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通過以上對人性、自然狀態和社會變遷的理論鋪陳, 弗格森對近代商業文明進行了思考和批判, 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對近代商業文明與古典的公民美德之間的張力問題的思考, 其次, 他對工業社會的分工和專業化及其後果進行了精辟的分析; 最後, 他從古典主義的立場出發, 論述了他對腐化墮落和政治奴役的看法, 今天看來, 這種觀點也令人耳目壹新。弗格森作為壹個深受古典教育熏陶的思想家, 他的理論很多都是從古典主義的立場出發的, 這與休謨和斯密又有所不同, 因為休謨和斯密認為商業社會既然新近產生, 必然有新的美德標準。所以, 《文明社會史論》全書中最關鍵的詞匯之壹“公民美德” (civic virtue) 的意義就值得探究, 弗格森到底是在什麽意義上去論述它的呢? 弗格森的美德觀念和今天的倫理學上的道德有很大的差別。要澄清弗格森的美德觀念的含義, 有必要闡述壹下古典***和主義和現代類型的政治自由的區別。古典***和主義產生於文藝復興時期, 提倡以古羅馬等古代***和國為典範, 政治自由在於壹個緊密的政治***同體中積極的公民權利, 主要是由公民- 戰士所享有。市民主義傳統的思想家特別強調具有公***意識、擁有財產的公民參與國防和政治, 挑戰君主專制。馬基雅維裏1519 年在寫作《論提托·李維〈歷史〉的前十書》時, 對古典***和主義進行了最早的現代化。馬基雅維裏的觀點由哈靈頓等人引入英格蘭政治學中, 對弗格森等人影響極大, 有人認為弗格森是蘇格蘭思想家中最“馬基雅維裏式”的, 也就是說, 他深受古典***和主義的影響。在道德哲學方面, 市民主義思想深受斯多葛主義的影響, 認為奢侈與“柔弱” ———精神上的腐敗———是威脅著公民- 戰士充滿男子氣而簡樸的美德的惡。他們還認為, 美德和具有男子氣不可分割。
現代類型的政治自由是建立在經濟進步、社會教化和制衡良好的體制基礎上的。孟德斯鳩在他的《波斯人的信劄》(1721) 和《論法的精神》(1748) 的某些章節發展了這種現代自由的概念, 他認為這種政治自由將取代古典***和國中由公民- 戰士所享有的那種自由。孟德斯鳩對弗格森影響很大, 弗格森曾經寫道, “當我想及孟德斯鳩院長所著之大作, 我不禁疑惑為什麽我還要來研究人類事務。”ly但是, 弗格森並未完全接受孟德斯鳩的“進步”的政治自由觀念, 盡管他沒有完全否定現代文明的體制, 但在很大程度上, 他是立足於古代, 來批判現代文明社會公民美德的流失, 亦即公益精神的缺失的。在這壹點上, 弗格森與休謨、斯密也是不同的。弗格森的批判體現在他對美德觀念的詮釋, 以及對腐化墮落和政治奴役的看法。弗格森的公民美德簡單說來, 就是壹種生機勃勃、樂觀進取的公民意識, 他的美德與政治密切相關。具有美德就是具有政治意識和公益精神, 也許用當代思想家柏林的觀點來看, 就是要享有“積極”的自由。進壹步來說, 弗格森覺得所謂“有教養的” (polished) , 也就是“政治的”,而所謂“文明開化的”(civilized) , 就是象個公民那樣行事。如果這些詞眼失去了最初的含義, 則意味著它們所包含的壹系列價值觀受到威脅。如果“文明” (polis) 不再以美德(vir) 作為基礎, 這個社會就註定要突然崩潰或日漸衰微。
除此以外, 弗格森對“文明”的看法是相當寬容的。他認為“文明的”(civilized) 和“有教養的” (polished) 這些詞匯具有溫情脈脈的色彩, 是基於歐洲傳統和商業文明而產生的壹個判斷標準, 其中糅合了中世紀騎士文學對女性的崇拜和俠義精神以及基督教提倡的寬忍和柔順, 這和古希臘、羅馬的早期歷史是迥然有別的。近代的國際法原則是基於以上精神而不是古代政治法則。因為古代人那裏只有強烈的愛和強烈的恨, 這在“文明”人看來, 應該是“野蠻” 的。弗格森在全書中不斷引述當代壹些遊記作家關於美洲“野蠻”人的敘述, 將其與古代邦國相提並論, 這本身就表明了他對於歷史的多層面和多元化存在的寬闊視野。
