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這塊古樸神奇的土地，歷史文化源遠流長。1982年，昭通市北郊過山洞出土了壹枚人牙化石，經鑒定為“早期智人化石”，距今約10萬年，稱作“昭通人”，填補了雲南省猿人階段到晚期智人階段之間的空白，說明昭通市是人類起源和發展的重要地區之壹。大約距今壹萬年左右至距今四千年的約六千年時間裏，居住在這裏的先民們已廣泛使用磨制石器，並懂得了制陶、紡織、農業和放牧等技術，開始了邑居和定居生活。西周末至春秋初期時的杜宇部落，入蜀，“教民務農”，帶去了先進的農耕文明，得到了蜀民的擁戴，當了蜀王，號“望帝”。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以蜀郡太守李冰開鑿焚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壹全國後，為了進壹步經略雲南，派常頷將李冰開鑿的焚道延伸至建寧(今曲靖)，史稱“五尺道”。中原文化的南漸，今昭通地處“五尺道”樞紐，得風氣之先，是雲南最早、最充分接受中原文化影響的地區。 公元前135年(西漢武帝建元六年)，漢武帝改變漢初“閉蜀故僥”的封閉政策，重開“南夷道”，在西南夷地區設置郡縣，擴大中原與西南邊遠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西漢王朝在今昭通市設朱提縣(郡)，昭通首次被納入中央政權的管理之下。商品自由運銷，漢文化影響蔚然成風，昭通社會經濟文化進入了壹個快速發展的時期。 自西漢建元六年至唐天寶年間，今昭通以“朱提”冠名，或為縣治，或為郡治，或為犍為南部、犍為屬國都尉治所，前後達800余年。其間，漢晉兩代，發達的農業經濟、燦爛的青銅文化特別是白銅的發明、聞名全國的朱提銀、儒學的興起和傳播，表明朱提地區社會經濟文化高度繁榮，這從漢孟孝琚碑和晉霍承嗣壁畫墓等的出土發掘可以得到充分的佐證。尤其是漢孟孝琚碑，有“寰宇稀世之奇珍”，“海內第壹石”之美譽，著名學者梁啟超、羅振玉、袁嘉谷、黃膺、趙藩、方樹梅、謝飲澗等學者對此碑紛紛進行過考證，該碑是迄今為止雲南所發現的唯壹壹塊漢碑，其碑圖、碑石、碑文為研究雲南古代文化史及其與中原文化的關系提供了重要的實物參證。霍承嗣壁畫中的“夷漢部曲”的寫實畫像，是現存晉代壁畫的唯壹，對研究古代民族史及漢晉時期雲南民族關系有極其重要的價值。朱提文化受滇、夜郎、巴蜀、荊楚等諸多文化因素的影響，但其表現的主要文化特征仍然屬於成熟的漢文化體系。也就是說，朱提文化是以漢文化為主，同時包容了多種周邊文化因素的復合型、地域性文化。 唐宋時期，南詔、大理兩個地方政權先後稱雄於雲南地區，昭通既與中原文化疏離，也未能充分接受南詔、大理文化的影響。值得壹提的是，唐豆沙關袁滋題紀摩崖，是作為封建統壹國家的唐中央政權與南詔地方政權關系史中壹項重要的實證文物，又是唐貞元間中原、巴蜀與雲南交通史的真實記錄。學術界認為袁滋題紀摩崖有“維國家之統、定疆域之界，鑒民族之睦、補唐書之闕，正載籍之誤、留袁書之跡”六大歷史價值。已公布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該碑在今鹽津縣豆沙鎮境內，刻石高約60厘米，寬約25厘米，全文八行，直下左行，計壹百二十二字，釋文為：“大唐貞元十年九月廿日，雲南宣慰使內給事俱文珍，判官劉幽嚴，小使吐突承璀，持節冊南詔使禦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龐頎，判官監察禦史崔佐時，同奉恩命，赴雲南冊蒙異牟尋為南詔。其時，節度使尚書右仆射成都尹兼禦史大夫韋臯，差巡官監察禦史馬益，統行營兵馬，開路置驛，故刊石紀之。袁滋題。”宋封烏蒙。元置烏蒙路。明代置烏蒙府。清雍正九年在完成改土歸流後，改烏蒙為昭通。上溯唐、宋兩代行羈縻之治時中斷中央政權建置的近五百年，今昭通稱“烏蒙”(阿猛)前後千余年。土司制度的形成和逐漸完備，因用兵、屯田、民族遷徙而形成的土著文化、移民文化、民族文化的存在和發展同樣值得關註，同樣是昭通歷史文化資源中極為寶貴的財富。 清雍正五年(1727年)實行改土歸流，“詔改烏蒙府為昭通府”。歷雍正、乾隆、嘉慶三代，實施了壹系列安定社會、發展生產、繁榮文化的方針政策，昭通社會經濟文化又步入了壹個快速發展的時期。以興修水利和高產農作物引進種植為代表的農業開發；朱提銀銅的再度輝煌；因大規模銅運而推進的水陸交通建設和商業貿易的繁榮；儒學的日漸復蘇；非本土宗教文化的進入等等，昭通歷史文化仿佛又走進了繁榮的朱提文化的又壹個輪回。可惜，匆匆而來的晚清鹹同年間的動亂，又壹次斷送了昭通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大好前程。 民國時期的昭通，成為雲、貴、川三省邊區的經濟文化中心，時有“小昆明”之美譽。昭通湧現出了中***早期雲南地方組織領導人劉平楷、李國柱，中國中央軍委確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三位軍事家之壹的羅炳輝；昭通又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經過的地方，黨中央在這裏召開了著名的“紮西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