝思不匱”的金匾；吳佩孚送來了“武庫世家”的金匾；法租界和英租界巡捕房派來法、英、印、越巡捕組成的騎隊；上海公安局的保安警察大隊；陸、海軍的軍樂隊；陸軍第五師和吳淞要塞司令部步兵各壹營。此外，還有救火會、保衛團、童子軍、緝私營、偵緝隊、工會等組成的隊伍，以及十幾把“萬民傘”和團體的旗傘。真可謂“匾額大展覽”和“軍閥大集合”，這些“大好佬”中，計有總統兩位：徐世昌、曹錕；執政壹位：段祺瑞；大帥兩位：吳佩孚、張宗昌；前清提督：李準。正如時人所謂：“賓朋聯袂，車騎如去。草綠郊垌，見元戎之小隊；花開閭巷，多長者之高車。地當江海之濱，幸有煙花十萬；人愧春申之俠，居然舄履三千。”要知道，有租界以來，從來沒有讓中國軍隊開入過，這次能把陸海軍、公安部隊等開入租界還是第壹遭。就是蔣介石去法租界，也只能帶便衣警衛。此前蔣介石不明就裏，帶了60多名警衛，開了兩輛軍車準備進入法租界，結果被法租界安南巡捕攔住，扣押了軍車和警衛班長，經黃金榮協調才得以妥善解決。（楊堯深，《老話上海法租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 146頁。）青紅幫在上海的力量，可見壹斑。
那是壹種怎樣的輝煌呵，不僅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三大亨“曲蟮修成龍”，各獲國民政府陸海空三軍總司令部少將參議，而且讓整個“社團”從地下走向公開，他們組織嚴密，分布廣泛，人數眾多，滲透進工、商、軍、政、新聞、出版、教育、藝術等各界，可謂無孔不入，形成壹股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甚至經常在政治力量的博弈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李立三回憶1924年到上海從事工人運動的經歷時，就曾經說過，“上海工人工作中最大的問題是幫會問題”。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了解幫會，特別是了解青紅幫，是了解上海近代社會的壹條通道。
學界對於中國幫會的歷史，壹度探討得比較熱烈。但是由於意識形態等方面的限制，中國幫會史研究的著重點壹直放在天地會、小刀會等“革命”性團體上。從1980年代後期到1990年代初期，曾經被看作“無處不在、無所不能”的上海青紅幫開始得到學界的重視，相關資料得到整理。此後，中國幫會史的研究又歸於沈寂。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幫會史的研究已經成熟、完善，不需要作進壹步的探求。相反，我認為，過去幫會史的研究，沒有從中國的近代化這個“大歷史”入手，因此不免失之瑣碎，而且因為意識形態等方面原因，戴有色眼鏡的現象嚴重。壹些幫會掌故，雖然讀來津津有味，但是只見波濤未見湧流，於其興衰徒增扼腕之嘆。因此，這裏試圖縷析青紅幫勢力的來源，窺其興衰背後的絲繩。
幫會的力量是通過少數 “聞人”（當時社會上有影響力的名人）的能量體現出來的。不過，並非所有的幫會上層都能做這樣的“聞人”，“幫會中能獨撐全市或壹幫市面的巨頭，當推那些有穩定財源、眾多‘抱腰’（手下）、‘腳碰腳’（朋友）的首領”。(胡訓瑉：《上海幫會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頁)如此，分析幫會的力量，可以從幫眾、經濟力量、政治勢力等方面來著手。
壹、青紅幫的幫眾發展
由於傳統的精英觀念和英雄史觀影響，過去的幫會史研究，往往不知不覺中流於少數“大亨”的傳奇，忽視了幫會力量的基礎——普通幫眾。我們知道，幫會之所以強大，就在於它有著龐大的有組織有影響力的幫眾。沒有這些幫眾的支持，那些“大亨”也只能是光桿司令。因此，要更客觀地分析近代化對青紅幫發展壯大的影響，首先就要分析近代化對青紅幫幫眾發展的影響。
(壹)近代化促使幫會勢力向上海聚集
上海開埠以後，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環境，發展迅猛，很快成為華東重鎮，繁榮、開放程度都在中國首屈壹指，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化的前沿陣地，和廣大中國內地的日益破敗形成鮮明對比。當然，這也就吸引著人們蜂湧而至，以求改善處境或者保全其身。這種願望也同時吸引著各地幫眾，形成了青幫勢力兩次東遷浪潮。
