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制度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戰後以稅收的形式征收壹部分國民收入，然後用於社會低收入居民，在初次分配中部分改善其低收入的制度。它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最重要的分配方式。福利制度自建立以來，大體經歷了萌芽、形成、發展、危機和調整五個階段。從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福利制度發展成為壹系列社會福利措施和項目，每壹項都有壹套具體的內容和詳細的規定。雖然其最初的目的之壹是消除社會主義的威脅，但戰後對緩和經濟危機、緩解勞資矛盾、確保社會穩定、鞏固資本主義制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作為壹種社會分配制度，它是資產階級政府采取的壹項重要的改良措施，是資本主義社會調整生產關系的重要手段，也是戰後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矛盾相對穩定和緩和的重要原因之壹。
第壹，縮小貧富差距，保持社會穩定。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高福利是通過高稅收實現的。各國政府對不同的收入階層實行了不同的稅收政策，特別是累進稅，減少了因所有制造成的不合理分配，縮小了貧富差距，在壹定程度上緩解了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增強了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凝聚力。這種稅收制度是戰後資本主義國家穩定發展不可或缺的“緩沖器”和“減震器”。廣泛的社會福利措施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條件，保障了大多數人的最低經濟要求和社會需求，在壹定程度上防止了社會動蕩，平息了社會不滿，起到了緩解社會矛盾的“安全網”作用。同時，他們向社會成員灌輸現有制度和價值觀的合理性，減少對現有制度的離心力。這為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提供了前提和保障。
第二，調節社會需求，促進經濟發展。按照壹般規律，低收入階層的消費潛力很大，其新增收入大部分可以轉化為現實消費；而高收入階層由於其階段性消費基本飽和，在新的消費熱點尚未出現的情況下，其新增收入會在很大程度上轉化為儲蓄或其他金融資產。“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在全社會形成了覆蓋公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巨大保障網。居民家庭收入的很大壹部分來源於社會福利，讓居民生活無後顧之憂，做到當期消費甚至適度超前消費。比如美國的大部分社會福利支出都是以政府轉移支付的形式進入低收入家庭。在貧困家庭或個人高邊際消費的影響下，這些支付的90%以上形成社會購買力，使美國經濟保持在有效需求的高狀態。[2]因此，社會福利制度作為國民收入再分配的壹種形式，可以對經濟發展起到“穩定器”和“調節器”的作用。政府可以通過福利支出適當調節社會需求，刺激或抑制消費，適度的福利支出可以促進經濟發展。
第三，推進社會化服務，緩解就業壓力。資本主義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和發展促進了資本主義國家第三產業的發展，因為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需要相應的配套措施，如職業培訓、醫療保健等社會服務部門。這些部門的發展壹方面提高了社會文化生活水平，另壹方面增加了就業機會，緩解了失業對社會的壓力。社會服務本身就是壹個巨大的消費者，可以為大量的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在產業勞動力需求增長緩慢的情況下，社會服務等公共部門對增加就業機會、緩解就業壓力的貢獻不可低估。此外，福利制度不僅在生理上保證勞動力的基本生活水平，提高勞動力的身體素質，而且通過教育等手段提高勞動力的文化素質。這樣，勞動者體力和腦力的增強提高了勞動效率，勞動者壽命的延長延長了他們從事勞動的期限，從而保證了經濟擴張時期對勞動力的需求。
第四，擴大公民自由，團結互助。社會福利制度是普遍的，幾乎惠及所有公民。從出生到死亡的保障，增加了中下層抵抗失業、疾病等風險的能力，有助於將個人從僵化的制度中解放出來，從而擴大了公民個人設計和選擇自己的自由。可以說“福利國家是公民身份長期演變過程中達到的最高峰”。[3]此外，福利國家的特點是將大量財富從就業者手中重新分配給成長中的壹代和老壹代。這種幫助雖然以國家立法的形式出現，但至少體現了壹種“強制性”的團結互助。
二、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福利制度的弊端危機
