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北部土地貧瘠，自然災害頻繁，生存環境的惡劣迫使晉北很多人到口外謀生。“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山西舊謠充分說明“走西口”者多為自然災害引起的饑民。清光緒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現被稱為“丁戊奇荒”的近代最嚴重的旱災，甚至部分地區寸雨未下。自然災害引起的人口流遷，以忻州、雁北等晉北地區最為突出。晉北各州縣貧瘠的土地，惡劣的自然環境迫使大批百姓離開故土。例如“陽高地處北塞，砂磧優甚，高土黃沙，滿目低土，堿鹵難耕……地瘠民貧，無所厚藏，壹遇荒歉，流離不堪。”在貧瘠的土地，寒冷的氣候，無川流灌溉的惡劣自然環境裏，晉北人生活困苦。每遇災歉，人們不得不流離失所，奔赴口外謀生。
“走西口”是壹部辛酸的移民史，是壹部艱苦奮鬥的創業史。壹批又壹批移民背井離鄉北上口外蒙古，艱苦創業，開發了內蒙古地區。更重要的是，他們給處於落後遊牧狀態的內蒙古中西部帶去了先進的農耕文化，使當地的整個文化風貌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伴隨著“走西口”移民的進程，口外蒙古地區以傳統單壹的遊牧社會演變為旗縣雙立，牧耕並舉的 多元化社會。在這壹演變過程中，作為移民主體的山西移民做出了極大的貢獻。由於山西移民在移民中占絕大多數，因而當地的移民文化更多地富有晉文化的特色，也可以說是晉文化在這壹地區的擴展。
下南洋在福建、廣東、臺灣壹帶也稱“過番”，屬於閩粵方言，指的是到南洋壹帶謀生。
1.在明末到清末這段歷史時期，國內戰亂不斷，民不聊生。福建、廣東壹帶在當時慌亂窮困，人多地少，老百姓生活極度難以維持，為了謀生計，維持家庭生活，改變個人或家族的命運，躲避戰亂，閩粵地區的老百姓壹次又壹次、壹批又壹批批地偷渡到南洋謀生。據1935年中國太平洋學會對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調查顯示，因“經濟壓迫”而出洋者占 69.95%。那個時候下南洋的人，既有對未來充滿希望的人，也有在家鄉故土呆不下去的人。
2.壹般來說，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末年，大多伴隨著農民起義、外族入侵和王朝更替，不堪戰亂的普通百姓和權力失落的前朝貴族紛紛移居海外。由於地緣上的毗鄰關系，東南亞成為中國移民的遷徙地和避難所。
3.英國、荷蘭殖民統治下的南洋，正處於加速開發過程中，對勞動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南洋諸國為吸引華工，先後推出壹系列優惠政策，如馬來西亞聯邦最大的壹個州——沙撈越州，在白色拉者(意即國王 )二世執政時期，就頒布過壹個特別通告：給移民足夠的免費土地種植，政府提供臨時住屋安置移民；免費供給大米和食鹽壹年；提供交通運輸工具，建立警察局保護華人安全，華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撈越等。這樣的政策對於中國國內流離失所、喪失土地的無業流民來說，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很多人就是在這個時候，或攜妻帶子，或孤身壹人，漂洋過海來到南洋。
“關東”是指山海關以東的遼寧、吉林、黑龍江東北三省地域。從清朝初期至新中國成立之前，由於自然災害、戰亂等原因，迫於生計的大批華北窮苦百姓歷盡艱辛闖蕩到東北大地謀求生存。在這股移民大潮中，山東人居絕大多數，先後有2000萬山東人相繼踏上了地域遼闊、資源豐富的關東大地。19世紀，黃河下遊連年遭災，清朝政府卻依舊禁關。破產農民不顧禁令，成千上萬的冒著被懲罰危險，“闖”入關東，此為“闖關東”來歷。至1840年關東人口突破300萬人，比壹百年前猛增了七八倍，全國人口達四億多。清末，沙俄侵略滿洲。清於1860年在關東局部馳禁放荒，1897年全部開禁，1910年關東總人口增至1800萬人。民國年間（1912年——1949年），“闖關東”洪流澎湃，新中國前夕近4000萬人（數據來自《中國人口地理》，張善余）。民國38年間，山東人闖關東數量達到平均每年48萬人之多，總數超過1830萬，留住的山東人達 到792萬之多，“可以算得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人口移動之壹”、“近代史上空前的大舉”。 因此，現在關東大多數漢族居民的先祖大多屬於山東、河北、山西等省份——黃河下遊地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