第壹次是太平天國運動以後，漕運廢除，沙船和汽船的海運業相繼興起。因為不少幫眾參加或協助過太平軍，安清幫的組織形式——糧幫也被遣散。但是，這部分失業船民以及岸上各階層無業遊民仍然保持著幫會組織形式。上海各項事業的蓬勃發展，為這批遊民提供了出路，他們加入了移民隊伍，混跡於上海，尋覓各種生計，其中壹些人逐漸發跡，成了頭面人物。這就使上海的青幫組織大為發展，而各地青幫遊民來者更眾。
第二次是青、洪合流的關鍵人物徐寶山死後，其所控制的幫會勢力陸續流入上海。這些人之所以在政治不得勢後避居上海，主要因為上海的繁華能夠滿足他們奢華的生活，同時，上海華洋雜處、三界五地的社會狀況也為他們提供了政治庇護——這些人都曾隨徐寶山降清投袁，被幫會和社會上所鄙視。這批“蘇北幫”進入上海後，給上海的幫會勢力帶來了深層次的影響。首先，徐寶山以青幫“大”字輩身份同洪門“四大江湖”之壹任春山合開過“春寶山”，力推青、洪聯合，所以其系統本是青、洪合流的產物，進入上海後，更促使了當地的青、洪聯合，逐漸形成人們所說的“青紅幫”。其次，這些人成份單壹，團結緊密，不象其它幫會派系內部那麽松散，很快發展成為上海幫會的主導。已經有相當勢力的黃金榮，此時也鄭重投拜徐寶山昔日幹將、“大”字輩張仁奎。
沒有青幫的兩次東遷，就不會有上海青紅幫後來的繁榮。“上海39位‘大’字輩，其中38人是從外地移入的。”（唐振常，《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64頁。）其中包括：原籍揚州的曹幼珊（江淮泗系統），安徽婺源的汪禹丞、河北河間的馬玉山、山東滕縣的張仁奎、安徽蕪湖的樊瑾成（均興武六系統），山東濟南的米占元、江蘇泗陽的劉登階、江蘇桃源的王九臯（均嘉興衛系統）等等。所以，我們要說上海青紅幫的基石是外地人打下的壹點也不過分，而這正是上海在近代化過程中的特殊地位造成的。
(二)傳統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解體把大批民眾拋向幫會
近代化本身就是壹個建設與破壞並存的過程，在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歷程中必然對傳統經濟和社會結構產生強烈沖擊，對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也會產生深遠影響。特別對於中國來說，由於傳統社會歷史悠久，非常成熟穩定，並且有相當地自我調劑功能，壹旦被打破，往往傾向於恢復與重建，而不是朝著西方的民主社會形態發展。如果硬要把它向近代化方向推的話，就必然經歷混亂、迷惘的陣痛，社會成員的發展方向也就多元化。
從19世紀後期開始，中國的家庭手工業在列強商品輸出的沖擊下日益沒落，中國的農業也因戰亂、災荒、苛稅等原因日益破敗，失業破產者和無業遊民大量增加，“這些不堪壹擊的人們——從農村日工、苦力、遊民、乞丐最後直到土匪——都很容易成為社會公害的犧牲品，因此鴉片、賭博和賣淫盛行。但是，城鄉貧民也向秘密會社和民眾運動提供很容易被動員起來的後備軍”、“在十九世紀後半期，抱有政治和社會宗旨的會黨超過只是有宗教性質的教門，這似乎是與失業遊民和社會的被遺棄者的人數增加直接有關，因為會黨對他們提供了保護和支持。”（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652頁。）清朝的覆滅並沒有使傳統社會隨之湮滅，而是使它越來越陷入混亂。農村的情況自然沒有改觀，城市又因工人數量的增加而使這壹問題日益嚴重。朱學範在分析為什麽上海工人加入幫會的人數那樣多時，特別強調：“職業無保障，被中外資本家隨意壓迫、剝削的情況，在各行各業中普遍存在，有的連人身安全也無保障，被人欺淩蹂躪。於是他們不得不尋求團結互助的力量來保護自己，入幫是其中的壹種形式。”