弗格森主要以公民美德的流失為出發點和線索, 批判現代商業文明的種種弊端, 其中包括對社會分工和專業化之弊的分析, 對法律至上主義的抨擊, 對現代社會“公***的”和“私下的”人之間的張力的探討等等, 最後得出了社會腐化墮落和政治奴役產生的原因。
首先, 什麽是腐化墮落? 弗格森心目中的腐化墮落和今天的意義有所不同。他所謂的腐化墮落最核心的表現是公民美德的喪失和民族風尚的敗壞。他不是從斯多葛主義的意義上來說腐敗的, 他認為現代社會最大的道德危險不是來自財富的增加, 而是來自政治上的怠惰。民族風尚的敗壞是由於進取精神的衰微, 代之以民族整體的意誌薄弱和萎靡不振。在腐化墮落的社會, “人類要麽變得貪婪、狡詐、野蠻、動輒侵犯他人的權利, 要麽奴顏婢膝、唯利是圖、卑鄙無恥, 隨時想交出自己的權利。”lz 弗格森認為腐化墮落最深層的原因還是公益精神的喪失, 即公民美德的流失。表現在兩個方面。第壹, 從政治體制看: 往往這種腐化墮落發生之時, 社會秩序井然, 還有可能維持著表面上的安定繁榮。但是, 正是這種死氣沈沈的“社會秩序”是弗格森所詬病的, 他認為這種公民對國家漠不關心、社會缺乏必要的騷動的秩序是壹種“奴隸的秩序, 而不是自由民的秩序”。在腐化墮落的社會裏, 黨派之爭趨於平息, 遠離政治成為壹種智慧, 本該承擔責任的上層人士追求退隱或享樂的麻醉, 普通百姓唯利是圖, 而擔任公職是為了滿足虛榮、貪婪和野心, 而不是作為公正、愜意的事業來從事。總的說來, 人們都逃避公益事業。第二, 從社會整體風尚來看: 人們往往將這種時代稱為“文明”時代, 他們不再關心公益事業, 而是關心私利、肉體的享樂, 或專註於討論安逸和個人的煩惱等瑣碎的小事上面, 並自稱為“敏感”、“精致”、“品味”等等。在這種時代, “人們認為只考慮財富才是最聰明的。對公益事業撒手不管、對人類事務漠不關心被認為是節制的美德。”其次, 弗格森區分了奢侈與腐化墮落的關系。整個18 世紀, 歐洲知識界對奢侈有壹場廣泛的討論, 有人認為奢侈促進了社會的進步, 有人認為奢侈加深了文明的腐化; 弗格森並不認為奢侈與腐敗有必然聯系, 就如同他不認為腐化墮落與財富有必然聯系壹樣。首先, 關於奢侈的界定。他認為奢侈是指“財富積累和享有財富的方式的改進。它是勤勞的目的或手工藝術和商業藝術發展的結果”。奢侈壹定程度上代表物質和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另壹方面, 關於何謂奢侈的標準問題, 它受時代和不同政體的影響。由於物質基礎不壹, 壹個時代或政體下被認為是奢侈品的東西在另壹個時代或政體下則可能成為必需品。況且, 即使某個時代存在對時尚的追逐和愛好, 只要不損害人們關心公益事業和修身養性, 亦無可厚非, 因為美德和邪惡的區別不應該僅僅從人們是否穿奇裝異服或享受美食來判斷, 而應該以品質和思想素質為標準, 因為“在叢林中, 在城鎮裏, 虛榮的表現都是壹樣的”。
所以, 奢侈並不是腐化墮落最重要的原因, 它只是在腐化墮落的年代會助長歪風。弗格森壹方面認為財富的增長與腐化墮落並不成正比, 另壹方面他又認為把財富作為顯赫地位的基礎會導致腐化墮落, 其實並不矛盾, 因為他有另壹層意思: 他認為在民主政體引進了君主政體特點的等級制度以後, 卻沒有相應的引進因高貴出身和世襲榮譽所具有的那種為社會承擔責任的貴族意識。這種純粹以財富的多寡排資論輩的社會, 由於缺乏貴族意識, 也是腐化墮落的。金錢標準往往導致擁有眾多財富的階層愈來愈與社會失去聯系, 人人只註重自己的私利, 公益精神也就日益喪失。
最後, 弗格森自然的說到了腐化墮落的後果——政治奴役。腐化墮落最直接的後果便是專制政體的建立, 從而導致政治奴役, 而其核心還是公民美德的喪失。弗格森認為, 現代“自由”體制傾向於保護公民的財產和安全, 營造壹個安定的環境, 制止騷亂和糾紛。作為國民, 被認為重要追逐私利就是造福於國家, 弗格森認為這種觀念隱伏著巨大的危機。因為, 在他看來, 政治生活過於平靜和公***生活過分穩定是社會怠惰的標誌, 也是民族精神衰微的標誌, 這是文明之病, 表明了人們精神的柔弱和嬌氣, 這種“自由”容易喪失。“如果任何壹個民族公開宣布它所進行的內部政治改良的目的僅在於確保它的臣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 而不考慮臣民的政治品質, 那麽這種體制確實是自由的, 但是, 他的成員卻可能配不上他們所享有的自由, 也沒有能力保存自由。”
