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漢高祖劉邦的軍隊進入鹹陽時，古羅馬與迦太基之間的第二次布匿戰爭正在進行。公元192年，羅馬皇帝康茂德被殺，前期帝國告終。這壹年是東漢初平三年，獻帝被劫持，國內陷於分裂戰亂，東漢帝國實際已經崩潰。
東西兩大帝國在按照各自的軌跡發展，如果出現某種同步，只能是歷史的巧合，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們能找到的兩大帝國交往的證據非常之少。
在西漢以前，秦國故地與西方的聯系可能已經存在，但沒有形成穩定的交通線。壹個重要的原因是華夏諸族與外界隔著眾多非華夏族，從中原通向西方必須經過戎人、羌人、匈奴、西域諸族的地區，向西南則要經過西南夷諸族的地區，在各民族間還處於隔絕或仇殺的狀態下，利用和穿越對方地區自然是非常困難的。直到漢武帝初，這樣的條件還沒有改變。
建元三年（前138年），漢武帝從匈奴降人口中得知，大月氏原來生活在敦煌和祁連山間，後在匈奴的攻擊下被迫西遷，匈奴將大月氏王的頭割下，制成盛酒的容器。在烏孫的驅逐下，大月氏又遷至媯水（今阿姆河）。大月氏恨透了匈奴，但因無人援助，無法報仇。漢武帝得知後，就產生了聯絡大月氏夾擊匈奴的想法，下令招募出使大月氏的使者。漢中成固（今陜西城固縣）人張騫以郎官身份應募，率領甘父等壹百多隨行人員出使，從隴西郡出境。在經過匈奴地區時，張騫壹行就被扣留了，送往單於駐地。單於說：“月氏在我們北面，漢朝怎麽可以派使者去呢？要是我派使者到南越去，漢朝能讓我過嗎？”風景畫鑒賞他將張騫留下，還給他娶妻，以便他不再離開。張騫雖然有了妻兒，但始終保持著朝廷頒發給他的使節，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甘父是匈奴人，在漢地時是堂邑侯的壹名家奴，他善於騎射，以射獵鳥獸幫助張騫度過困境。十多年後，匈奴人已放松了監視，張騫和甘父等人終於得到了逃脫的機會，繼續西行，經過幾十天的艱難跋涉，終於翻越蔥嶺（今帕米爾高原），到達大宛（今費爾幹納盆地壹帶）。大宛王早已聽說漢朝十分富強，卻壹直無法交往，對張騫的到來很歡迎。張騫說明出使的意圖，請大宛王將他們送往月氏，答應回漢朝後將給予厚禮報答。大宛王派向導和翻譯，將他們送至康居，又由康居送至月氏（今阿富汗北部）。這時月氏人已打敗了大夏，在此安居樂業，對向匈奴復仇毫無興趣，張騫逗留壹年多仍不得要領，只好返國。他們經河西走廊，想通過羌人地區回國，但又被匈奴扣留。壹年多後單於死，匈奴內亂，張騫帶著匈奴妻子和甘父逃回漢朝，於元朔三年（前126年）回到長安。
盡管張騫沒有能完成聯絡大月氏的使命，但他為漢朝提供了大量的前所未聞的信息，也在西域傳播了漢朝的情況。司馬遷《史記·大宛列傳》中有關西域的記載，就是根據張騫的見聞編寫的。
張騫直接向武帝報告了他在西域的見聞，介紹了大宛、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條支、大夏的情況，使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聞所未聞，大開眼界：
大宛產蒲陶（葡萄）酒，多好馬，馬出的汗像血壹樣，是天馬的後代。
於闐以西的河流都向西流，註入西海；於闐以東的河流向東流，註入鹽澤。鹽澤的水在地下暗流，向南流出地面後就成為黃河源。這壹帶盛產玉石，黃河流入中國。
烏孫與匈奴風俗相同，能彎弓射箭的有幾萬人，勇敢善戰。以前服從匈奴，現在強大了，對匈奴不即不離，不肯再去參加朝會。
安息在大月氏西數千裏，百姓定居，從事農業，種稻麥，產蒲陶酒。像大宛壹樣有城市，大小有數百個，疆域有數千裏，是那壹帶最大的國家。在媯水（阿姆河）流域，有市場，百姓用車、船做買賣，貿易的國家遠達數千裏。用銀幣，上面鑄著國王的像，國王死了銀幣也要更換。文字寫在皮革上，都用橫寫。安息西面是條枝，北面有奄蔡、黎軒。
