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傑爾·桑塔·阿納板起了面孔。
這位聖以西邊境巡邏隊的年輕官員圓潤的臉，突然變紫。
“我是壹個美國人，”他回答說，“首先是壹個美國人，我在盡作為壹個美國人的責任。”
接著，他的神情又恢復了常態：“的確，結束這道柵欄只能鼓勵人們繼續越境，並陷入險境。”
他指著身後墻上的壹塊看上去像高速公路上路牌似的金屬牌，上面簡單地畫著壹條蛇、壹個溺斃的人、壹個太陽、壹座陡峭的山，還有幾個用西班牙文寫著的黑色大字警告：“註意！這裏是禁區！不要拿生命冒險！不值得！”
“也的確，”他接著說，“我的壹部分使我理解這些人。我對他們懷有某種敬意，或至少是同情。這就是當他們中的壹個人被逮捕時，我對我的同事所說的話。我讓他們去傾聽，去與他們談話，特別是表示同情，因為我們能從這些冒險來到這個國家的家長身上學到很多。但與此同時，妳想讓我做什麽？妳得遵守法律。我在這裏維護法律。來吧，‘來吧’，我會帶妳到現場。”
我看他駕駛著旅遊車，沿著柵欄在幹枯的路上迂回地行駛著。他蹙著眉，壹臉緊張、嚴肅和警惕的神情，壹副警察在緝捕過程中變成獵人的樣子。
我聽他告訴我他熟知的這些人的壹千零壹個詭計的故事——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比他更了解，安傑爾·桑塔·阿納，他自己的家在這裏，他暗示，壹代人也許兩代人以前，他們越過同樣的邊境，追尋同樣的夢想，冒著同樣可怕的危險，來到美國。這或許是使他對這些人抱以尊敬與同情的原因。我聽著他用從家庭記憶和美國邊境巡邏隊兩方面所得到的知識，告訴我所有這些被他追捕的窮人的詭計，也許他自己的家人以前同樣被追捕。壹個孩子用鏈子拴在汽車底盤下，壹個耍雜技的婦女設法把自己擠進發動機蓋下。壹條始於墨西哥那邊臺球室下的隧道，通向亞利桑那壹幢房子的樓梯——這用了好多年！這些人具有難以置信的想象力！但我們知道他們想出的所有伎倆，這就是為什麽是我們最後贏得勝利。
什麽在這裏最終獲勝？炫耀的同情或執法？他的敏感，他曾經歷了所有這些，他保持著在抓到壹個讓他想起自己父母的非法移民時的柔情傾向？或者是另壹個，也是經典的條件反射，即關閉他身後的大門，因為他已經在門裏了，他做得更狠，因為他知道這些人的所有詭計？很難說。我假定兩種可能都是真的。我也假定這裏有1000次的良心危機，當警官們動搖了，被撕裂，不再知道他們應為他們的家庭還是他們的國家服務。但對此我可以肯定：如果妳把這些問題放在壹邊；如果妳忽視心理因素片刻；最主要的，如果妳努力不去想那些可怕的沖突，它們是這些優美詞句背後的真正代價，而僅僅來思考所有這些的結構性效果，兩個因素就會出現。
通過招募講西班牙語或那些願意學西班牙語的探員——通過選擇壹種在像法國那樣的國家裏難以想象的正面歧視——妳顯示出拉美裔人可以緝捕其他的拉美裔人，妳強調“種族”既不是壹個單位也不是壹個部落，妳自相矛盾地在美國社區主義中打入壹個楔子。
並且，通過允許像桑塔·阿納那樣的人存在來忠告提華納人，只想成為美國人是不夠的；通過他們來清楚說明，美國是需要掙得的，美國公民身份不是壹個禮物，而是壹種征服；通過安排他們守衛這些可怕的哨所，他們自己的同胞曾飽含血淚地通過，如今還是每壹關都要過，也許他們仍然在，同樣自相矛盾地，維持和這個國家同齡的對美國期望的古老形式。
因為我在加州看到了兩種移民模式——並且，我相信，它存在於今天的美國。
朝鮮、亞美尼亞、伊朗和中國模式的移民是把新移民容納在經濟和文化的蠶繭中，他們和其他族裔的蠶繭極少溝通。拉美裔的模式則相反，他們把參與者置於在結構上與很久以前的移民情況區別不大的環境裏，壹旦他們通過了艾利斯島的甄別，壹旦他們除去了自己身上的虱子，並體檢證明自己不是梅毒患者，在他們“值得”成為真正的美國人之前，他們還得忍受壹代人的勞苦和汗水。
在那時，“先是文件，然後是汗水”。如今，“先是汗水，然後，如果壹切順利，才是文件”。但結構依舊。“成為美國人”是不變的主題，它復雜、痛苦、孤獨、充滿耐心和狂暴的東西，很長壹段時間不確定。在歐洲，新移民帶著壹種權利感來到歐洲。在美國，新移民視任何事物都不理所當然。對他們來說，美國是壹個必須去掙得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