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說起各地方開始在北京設立會館，應該是在明朝早期。朱元璋定國安邦後，中國的發展進入了又壹個鼎盛時期，南方的工商業得到了飛快的發展。人們有了錢，生活溫飽後，倡導讀書。因為明清兩朝施行“科舉”制度，所以當時的學風極盛。明成祖遷都北京後，於永樂十三年(公元1415)恢復科舉考試，受科舉制度的吸引，各地方學子紛紛捧書苦讀，以圖功名。每年考試之間，成百上千的各地舉子紛紛來到京城。他們大多家境壹般，有的還很貧寒，又加路途遙遠，人地生疏，鄉音難改，在租住客店和壹些日常生活小事上，常受壹些店家的欺淩，舉子們迫切希望這些問題能有人幫助解決。隨著這些問題出現得越來越多，得到了先期來京做官和做生意的壹些當地人的重視。出於同鄉友情，他們相互邀請，籌措資金，購置房產，供來京的舉子和其他來京謀事的或旅居者住宿之用，會館由此而生。因為主要是為接待舉子來京考試而為，所以這些會館也叫“試館”。北京作為明、清兩朝全國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尤其是在這兩朝資本經濟得到鼎盛發展，壹些成功的生意人也開始在京設立會館，由於他們開辦的會館在壹定的程度上受到行業的制約，也形成行業壟斷，所以這類會館又稱之為“行館”。那時壹般的會館除去主要房產外，還有許多附加財產(包括興建的學堂和壹些社會慈善事業)。當然，這主要與他們的捐資人在京做官、做生意的大小、多少、貧富有重要的關系了。最興旺時，京城有各地會館，不計大小***四百余所。這些會館大多建在前三門外，以宣武門外居多，形成了大片的會館區。
到了清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科舉制度被廢除，各地在京的官吏及家人、商人、學生，繼續使用會館，他們為維護自身利益，打擊排擠政敵；協調工商業務、應對同行競爭；聯絡同鄉感情、抒懷政治見解。當然也有暫借壹隅之地小住壹時的鄉親和故人，來此或集會、或宴請、或祭祀鄉賢、或照顧鄉民、或聯絡鄉誼。總之會館的使用發生了壹定的變化，從而發展成為壹種“同鄉會”和“行業工會”性質的場所了。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變法”就和會館有著密切關系。當時的著名人士康有為住在米市胡同南海會館內，譚嗣同住在北半截胡同瀏陽會館內。康有為在會館撰寫《上清帝書》，成立“強學會”(會址在安徽會館內)，創辦《中外紀聞》。甲午戰爭後，再撰《上清帝第二書》，促光緒皇帝下“明定國是詔”進行變法。譚嗣同亦在會館內撰寫詩文和信，與朋友誌士抒談維新。光緒下決心變法後，召見譚嗣同，賞其四品卿銜，命其為軍機章京。但由於變法維新觸動了很多既得利益者，只壹百零三天便遭失敗。後黨的爪牙在南海會館捕走了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在瀏陽會館捕走了壹代誌士譚嗣同。並於七天之後與另外四人林旭、劉光第、楊深秀、楊銳壹同殺害於近在咫尺的菜市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