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歐洲在全球化中的感受確實有些不同。上世紀末，為了適應新的經濟趨勢，西歐國家不斷進行重組，提高對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貨幣超發和資本跨境流動的規模也是前所未有的。所有國際銀行的年貸款總額是3240億美元，到1991已經上升到7.5萬億。同時，通過兼並、收購和海外生產，商品的生產和分銷往往走出國門，大企業開始壹步步進行全球化經營。
雖然這些措施給歐洲帶來了繁榮，但它們的缺點也很明顯。曾經的制造業大國像法國、英國、德國為了追求利潤，紛紛在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巴西、尼日利亞、羅馬尼亞等國家設廠，在當地生產組裝，然後將成品直接銷往全球，這比從窮國引進廉價勞動力(所謂的去工業化)更劃算。但這壹措施直接造成了歐洲許多地區的長期失業，增加了失業補貼和社會保障的支出。
在1984-2004年期間，法國失去了150 000個工作崗位。西班牙也好不到哪裏去。加入歐盟後，20年間失去了60萬個工作崗位。上世紀90年代中期，西班牙達到經濟衰退的頂峰，全國25歲以下的勞動力有44%處於失業狀態。
對於福利發達的西歐來說，失業並不是致命的問題，對社會的破壞力遠不如戰爭。然而，高失業率是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出現的。此外，許多人在私有化和金融市場開放的風中壹夜暴富，尤其是在倫敦和巴塞羅那。當時電腦和電子媒體已經普及，各種消息很快就傳遍了整個歐洲。
這種貧富、風險和繁榮之間的差距動搖了歐洲人對自由市場和全球化的信心(盡管他們也是這些變化的間接受益者)。另外，不知不覺中，西歐逐漸形成了“四級”的階級體系。
處於頂端的是精英，包括超級大商人、富人和高級知識分子，他們與銀行和金融機構關系密切，是新全球經濟的受益者。第二層是公共部門或各類企業的核心高管。他們的工作有很好的保障，還可以享受分紅或其他物質福利。
第三層次，多由小商人和從事生活服務的人組成，包括便利店老板、導遊、裁縫、家政人員、維修工等。，大多是由移民和他們的後代。他們是法國的阿拉伯人，德國的土耳其人或庫爾德人，英國的南亞人。以上三個層面的背後，還得加上大量典型的以家庭為單位的“南歐灰色經濟”。
比如意大利，1997年“灰色產業”的經濟貢獻占GDP的1/4。在葡萄牙，正規部門的GDP占22%；然而，在其他地區，如北部的布拉加鎮，非正式工人占當地勞動力的45%。
增長最快的人群是第四等級:雇傭工人，他們的工作既不穩定也不長期，他們享受不到經濟增長帶來的紅利。許多靠低工資生活不下去的工人不得不求助於國家的福利保障。在英國，激進的撒切爾主義使14萬人陷入貧困，其中包括400萬兒童。1/6人依靠收入補貼和家庭信貸計劃勉強維持在貧困線以上。
無家可歸的人也是壹個大問題。僅在倫敦，撒切爾時代的無家可歸者人數就增加了10倍，到90年代中期，這壹數字已經達到8萬人。離倫敦高端富人區幾英裏遠，很像維多利亞時代的“流浪者的倫敦”。
以前經濟高增長可以幫助很多人脫貧致富，或者至少獲得壹份有保障的工作，現在這種情況不存在了。換句話說，歐洲的經濟增長帶來了越來越龐大的下層階級，這個階層人數龐大，卻處於社會生活的邊緣。
在歐洲，就像在美國壹樣，將壹個人推入下層階級的不僅僅是貧窮和失業，還有他所屬的種族。90年代中期，倫敦黑人青年失業率為51%。許多黑皮膚的荷蘭人、德國人或英國人出生在歐洲，甚至是來自摩洛哥、土耳其或巴基斯坦移民的後代。
歐洲的大城市(如倫敦)在那壹年成為了真正的國際化城市。城市中的高薪工作幾乎是歐洲白人的“專屬”，只有街道清潔工或兒童保育員等低薪工作留給了黑人或棕色人種等“少數群體”。據官方統計，在65，438+0，992-2002年期間，居住在倫敦和英格蘭東南部的外國人增加了70萬，但實際人數應該更高。
雖然西歐已經嚴格控制移民，但這仍然是壹個不可忽視的人口因素:在1998的倫敦，1/3的孩子的第壹語言不是英語。通常這些孩子要麽是難民，要麽是“避難者”，尤其是南斯拉夫戰爭，使得避難者數量激增；但也有很多來自東亞、東南亞、中東、非洲的移民勞工，很多都是非法移民，沒有被當局記錄在案。