條枝在安息西數千裏，面臨西海（地中海），氣候濕熱，百姓種稻。有壹種大鳥，產的蛋像甕那麽大。國人善於變幻術。安息的長老傳說條枝有弱水和西王母，但沒有見過。
但由於匈奴還擋在漢朝與西域之間，武帝壹時難以有所作為。元狩四年（前119年），張騫向武帝提出招引烏孫人回河西故地的建議，他說：“現在匈奴剛被我們擊敗，河西的昆邪王舊地空著，‘蠻夷’都貪圖漢朝的財物，如果此時能夠花大錢籠絡烏孫，招引它東歸故地，與漢朝結為兄弟，它肯定樂意聽從，這樣就斷了匈奴的右臂。壹旦與烏孫結盟，它西面的大夏等國就都可以招來當屬國。”武帝封張騫為中郎將，派他再次出使西域。張騫率領300人，每人備馬兩匹，攜帶上萬頭牛羊和價值為數千萬的金幣、絲織品，還有多名副使隨行，準備在交通方便的情況下，分別派往周圍各國。張騫到達烏孫（今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壹帶），正值該國內亂，烏孫人也不願與匈奴為敵，但願意與漢朝聯系，派使者隨張騫於元鼎二年（前115年）回長安。張騫派副使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於闐、扡彌等國（今中亞哈薩克斯坦等國、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和新疆西部），壹年多後也陸續帶各國的使者返回。此後漢朝與西域各國的使者、商人往來不絕。
張騫兩次出使雖然沒有達到軍事上的目的，但建立了漢朝與西域各國的直接聯系，他“鑿空”（開通）西域的功績受到朝野的高度贊揚，張騫在西域也具有巨大的影響，各國都知道“博望侯”（張騫的封爵）的大名。“絲綢之路”從此開通，將東西方兩大文明中心連接了起來。
絲綢之路的名稱是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國》壹書中首先提出的，是指兩漢時期與中亞河中地區及印度之間，以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以後的研究成果又將這條道路的西部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
中國的特產絲綢傳入中亞和印度，遠在秦漢之前，但直接的貿易道路卻開始於張騫第二次從西域返回以後，不過直到公元前60年西域都護府建立後才保持暢通。
絲綢之路以長安為起點，西上隴阪，通過河西走廊，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達今羅布泊西北的樓蘭。至此分南北二道：北道向西沿今孔雀河至渠犁（今新疆庫爾勒市），經烏壘、輪臺、龜茲（今庫車縣）、姑墨（今阿克蘇市）至疏勒（今喀什市）；南道經鄯善扜泥城（今若羌縣），西南沿今車爾臣河經且末、扜彌、於闐（今和田市）、皮山（今皮山縣壹帶）、莎車（今莎車縣）至疏勒。東漢迫使北匈奴西遷後，開辟了“北新道”，即由敦煌北至伊吾，西經柳中、高昌壁、車師前部交河城（均在今吐魯番盆地），越天山經焉耆、龜茲，再循北道至疏勒。自疏勒西行越蔥嶺，經今費爾幹納盆地，渡阿姆河，直到地中海濱。由此沿地中海西南行，可達犁軒（黎軒，今埃及亞歷山大）。自疏勒直接西穿阿萊高原，經今阿富汗，也可與上述壹路會合。另壹條沿南道從皮山西南，經懸度（今達麗爾）、睘賓（今阿富汗喀布爾）至烏弋山離國（今錫斯坦），東漢時稱為“睘賓烏弋山離道”。以下或沿陸路西行至波斯灣，或南下至今巴基斯坦卡拉奇出海。
絲綢之路上的駝隊絲綢之路不僅用於絲綢貿易，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胡瓜、胡蒜、胡桃、香料、珠璣、皮毛、良馬、橐駝等源源東來，中原的工藝品、金屬制品、鐵器、紙由此西運；西域的音樂、舞蹈、雜技、佛教和佛教藝術以及中原的打井、鑄鐵、農技都由此而傳播交流。
