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歷史上，從西周開始的諸侯分封制，最終導致春秋戰國幾百年年的戰亂；從西漢起的諸子分封（封國制）又導致了七國之亂，西晉的八王之亂；唐朝時期潘鎮割據相當嚴重，也導致了安史之亂。
第二方面，外戚、宦官、權臣當道也嚴重威脅了皇權。例如外戚王莽、楊堅、武則天等都曾改朝換代；而權臣可以攜天子以令諸侯，甚至直接威脅皇權，例如曹操、司馬懿、桓溫等，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朝代更叠很快都導致了政局的不穩。因此歷史上壹向對外戚、宦官、女人當權是諱莫如深的。
第三方面，影響封建社會長治久安的另壹個因素是農民問題和少數民族的大規模入侵。歷史上許多次朝代更叠都是與此有關。
自隋代起就逐步削減宰相大權和地方權力，無非是增加機構、增加官僚來分散宰相權力。例如隋代實行三省六部制，唐代更是有增無減，臨時官差名目繁多，例如巡查使、安撫使、觀風俗使、存撫使、營田使、宣撫使、轉運史、戶口使、租庸使、度支使、兩稅使、榷差使……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剝奪了武將兵權，讓文臣擔任地方官，增加參知政事、同平章是、樞密使……朱元璋（洪武）取消了宰相壹職，朱棣（永樂）又遷都北京，大修長城（延續了兩百年）加強了邊防鞏固。宋代至明清時期的中央集權建設還是比較成功的。
二，從經濟方面講，明和清前期經濟（14～19世紀前葉） 這壹時期，中
國封建經濟在生產結構和生產關系上有所調整，生產力有進壹步的發展。具體來說有以下成就和有利條件。
(壹)首先是農業有較大的發展，在農業社會中農業的發展與封建經濟的繁榮有很大關系，歷史上的“盛世”都與農業的發展有關。農業的發展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是新的生產工具、新的技術應用到農業中來。尤其是新的紡織技術、灌溉技術又很大突破。在這壹時期農田水利著作相當豐富。明代徐光啟的《農政全書》中記載的較為詳細。
同時政府較重視獎勵耕織，休養生息，濃稅曾壹度降到三十稅壹。 明清都很重視墾田，兩代開國時都實行聽民墾荒即為己業的政策，自耕農大增，約達農戶之半。除著力經營長江中遊和珠江流域外，並向中西部丘陵地帶發展；自洪武起，就有“湖廣填四川，江西填湖廣”之說，大量移民湧入中西部開發四川、雲南、貴州。著壹時期江漢平原、洞庭湖平原的垸（yu n）田，太湖平原的圩（x ）田，珠江三角洲的堤圍，東南地區的海塘建設都有較大的發展。明初至清中葉，全國耕地約增50％，估計達12億畝左右。生產工具，兩代都少創造。水利多由地主、農戶自營，無復唐宋規模。但農藝學有長足進展，選種、深耕、早播、密植、田間管理等都有改進，尤以制肥、施肥技術和推廣復種最有成效。這就在傳統農業中，達到了精耕細作的高水平。南方兩熟制由江浙向長江上遊發展，嶺南已見三熟。北方自晚唐起農事荒衰，到明後期及清有所恢復，並推廣井灌，三年四熟和兩年三熟也漸普遍。江南壹帶兩季畝產量較之宋代又有提高。
明清推廣小麥，而種稻區有北伸之勢。宋元之際發展的高粱，至清已在北方部分取代了粟。明後期引進玉米、番薯，清大量推廣。三者皆高產作物，並分別有耐寒、抗旱、適應砂地山區等特點。同時，經濟作物迅增，棉花、茶葉、水果、桑、麻、有較大的種植，尤其是棉花的推廣為明代農業大事，清續有發展，道光時年產近1千萬擔。甘蔗原植閩廣,清代廣種於四川、臺灣。煙在明後期由呂宋引進，清推廣於各省。植棉的經濟效益雖不甚高，但使用價值很大；蔗、煙則收益為各種作物之冠。花生是明後期引進,清推廣於北方。東北大豆亦開始發展，並運銷江南。余如藍靛、紅花、藥材、果木等均有發展。這就在不同程度上調整了中國農業結構，擴大民食，增進農家收益，並有力地推動了農產品的商品化。唯畜牧業和林業少有進展。