福利制度是幾百年來資本主義剝削的產物。它最初的目的之壹是消除社會主義的威脅，這對人類社會的進步確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然而，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福利制度在不斷發展完善的同時，卻面臨著深刻的危機，其弊端日益顯露。傳統的福利制度——負福利制度似乎已經走到了盡頭。
首先，失業危機。
實現充分就業是福利國家的壹項核心政策，是國家提供福利服務和收入轉移的前提，是維護福利國家的前提和基礎。只有就業才能創造福利，福利是員工收入的扣除。失業大軍的存在使得失業福利支出居高不下，失業者信心大減，造成福利國家的失業危機。
過多的社會福利支出最終會通過各種稅收轉化為生產成本，生產成本的增加必然會影響產品的競爭力，使得積極性銳減的雇主盡可能地減少員工數量，導致社會就業機會減少，隨之而來的是失業保險成本的增加，失業保險與就業之間形成惡性循環，導致當代資本主義“福利國家”的失業率常年居高不下。因此，福利不是消除失業的手段，而是增加失業的原因。從65438年到0973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月平均失業人數為823萬，1975年達到1448萬，增長了76%。從65438年到0975年，歐洲平均失業率為4.3%，約600萬人；到1982，增加到10%，達到3050萬人。1980年美國失業率7.4%，1982年上升到10.8%，達到12.2萬。[4] 1993，美國仍有6.8%的勞動者失業，即至少有874.3萬美國勞動者找不到工作。90年代中後期，歐洲15國家失業率始終在10%左右波動，失業總人數達到2000萬左右。在曾經被稱為“工人天堂”的英國，有就業能力的居民只有1/3處於傳統就業狀態。在法國，年輕人失業率接近20%，數百萬年輕人面臨“冒險島”的窘境；壹些糟糕的夕陽產業，失業率高達80%。[5]大規模失業必然減少福利收入，擴大福利支出，打破福利國家的平衡預算，使福利國家陷入癱瘓狀態。
第二，金融危機。
當代資本主義福利國家的危機最集中表現在國家財政危機上。國家財政是剛性的，規模是可以不斷擴大的。但縮減規模在理論上是可行的，實施起來卻極其困難，因為社會福利從壹開始就是社會各種利益集團政治交易的對象。當經濟繁榮時，各種利益集團致力於瓜分財政盈余。當經濟不景氣時，為了刺激經濟，政府必須擴大財政支出。各種利益集團爭奪既得利益的行為，使得政府財政僵化。為了彌補財政赤字，政府不得不發行更多的貨幣或赤字債券。前者會增加通貨膨脹的壓力，後者會把現在的負擔轉嫁給下壹屆政府，使政府財政陷入兩難境地。隨著西方社會福利覆蓋面越來越廣，享受的人越來越多，花費也越來越大，其增長速度超過經濟增長，使得各國政府的社會福利支出巨大，壹般占政府總支出的1/2到2/3，造成財政狀況惡化。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福利制度的財政危機就是這樣造成的。
20世紀50-70年代，典型的“福利國家”英國，其社會福利支出增長了2.7倍，從占GDP的14.4%上升到29.4%。20世紀80年代，這壹比例繼續上升，從1.983增至527億英鎊，占政府總支出的38.2%。從1951到1986，英國連續32年財政赤字，累計赤字1209億英鎊。[6]
德國的情況也不容樂觀。德國每年的社會福利支出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33%。1991年後，德國政府債務翻倍。2002年，德國政府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75%，遠高於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3%上限。
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初，瑞典的公共支出呈直線上升趨勢，增長率遠高於同期GNP的增長率。上世紀60年代，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超過60%，而同期歐洲國家的平均水平為45%。直到80年代，趨勢才得到控制，穩定在60%。導致國家財政不堪重負。1950 ~ 1960年，瑞典中央財政赤字增加了1倍，1960 ~ 1970年，財政赤字增加了4倍，1980。20世紀70年代以前，赤字占GDP的比重壹般不超過5%，但在1986年達到了13%，這說明瑞典的財政收支極度不平衡。為了維持龐大的福利支出，瑞典政府被迫舉債，瑞典國債在1985年達到5956.3億克朗，[7]被諷刺為靠借錢生活的天堂。
第三，老齡化的危機。