但漢朝與羅馬帝國的直接聯系卻失之交臂。東漢永元九年（97年），西域都護班超派他的下屬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甘英從西域都護府駐地它乾城（今新疆新和縣西南）出發，經過長途跋涉，到達條支國的海濱（今波斯灣）。就在他準備渡海時，安息國（今伊朗高原和兩河流域）的船員對他說：“海面非常遼闊，遇到順風也要三個月時間才能渡過，如果遇到逆風就得兩年，所以入海的人都要備足三年的糧食。而且在海上航行很容易患思鄉病，經常有人死在海上。”聽了這話，甘英不敢渡海，只得返回。就這樣，漢朝和羅馬帝國失之交臂，東方和西方兩大文明的直接交往至少推遲了70年。要是甘英能有張騫那樣的冒險精神的話，中國的官方使者到達歐洲、非洲的歷史就應該開始於公元1世紀末，而不是壹千多年以後。
安息人阻止漢朝與羅馬帝國直接來往的目的，是為了壟斷絲綢轉口貿易的利益。但當時漢朝擊敗了北匈奴，恢復了對西域的控制，懾於漢朝的威力，安息人不敢直接阻攔，偏偏甘英被這壹番話嚇住了。
張騫在大夏時，曾見到過產於今四川盆地的邛杖和蜀布，並得知這些物品是通過身毒（印度）運到大夏的。這說明這壹交通路線至遲在公元前126年就已存在了。漢武帝曾派使者從蜀地分四路尋找通往身毒的道路，但由於當地民族不合作，只到達了滇（今雲南滇池壹帶）。以後，由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道路開通後，漢武帝對西南的道路不再發生興趣。
實際上，早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就派頞整治了由四川盆地通往今雲南的道路——“五尺道”。“五尺道”所經是崎嶇險峻的山區，能在短期間開通只能是利用原已存在的便道、小道，這說明這條交通線的存在已有很多年代。由“五尺道”而下，就可以連接“身毒道”，即民間壹直在使用的由雲南經今緬甸通向印度的交通線。邛杖和蜀布並不是十分貴重的物資，如果運輸成本過高，商人就會無利可圖，所以這條交通線應該是比較暢通和便利的。
東漢永元九年（97年），撣國國王雍由調與漢朝聯系；永寧元年（120年），雍由調將海西（大秦，羅馬帝國）的幻人（雜技演員）獻至洛陽。羅馬人經今緬甸入境，證明的確存在著壹條由今四川、雲南經緬甸、印度通向西方的重要道路。這條交通線也向西方輸出絲綢等物資，尤其是在西北陸上絲綢之路斷絕和逐漸衰落的情況下，這條交通線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近年來，有的學者稱它為西南絲綢之路，或海上絲綢之路的壹部分。
由中國大陸通往朝鮮半島的航路早已存在，戰國後期至秦朝已成為相當便捷的交通線，所以在半島的北部和南部都有大批在當時遷入的移民。盡管徐福定居於日本的傳說還沒有完全得到證實，但可以肯定早在秦朝以前，從中國大陸通往日本列島就已存在多條航路，漢朝時從今遼東半島、山東半島、浙江、福建都可駛往日本。東漢中元二年（57年），倭奴國的使者到達洛陽，光武帝賜以印綬。1784年，這枚金質的“漢委（倭）奴國王印”在日本福岡縣出土，完全證實了這壹記載。
《漢書·地理誌》還記載了西漢與南方海外的航路：
自日南（今越南中部沿海）障塞、徐聞（今廣東徐聞縣西南）、合浦（今廣西北海市、合浦縣）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余，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崖（今海南島東北部）相類。
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今越南廣南省維川縣境）界雲。黃支之南，有己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山水畫鑒賞
