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定都後不久,有前往隴西戍邊的齊人婁敬,路過洛陽時求見劉邦。他向劉邦指出:應遷都關中。婁敬詳細地分析了將國都遷往關中的好處。由於追隨劉邦開國的元勛多是關東人,不願到離家張較遠的關中去,所以堅持要定都洛陽。在這壹片反對聲中,只有張良支持婁敬的看法,他指出:洛陽附近“不過數百裏,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而關中不僅地勢險要,物產豐富,“左肴函,右隴蜀,沃野千裏,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而且宜於對廣大的關東地區進行控制:“陰三面而守,獨以壹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裏,天府之國也”。張良的分析,使劉邦下定決心,立即拜婁敬為奉春君,賜姓劉氏,當天即下令遷都關中。
劉邦車駕由洛陽入居關中。開始仍在櫟陽舊都“治櫟陽宮”,同時命少府陽城延在原秦都鹹陽以東的長安鄉建築新宮,至高帝七年(前200年)二月,始具規模,首都從櫟陽遷往長安。從此以後,長安成為全國政治中心。
以後的事實證明,西漢遷都關中的措施是有利於地主階級統治的。因此,長安不僅始終是西漢王朝的首都,而且在兩千年封建社會裏,有不少王朝建都於此,成為中國城市中作為國都年代最久的壹個。這本身就說明了西漢定都關中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