弗格森特別強調社會的活力, 不管是外部的戰爭還是內部的紛爭都是活力尚存的表現, 而沈默和平靜才是政治墮落的征兆。他說, 壹個國家如果用嚴刑酷法來奴役人民、制止自由人民的騷動不安, 而不是為了制止犯罪、消除腐化墮落, 那麽, “我們可以想象文明社會許許多多大肆鼓吹的所謂進步不過是些使政治精神歸於平靜的手段, 或者與其說他們制止了人民的騷動和不安, 不如說他們壓抑了人們積極向上的美德。”
以上是對弗格森社會政治理論進行闡釋的壹個嘗試。《文明社會史論》在出版後接下來的30 年中, 受到傾向不同的文人學者的贊譽, 包括博斯韋爾、多爾巴赫等人, 年邁的伏爾泰在80 年代中期和弗格森在費爾奈(Ferney) 會面, 稱贊他“文明化”了俄羅斯人, 因為俄羅斯的大學采用該書作為教材, 在其他很多地方也是如此。弗格森還被德國的赫爾德、哈曼所崇拜, 激起過浪漫派詩人諾瓦利斯的詩情。在弗格森的有生之年,《文明社會史論》再版7 次之多, 出版地包括巴塞爾、都柏林和波士頓等, 德文譯本在1768 年出現於來比錫, 法文版於1783 年出現於巴黎。弗格森的影響當然不僅限於他的時代。《文明社會史論》壹書中的某些詞匯在後來成為了學術界耳熟能詳的詞語。他是最早使用“文明” (civilization) 壹詞的人, 他的“文明社會” (civil society) 概念被德國的黑格爾賦予了新的意思, 德文對應詞為“Burgenliche Gesellschaft”, 二者意思區別很大, 後來被稱為“市民社會”理論。黑格爾閱讀並利用了弗格森的著作, 而且正是《文明社會史論》的德譯本促進了“市民社會” (Burgerliche Gesellschaft) 這個概念在德國學術界的流行。另外, 歷史學方面的“conjecture”壹詞, 後來被他的學生兼繼承者斯圖爾特(Dugald Stewart) 用為”conjectural history”, 來歸納蘇格蘭啟蒙運動中特有的歷史哲學。此外,“需求的多樣性” (multiplicity of wants) , 某種程度上與後來黑格爾所仔細解釋的這個概念是壹致的; “上層建築” ( superstructure) 是否對馬克思造成影響也有待推測。mu 1785 年弗格森辭去教職, 此後壹直保持著清醒的頭腦, 享有高壽。他再次遊歷了全歐, 並被柏林、羅馬和佛羅倫薩的學術機構授予榮譽成員資格。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對於他不僅是深為感奮的事件, 還是對他畢生追求的工作的辯護。弗格森帶著對革命精神的同情(如果並非革命的方式的話) , 經歷了這場歷史大戲從***和(civic) 到帝國(imperial) 到軍政府(martial) 的所有階段。1816 年, 在弗格森的大兒子亞當從法國的囚禁中釋放回國前不久, 弗格森逝世。
弗格林去世後所產生的重要性非三言兩語可說清。他的著作在歐洲大陸, 尤其是在德國的影響比在英國更持久。《文明社會史論》出版壹個多世紀以後, 德國學者們對弗格森的思想進行了出色而富有創見的發揮: 席勒(Schiller) 受他的倫理學尤其可能是他關於遊戲的概念的啟發; 黑格爾則得益於他的歷史敘述: 馬克思采用了他關於勞動分工的思想; 桑巴特贊揚他的社會學先見。值得註意的是, 這些讀者沒有壹個人關心弗格森在書中最為強調的公民美德(civic virtue) 的概念。
即使在今天, 重讀這樣的經典, 弗格森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批判意識, 以及時隔近200 年仍能使人深有同感的真知灼見, 不能不感嘆, 深刻的思想總能觸及到時代的深處, 而歷史在深處總有很多內在的壹致, 偶爾觸及, 就感到了它不會逝去的時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