對這些地名的今地有不同的理解，文中的壹些內容也還難以正確解釋，但大致可以肯定，當時從今越南中南部、廣西沿海、雷州半島出海，可以通向東南亞和南亞各地。東漢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僥外獻象牙、犀角、瑇（玳）瑁”。雖然這完全可能是羅馬商人使用了使者的名義，但畢竟是羅馬帝國與漢朝的首次正式交往。“使者”顯然是從海路經日南進入漢朝的。
漢代與境外的交流，不僅給中國帶來了大量物質產品，又引入了外來文化，其中影響最大的還是發源於印度的佛教。
對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有多種說法，比較可信的是《三國誌·魏書，東夷傳》註引《魏略，西戎傳》的壹種，即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廬接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經》。博士弟子也願意接受異國使者傳經，可見這種信仰在當時已引起社會中層以上人士的註意，可以看成佛教已經傳入的證據。
東漢初年，來自天竺國（印度）的僧人已經到達洛陽傳播佛教。據說，明帝（公元58～75年在位）曾夢見金人飛空而來，召群臣占夢。傅毅說：“臣聽說西域有神，稱為‘佛’，陛下所夢，想必就是佛。”明帝派郎中蔡情、博士弟子秦景等去天竺尋訪佛法，在那裏遇見攝摩騰、竺法蘭，邀他們來漢朝。攝摩騰與蔡情等來到洛陽，明帝親自接見，並在城西門外建造寺院，這就是中國最早的白馬寺。竺法蘭不久也到達洛陽，他很快就學會了漢語。他們都死於洛陽。當時，上層人士已有人信奉佛教，如明帝之弟楚王劉英就奉佛。但當時還將佛教視為各種神仙方術的壹種，把佛陀依附於黃老進行祭祀。
1世紀中葉，大月氏（貴霜王國）戰亂不絕，大批難民東遷西域諸國，壹部分遷至敦煌壹帶定居，另壹部分人繼續東遷，如高僧支謙的祖父支法度在漢靈帝時率數百人到洛陽，被封為率善中郎將。所以以後支謙被稱為“河南支恭明（字）”，支氏家屬在東漢末戰亂中遷至江南。
在中亞阿姆河、錫爾河間的粟特人（或稱為康居、康國）善於經商，遊蹤甚廣，壹些粟特人在天竺成為高僧，又隨經商的粟特人（當時稱為商胡）來到漢地，傳播佛法。如靈帝、獻帝時有康巨、康孟祥來洛陽，從事佛經漢譯。來自康國的釋曇諦在靈帝時來中原，獻帝時南遷吳興（今浙江湖州市壹帶）。這樣，大乘佛教般若學傳入中國，大量佛經被翻譯為漢文。
初平四年（193年），丹陽人笮融為徐州牧陶謙督廣陵等郡漕糧，利用公款大起浮屠寺，造銅浮屠像，用減免徭役的手段招致信徒。這是佛教造像和大規模招致信徒的最早記載。
佛教傳入和佛教徒來中國的主要路線是西北經河西走廊的陸路，但南方海路也是壹個重要來源。如康居人康僧會，世代住在天竺，父親因經商而移居交趾（今越南北部、中部）。康僧會十余歲就出家，成為高僧後，於吳赤烏十年（247年）到達建業（今江蘇南京）。康僧會顯然是從海路到達交趾後再北上的。近年來，壹些學者根據考古發現證實，佛教由南路傳入中國的時間還應大大提前。
經過漢代二百多年的傳播，佛教在中原已有了相當廣泛的基礎，終於在南北朝時成為最主要的宗教，對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隨著漢朝疆域的擴展，周邊不少少數民族人口遷入內地，境外各國，特別是中亞、西亞地區的移民也遷入內地。從事貿易的流動人口就更多，他們被稱為“商胡”。由商胡輸入的珍奇貨物已成為達官貴人的愛好和收藏品。東漢後期，洛陽等大城市的商胡數量已相當可觀。執政的外戚梁冀為了收集兔毛，曾規定百姓不許殺兔，違者處死。壹位西域商胡不了解，誤殺了壹只兔子，結果在追查時牽連被殺的有十多人。可見商胡在洛陽人數不少，已經與壹般居民無異。東漢辛延年所作樂府詞《羽林郎》中描述了壹位15歲的“酒家胡”（賣酒的胡人女子）受貴戚家奴調笑的事，說明胡人已在洛陽開酒店，“胡姬”已開始受人青睞。