壹個無序的社會是令人不安的，不但普通工人熱心幫會，社會上壹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也因種種原因開始進入幫會，主要是為了“不怕流氓敲竹杠”、“跑碼頭可以吃得開”、“借幫會為號召，加強勢力”、“得到安全保障”、“多軋幾個有錢有勢的朋友，在業務上得到便利”等。(施福康，《上海社會大觀》，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頁。) 蔣介石在上海做證券生意虧本後，經虞洽卿介紹，拜黃金榮為“老頭子”，才得以擺脫債主們的糾纏。雖然蔣介石發跡後，黃金榮也識相地了斷了這層關系，但是師徒之誼畢竟業已存在。1947年黃金榮八十大壽，被戰局急得焦頭爛額的蔣介石還是專程趕到上海拜壽，行跪拜之禮。
四·壹二時青紅幫充當了國民政府拳頭，也是有這個淵源的。
人的心理其實很怪，和幫助於己有恩惠的人相比，更會下意識地幫助自己施恩過的人。
黃金榮在關鍵時刻還是傾向了蔣介石，雖然他們壹向喜歡玩“兩面光”的把戲。
(三)幫會的公開活動和入幫儀式的簡化更方便了幫眾的發展
幫會起初都是作為壹種秘密會社存在的。在我國的傳統社會中，歷朝歷代都視“結黨”為大忌。清政府統治時期，對洪門的壓制尤其嚴厲，壹經發現格殺勿論。青幫雖在壹定時期內得到清廷默許，但是太平天國以後，也被取締、遣散。這樣，幫會的組織和活動，基本上又是秘密進行的了。為了防禦被叛徒、奸細出賣的危險，幫會又為新成員的加入設計了極其繁瑣復雜的儀式、規定和詩詞條幅，以達到鑒別異己和強化對內部人員思想灌輸的目的。在同敵對力量鬥爭的過程中，這類禮儀也不斷發展變化，愈演愈繁。這種嚴格的，有時甚至是極嚴厲的保密制度，給幫會蒙上壹層神秘的面紗，直到民國初年，社會各界還難以窺見幫會的真面目。
民國成立以後，來自政府當局的壓力消失，幫會再也沒有秘密集合、維持繁文縟節的必要。不過，因為沿襲已久，幫會的公開化和入幫儀式的簡化，並不是壹蹴而就的。首先，壹些知識界人士通過切實考察，逐步揭露出幫會內部組織、結構、制度等方面的秘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商務印書館於1912年翻譯出版的日本人平山周寫的《中國秘密社會史》，該書對中國的幫派有較詳實的記載和分類。接著，壹些幫會頭目深感過去那種口耳相傳、手抄筆錄式傳道過程效率太低、錯誤率過高，陸續編印了諸如《江湖海底》、《金不換》、《通漕輯要》之類的書籍，收錄了幫內的各種規章制度、歷史沿革、隱語暗號及幫會人名錄等內容，幫會逐漸為人們所熟知。此後，幫會開始借用文明社會的社團組織形式，於政府中登記註冊，各立山頭，從而脫去地下活動的面紗，而以合法地位公開活動。如杜月笙的恒社、張仁奎的仁社、黃金榮的忠信社、朱學範的毅社等等，可謂“會社林立”。
幫會活動的公開化和入幫儀式的簡化，使得幫會和社會間開始互相認同。作為壹種反社會力量的幫會，開始承認社會的基本秩序，不再以反對社會、推翻政府為目的。社會則承認甚至模仿幫會的某些特殊行為方式。此後，加入幫會，不再是需要隱瞞家小的見不得光的事，而是謀求勢力發展的壹種正常途徑。
(四)中國的近代化方式也促使廣大下層向幫會靠攏
中國的近代化發展到1920年代，已經經歷了物（器物層面）——心物交界（制度層面）——心（文化層面）的轉化，開始在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全方位發展。但是，無論何種方式，往往混淆了“目標”與“手段”的區別，把實現近代化的必要手段當成近代化這個終極目標來對待，以為采取了某種措施，實行了某種主義，便可壹勞永逸、立竿見影，使中國立即實現近代化。因此，壹個個近代化方案，說到底都是上層知識界壹廂情願的理想，是地地道道的造夢工程。對於下層勞工而言，只是壹種居高臨下的說教，他們從來沒有被有序、有效地融入到近代化過程中，他們的處境也沒有得到切實的改善。
也正因如此，廣大的勞工階層對傳統社會沒有依戀，對現行社會沒有幻想，對政治變換麻木冷漠，對社會進程漠不關心，使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慨然長嘆“吾國吾民”，也使得馬克思主義者深感“覺悟不高”，儼然是社會進步的累贅甚至阻力。
所以，我們也就不能苛求，為什麽不少的勞工階層選擇了加入幫會，而不是參與或者組織更為“先進”的互助組織。“上海職工大眾加入幫會的人數，據估計，在郵局方面約占職工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全市職工入幫會的比例可能更大些。”（《舊上海的幫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