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出生率低，平均壽命延長，導致人口老齡化。人口老齡化是壹個全球性問題，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使得福利國家在養老金支付方面面臨前所未有的負擔。隨著二戰後嬰兒潮出生的嬰兒進入退休狀態，老齡化成為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特征。退休人員增加，生產者減少，社會保險費率逐年提高，職工收入相對減少，抑制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和消費。以前4個員工負責1個退休人員。到2030年，在大部分歐洲國家，每3名員工就要負責1名65歲以上的老人。在德國和意大利，這個比例將是2: 65，438+0。[8]
日本目前加入養老保險的有7000萬人，而領取養老金的有18萬人，也就是說4個人贍養1個老人。根據日本的人口普查結果，截至2000年，日本總人口為6543.8+0.26億，其中65歲以上的老年人為2200萬。65歲以上人口比例從1970的7%上升到2000年的17.3%，預計2050年將達到32.3%。特別值得關註的是老年人年齡構成的變化。65歲以上人口中，75歲以上人口比例將從2000年的41%上升到2050年的58%。75歲以上老人除了養老、醫療之外，更需要照顧的保障，對社保的依賴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9]
目前美國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3%。到2030年將達到或超過20%。人越老，醫藥費越大。目前美國的老年人占人口的12%，卻花掉了總醫療費用的1/3。30年後，老年人比例約20%，醫療費用占2/3。【10】屆時，職工與退休人員的比例將大幅降低，平均2.1個職工供養1個退休人員。目前，平均3.4名員工供養1名退休人員。專家估計，如果不進行改革，15後社保體系將入不敷出，出現赤字。到2037年，政府將無力支付養老金。[11]
據統計，英國80歲以上人口在上世紀40年代僅為75萬，90年代為200萬，2020年為300萬。工作人員與養恤金領取人的比例也相應發生了變化，從1940年代的5。1，90年代的3.3？1，2020年將是2？1。社保費用的壹半需要支付養老金。
瑞典是長壽國家，社會老齡化問題比較嚴重。在瑞典，子女沒有贍養老人的義務，社會為老人負責壹切。
第四，社會危機。
沈重的社會福利負擔造成了嚴重的失業、財富分配兩極分化、貧富差距擴大等社會問題，突出表現為公平與效率的雙重失衡。在公平方面，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長期實行以撒切爾主義和裏根為代表的保守經濟政策，削減公共支出、社會福利和所得稅率，社會保障體系遭到破壞，貧困加劇，兩極分化嚴重且很大。在利益方面，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國家遭遇了戰後最嚴重的經濟衰退。除美國外，其他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緩慢。比如從1991到1994，芬蘭的GDP下降了12%，而失業率從1990年的3.5%飆升到16%以上。政府收支平衡由略有盈余轉為赤字，超過GDP的10%。瑞典在這方面受到的沖擊更大。GDP連續三年負增長，失業率大幅上升。短短1991，失業率從1%上升到8%。[12]
此外，高工資的福利國家在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中付出了高昂的社會代價。首先，商業化的趨勢將許多公共部門的工作轉移到了私營部門。比如英國在90年代初大力推進私有化，16家國有企業，包括電信公司、天然氣公司、航空公司都被出售。私營部門可以降低體力勞動者的工資，使婦女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其次，貿易保護主義在福利國家開始滋長，種族主義和右翼極端主義開始擡頭。壹些人反對移民和外國工人，擔心他們爭奪有限的工作機會，甚至認為外來者分享了福利國家的各種福利，增加了福利國家的負擔。另壹些人開始反對與第三世界的自由貿易，認為公平貿易只能在發展水平相近、勞動標準相似的國家之間進行。可以看出，這些西方福利國家由於自身原因，喪失了經濟安全感，但卻很容易將人口結構變化、產業變化、社會變革帶來的金融危機轉移到外國工人和與第三世界國家的貿易上，制造緊張的社會氛圍，對福利國家的政治造成無形和有形的社會壓力。[13]
第五，觀念危機。
由於福利制度為人們提供了全面的服務，壹些人寧願依靠國家補貼生活，也不願努力尋找工作，這就滋生了懶惰和缺乏進步的想法。在資本主義社會，工人不是生產資料的主人。出於生存的需要，他們努力工作以獲得更多的個人收入，並註意改進工作。壹旦保障了最低收入，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激勵勞動者努力工作的新動力——政治思想因素的作用就不可能產生，從而形成了“動態真空”。“多做”和“少做”沒有太大區別。這種情況的存在和延續，必然會導致壹部分人產生過分依賴社會和國家的思想，產生壹種不做或少做工作照樣可以活下去的社會觀念。從某種意義上說，優厚的社會福利是壹種“大鍋飯”，讓很多人的上進心理下降，思想白白增強。高福利制度造就了很多“高級乞丐”。某種程度上，情況正如新自由主義所說:福利國家削弱了個人的進取和自強精神，在我們自由社會的基礎上滋生了某種爆炸性的怨恨。