隨著農業的發展，土地兼並日益嚴重，大土地所有制日興。土地大量兼並的後果使得壹部分農民從土地上分離出來成為雇工或商人，這也為資本主義的萌芽創造了壹定的條件。檢舉 回答人的補充 2009-07-09 17:28 （二）隨著農業效果的增進，明清時期人口激增，乾隆前期人口已達2億，末期超過3億，道光時達到4億，形成歷史上第三個高峰。人口增加，市場自然擴大，四大米市（漢口、九江、無錫、福州）的興起。
市鎮經濟迅速發展。市鎮的發展仍以江南為盛，據近人研究，江南八府壹州明後期有市鎮329個，至清乾隆嘉慶，增至517個，約有20個已是千戶以上的大鎮。這些市鎮仍多由農村市集發展而來，但有些已全屬新興。如蘇州府的新涇市，明初尚為荒野，嘉靖間即已建市。杭州府的唐棲鎮，宋時無名，明初開運河，後又修塘岸轉漕，頓成南北孔道，清康熙時稱市，乾隆時稱鎮。吳江縣的盛澤鎮，明初尚為村落，嘉靖間成集市，居民約百家，清初已成大鎮，乾隆時有千百余家。又震澤鎮，元時為村落，民數十家，明成化間增至三四百家，嘉靖間又倍之，到清雍正時建為縣。
城市化的發展，四大名鎮的興起就是很好的例子。清代，所謂“天下四大鎮”者。其中景德鎮原名新平鎮，宋景德時因承造禦用瓷器出名改稱，但當時還只是個瓷器集散市場。至明清，窯竈林立，發展成為“煙火逾十萬家”的瓷器最大產地。朱仙鎮，南宋時嶽飛追擊金兵至此還是壹荒村，元開賈魯河，成為通往開封的水陸轉運點，至明清逐步發展為壹商業大鎮。佛山鎮，宋為墟，明代宗時尚稱鄉、堡，但因“工擅爐冶之巧，四遠商販恒輻輳”，民廬達萬余家，清初設治稱鎮。漢口鎮，明初還是漢陽城外壹荒郊，明成化間漢水改道，因其地當江漢交匯之處,商賈日盛,嘉靖間成為鎮。清代繼續大發展，乾隆三十七年（1772）有居民32209戶，嘉慶十八年（1813）增為36929戶，號稱“九省通衢”，成為長江中下遊第壹大埠。這四大鎮實際上已是全國性的商業城市或手工業城市了。
值得註意的是明清在江南市鎮貿易中已出現市場專業化的趨向，表現在專業化城鎮出現並有了較大發展。清乾隆《嘉定縣誌》記：“布商盛於南翔，花商盛於羅店。至新涇鎮涼鞋，安亭、黃渡鎮藍靛，亦為商賈所集”。特別是隨著農民家庭手工業的發展和部分手工業專業戶脫離農業，出現了手工業專業市鎮。有人統計，明清江南地區有蠶桑與絲織專業市鎮25個，包括唐棲、硤石、南潯、菱湖、雙林、王江涇、濮院、盛澤、震澤等著名市鎮；有棉花與棉紡織專業市鎮52個，包括三林塘、朱家角、江灣、羅店、南翔、新涇、楓涇等；有米糧專業市鎮13個，包括楓橋、滸墅關、黎裏等。此外，還有以冶鐵著稱的嘉興爐鎮、吳江□村市，以陶業著稱的陶都宜興、嘉興千家窯、杭州瓶窯鎮等。同時，在各省區，特別是南方，湧現了大批商業鎮市，有些人戶規模超過了所屬州府縣城，如蘇杭的烏青、菱湖、濮院、新塍，揚州的白蒲，江西的河口、樟樹，廣東的佛山，都是煙火萬家，市肆櫛，成為糧、棉、絲、麻、紙張、藥材等集散市場，有的成為全國性市場的起點。
市鎮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的擴大必然使得交通運輸在這壹時期又有了較大的發展。京杭大運河在南北漕運中發揮著很大的作用；另外，驛制也有了較大的發展，遠洋運輸、航海也有了較大的突破。壹些具有區位優勢的城市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在明清時期漢口稱為船碼頭、無錫稱為布碼頭、揚州稱為銀碼頭。長江、珠江、松花江等水系有了較大的開拓，在明代由長江經江西贛江和經湖南湘江南通廣州的兩條水陸聯運商路也日臻發達。迄鴉片戰爭前，內河航運路線已逾五萬公裏，南北洋海運約達壹萬公裏。商路的開拓為商業城市的發展提供了條件，沿運河、長江、驛道等交通線的城鎮迅速崛起。例如：宜賓、瀘州、重慶、嶽陽、長沙、湘潭、營口、吉林、扶余、嫩江等商業城市都是在這期間興起的；而漢口也是近500年由荒洲壹躍而成“九省通衢”的華中貿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