東漢末的靈帝對“胡”有特殊的愛好，凡是胡服、胡帳、胡床、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無不喜歡。在他的影響下，京城的貴族競相仿效，成為壹時風尚。這些來自境外的服飾、家具、飲食、樂器、音樂、舞蹈要引起皇帝和貴族如此嗜好，如果沒有大量的傳播載體——移民和流動人口，是不可能形成的。但這種文化現象對中國的傳統文化也有巨大的沖擊，所以《後漢書》等正史的作者稱之為“服妖”，認為是導致動亂和亡國的“不祥之兆”。
和唐朝壹樣，漢朝是中國歷史上壹個比較開放的時代，也是中國歷史上吸引外來文化較多的時代。但由於歷史的局限，這種開放還是相當有限的，與我們今天所要求的開放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正因為如此，這種開放給漢朝帶來的並不都是積極的影響。
梅花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的目的，是聯絡大月氏和烏孫對付匈奴；用兵西南夷是為了獲得境外的“奇貨”，在軍事上牽制匈奴和滿足自己“威德遍於四海”的欲望；而發動對大宛的戰爭，除了要掠奪當地的寶馬之外，還想給李廣利提供封侯的機會。這些舉措盡管在客觀上起了開疆拓土的作用，打通了與西域、西南的交通，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但絲毫沒有改變漢武帝和漢朝人的觀念。更沒有使漢朝得到經濟上的利益，相反造成了物質上的巨大損失，加重了人民的負擔。
漢武帝派往外國的使者壹年多達十幾批，每批百余人至數百人不等。這些使者除了搜羅珍寶、編造異瑞來引起武帝新的興趣外，就是跑到外國招搖過市擺闊氣，將大把大把的錢花掉，或者假公濟私，自己撈好處。由他們招來的“外國客”受到武帝的特別優待，為了顯示漢朝的“富厚”，武帝讓他們跟著自己到處巡遊，給他們大量財帛作為賞賜，甚至辦起酒池肉林，大演雜技、魔術、摔跤，觀看者人人有賞。又讓他們到處參觀糧倉庫房，讓他們愛什麽就拿什麽，也好使這些外國人在漢朝龐大的物質財富面前嚇得發抖。武帝後期人口下降、國庫空虛、百姓流離失所，與這種揮霍性的開放有很大關系。所以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麽漢武帝“外事四夷”、包括派張騫通西域在內，在當時都會受到臣民的批評和反對；為什麽東漢初光武帝堅決不願恢復西域都護府，以後的君臣經常要考慮放棄西域。
山水風景圖在西域商胡大批來漢朝經商牟利的同時，卻沒有漢朝的商人外出經商或推銷商品，靠絲綢之路賺錢的是西域人和其他外國人，而不是漢朝人。除了官方的使者外，漢朝人被嚴格禁止出境。我們至今還沒有發現漢朝為了政治、軍事以外目的而派人出國的記錄，也沒有發現漢朝人認為需要向外國學習的言論，佛教也許是唯壹的例外。
所以，甘英與羅馬帝國失之交臂，看似出於偶然，其實卻是必然的。即使甘英真的到了大秦，歷史就會重寫嗎？可以肯定地說：不會。因為無論西漢還是東漢，都還沒有產生與境外的文明中心溝通的要求。何況甘英只是壹位地方官派出的代表，並不負有正式使命，所以他半途而歸也沒有引起朝廷的追究或輿論的不滿。要是他真的到了羅馬帝國，大概也不會比張騫有更大的作為。
我們不應該苛求漢武帝或其他漢朝人，因為在當時的東方，漢朝的確是國力最強大、文化水平最高的國家。漢朝的資源足以供養全部人口，滿足農業文明發展的全部需求，不必向外界尋求資源和市場。在張騫和其他使者行蹤所及的範圍內，事實上也不存在總體上比漢朝更優越、更先進的物質文明和文化文明。他們的報告使漢武帝和漢朝人更相信自己處於天下之中，是人世間最富裕、最文明、最先進的地方，也是完全正常的。
但我們今天總結歷史經驗時，必須看到這些局限。如果以為漢朝的“開放，，值得我們繼承，抱著漢武帝的心態看待今天的開放，那就適得其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