例如，在德國，失業工人可以獲得相當於原工資67%至53%的失業福利，外加住房、子女撫養等補貼和免稅。壹些失業工人的社會福利待遇甚至超過了低收入者的收入。如果夫妻雙方都失業，他們將比只有壹人失業的夫婦獲得更多的失業救濟金。這種不合理的勞動制度阻礙了人們的就業積極性，使社會福利負擔不斷增加。
加拿大有10%的國民靠福利生活。因為免費醫療，壹些閑散人員把看病當成壹種社區交際生活，政府對醫療的支出失控。高失業率必然與領取失業保險金太容易有關。有這樣壹件事，非洲壹個索馬裏大軍閥的妻子帶著四個孩子作為難民來到加拿大，政府給她每月1500加元的福利；壹群索馬裏難民看到加拿大的福利資金這麽好拿，就以六七個名字向多倫多社區申請，但都成功了。於是，這種靠伸手謀生的人在增多，人民的謀生鬥誌在減退，國家的經濟自然也就滿目瘡痍。[14]
再看瑞典。在高福利制度下，工作的人和不工作的人收入差距不到20%，所以躺在高福利“搖籃”裏的瑞典人工作積極性更低，對請假和缺勤的態度也比較輕率。正如瑞典人自己說的，他們創造了“兩個新高”，即人的壽命最高，缺勤率和病假率最高。如今，不願就業和厭惡工作已經成為瑞典普遍關註的問題。
於是陷入了壹個矛盾的循環:失業率高企的同時，福利國家的勞動力供給不足。勞動力供給不足，除了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齡化的影響，過於優厚的福利保障缺乏激勵機制也是重要原因。
第六，制度危機。
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全面推行“福利制度”也導致了制度危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行政效率低下和結構不合理。行政效率低下是人類組織結構中普遍存在的問題，結構不合理是因為社會保障體系在其發展過程中受到各方面的制約，從而忽略了管理學中的壹個基本原則，即目標和標準的壹致性。
作為壹個實行“全方位保護、全民保障”的福利國家，需要管理各種社會保障設施，安排大量福利領取者的福利事業。政府必須組織壹支各種水平和類型的專家隊伍。這樣，政府的官僚體系滲透到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這個龐大組織的支出有時甚至超過了提供給居民的福利津貼的成本，龐大臃腫的組織行動緩慢，效率低下，官僚作風嚴重。從1960到1975，瑞典各類從業人員比例變化如下:政府從28%增加到41%；農林漁業由16.5%下降到6.7%；工礦業由29.1%下降到26.1%。同期，英國政府人員數量從265438人+0.9%增至28.2%。英國的公共醫療服務以低效著稱。
此外，福利制度管理不嚴，導致福利欺詐嚴重，資金大量流失。壹項調查顯示，英國有四分之壹的人在福利基金上作弊，三分之二領取傷殘福利金的人沒有足夠的殘疾證。政府每年損失40億英鎊，足夠建100家醫院。[16]
第七，政治危機。
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與政治鬥爭交織在壹起，影響政治穩定。各個政黨為了贏得選舉，紛紛向選民承諾擴大社會福利，社會福利實現與否成為壹大政治籌碼。社會福利金只能增加不能減少，否則會導致政治危機。壹旦政府試圖削減補貼，就會遭到強烈反對，並以失敗告終。
比如英國的福利問題，已經成為黨派鬥爭的焦點之壹。為了在選舉中獲得選民的支持，英國保守黨和工黨都聲稱自己是“福利國家”的倡導者，並紛紛向選民承諾各種社會福利。工黨主張社會福利的“普及”。從65438到0945，工黨在競選中做出承諾:讓公民普遍享有福利，讓國家肩負起保護公民福利的責任。保守黨主張實行“選擇性”社會福利。為了解決福利支出過大的問題，1979年保守黨上臺後，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幹預和調控，將部分福利機構私有化，降低所得稅率，削減和取消部分保險補貼。保守黨政府的福利改革明顯加大了社會貧富差距，引起民眾強烈不滿。1997年5月布萊爾的工黨上臺後，強調政府調控與市場機制、經濟發展與社會公正之間的平衡，在傳統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國家和保守黨倡導的“自由市場經濟”之間走了壹條中間道路，即“第三條道路”。隨著經濟的嚴重滯脹，兩黨在社會福利問題上的爭吵會越來越激烈，但兩黨都不會輕易取消福利措施，削減社會保障支出。瑞典的情況和英國很相似。
總之，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福利負擔沈重，拖累了經濟發展，經濟衰退使得巨額福利支出難以為繼。為了打破這種惡性循環，20世紀80年代以來，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紛紛采取措施調整和改革傳統的社會福利制度，試圖變消極福利為積極福利，變社會福利國家為社會投資國家，變“救火”為“防火”。但是要將改革進行到底是相當困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