德國對移民壹直很慷慨，避難設施是歐洲最豪華的。然而，難民成為德國公民仍然非常困難。據統計，到20世紀末，只有500萬移民(包括他們的家人)獲得了公民身份。21世紀，申請德國難民的人大多來自伊拉克、土耳其和前南斯拉夫，但越來越多的難民來自伊朗、阿富汗和俄羅斯。
由於擔心西歐會被“難民”和非法移民淹沒，歐洲人對“歐盟東擴”普遍缺乏熱情。上世紀80年代，英國和德國有大量無證的波蘭建築工人。在這壹點上，波蘭似乎很窮。但即使在並不富裕的波蘭，也有大量來自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前蘇聯的難民。到1992，波蘭有29萬“非正常”移民。只有10萬人口的匈牙利，也成為了超過10萬避難者的家園。
在斯洛伐克和捷克，生活非常艱苦，但還能維持，他們與西歐的差距正在縮小，盡管速度很慢。但是中東歐國家的生活其實並沒有那麽糟糕。到20世紀90年代末，波蘭和捷克共和國的平均月工資接近400美元，而白俄羅斯、烏克蘭和羅馬尼亞的平均月工資徘徊在80美元左右，保加利亞的平均月工資不到70美元。在摩爾多瓦，只有30美元，48%的人仍然生活在土地上。前蘇聯國家的情況不像波蘭，甚至比保加利亞還糟糕:到2000年，每兩個摩爾多瓦人中就有壹個年收入不到220美元，即月收入只有19美元。
在這種情況下，摩爾多瓦人，烏克蘭人，還有很多大都市圈以外的俄羅斯人，他們唯壹的出路就是去西歐找工作。於是，大批移民幾經周折被運到西歐，狀況良好，在工廠和餐館做合同工。
最糟糕的，尤其是女性移民，往往落入犯罪集團之手，最終淪為妓女:在德國、意大利和波斯尼亞，高薪的西歐士兵、官員和“援助工作者”是他們的客戶。這些來自摩爾多瓦和烏克蘭的“外來工人”因此加入了吉普賽人的行列，處於歐洲大陸多元文化熔爐的底層。
性交易的受害者大多很難被發現，因為他們容易融入當地社會，不容易被警察和社會服務機構發現。但是大多數被排斥的移民是顯而易見的。這些人不是失業，而是缺乏“翻身機會”:他們被排斥在主流經濟之外，子女無法接受良好的教育，家在城市邊緣的窩棚裏，沒有商店、社會服務和交通設施。
2004年，法國內政部的壹份調查報告指出，約有200萬此類移民居住在城市邊緣地區，由於社會排斥、種族歧視和嚴重的家庭暴力，這些地區日益淪為貧民窟。在壹些社區，年輕人的失業率高達50%，阿爾及利亞人和摩洛哥人的後裔受害最深。
通常，這些下層階級不是通過膚色，而是通過宗教來區分的。在歐盟，宗教類別越來越多，基督徒仍然占絕對多數，猶太人只是在俄羅斯和法國更多。但印度教徒，尤其是穆斯林，廣泛分布在英國、比利時、荷蘭和德國，以及斯堪的納維亞、意大利和中歐。在歐洲眾多的世界宗教中，穆斯林的數量正在迅速上升。
到20世紀初，法國(來自北非)和德國(土耳其人和庫爾德人)的穆斯林人口達到600萬左右。加上英國的200萬穆斯林(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和比利時、荷蘭、盧森堡、意大利的穆斯林，歐盟的穆斯林人口已達15萬。
穆斯林社區存在許多長期存在的社會問題。比如公立學校該不該允許宗教服裝？政府是否應該支持多元文化組織的發展？當局是否應該推動文化融合的進程？法國政府鼓勵文化融合，但禁止在學校展示宗教符號。在其他國家，尤其是英國和荷蘭，文化差異和強烈的宗教自我意識要寬容得多。
移民(難民)問題最突出的政治影響是歐洲民粹主義和極右翼團體的崛起。他們打民族牌，在移民問題上大做文章，刺激民眾的排外情緒，屬於典型的排外黨派。在這些政黨中，比較著名的有法國國民陣線、英國國家黨、奧地利自由黨、丹麥人民黨、荷蘭“皮姆富廷特別黨”等。
在這些組織的口中，移民往往被貶為侵犯本國人民的“罪犯”、“癮君子”、“外國暴徒”。並且經常以禁止“外國人”、驅逐“外國人”、“恢復白人公民身份”等口號吸引選民眼球。
的確，隨著歐洲經濟持續低迷，就業形勢緊張，移民群體犯罪率上升，極右翼政黨的觀點得到了大量選民的認可，甚至出現了讓·瑪麗·勒龐、尤爾格·海德爾等幾位耀眼的政治明星。
然而，他們的政治主張不僅加劇了宗教仇恨，刺激了種族暴力，也無助於解決實際問題，甚至催生了接連不斷的恐怖襲擊。前幾天法國教師被斬首就是壹個典型的例子。直到今天，歐洲國家對於如何面對日益增多的難民和移民，如何平衡兩大宗教之間的關系，仍然無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