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從過去100多年來，人類與自然沖突中的幾個嚴重事件中，我們能否總結出壹些經驗教訓，避免那種“先破壞、後治理”、“先汙染、後治理”或者“先引進、後消除”（往往很難除掉）的慘痛的教訓呢？
美國第壹次世界大戰後，美國開始大規模移民南部大草原。為追求利潤最大化，在開墾地土壤地力耗盡後馬上撂荒，轉而開墾新的土地。但是，草地的嚴重擾動誘發了大規模的沙塵暴：1932年爆發14次，1933年高達38次，1934年春季的沙塵暴，掃蕩了中西部大平原，使全國小麥減產1/3。1935年5月，起源於堪薩斯、阿克拉荷馬、科羅拉多三州黑風暴，裹挾著大量耕地表層黑土，形成了東西長2400km、南北寬1440km、高約3km的“黑龍”，3天中橫掃2/3個美國,3億噸肥沃表土被吹進大西洋，16萬農民受災。後來，據美國土壤保持局統計，1935-1975年的40年間，大平原地區被沙塵暴破壞的面積高達4000-6000km2a-1。為控制土地荒漠化和沙塵暴，美國進行了壹場曠日持久的生態保衛戰。其主要的做法是，推行“農場法案”，鼓勵棄耕，政府采取補償制度，建立自然保護區，恢復天然草原，休牧返林還草。在不到5年的時間內，返林返草面積達150000km2，約占全國耕地總數的10%，在此基礎上建立自然保護區144個。由此看來，美國主要是利用了人退的辦法成功遏制了困惑該國幾十年的“黑風暴”問題。
前蘇聯自1954年起在哈薩克、西伯利亞、烏拉爾、伏爾加河沿岸和高加索部分地區大量開墾草地，至1963年累計墾荒600000km2。由於缺乏防護措施，加之氣候幹旱，造成新墾荒地風蝕嚴重，春季疏松的表土被大風刮起，形成沙塵暴。1960年3月和4月的沙塵暴席卷了俄羅斯南部廣大平原，使春季作物受災面積達40000km2以上。1963年沙塵暴受災面積高達200000km2，新墾區農耕系統幾乎癱瘓。沙塵暴同時殃及羅馬尼亞、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等國。比黑風暴危害更大、持續更長的是，同時發生並綿延至今的白風暴:前蘇聯在土庫曼斯坦卡拉庫姆沙漠中修建卡拉庫姆運河，每年可從亞洲第三大湖鹹海的主要水源——阿姆河調水灌溉1000km2的農田和草場。這種“創造性地再造自然”帶來的生態災難是異常沈重的：阿姆河被截斷使下遊鹹海水位急劇下降，30年間湖岸線後退了10-20km，鹹海湖底鹽堿裸露,“白風暴”(含鹽塵的風暴)接踵而至，毀滅了60%的新墾區，並使其成為生命禁區。當年斯大林提出了規模超過美國“羅斯福工程的”的“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計劃”，倡導在草原區植樹，同時繼續發展灌溉農業。1949-1953年，該工程營建防護林近30000km2，但到60年代末，保存下來的防護林面積只有2%而已。
阿爾及利亞為防止撒哈拉沙漠的不斷北侵，北非的阿爾及利亞從1975年起沿撒哈拉沙漠北緣大規模種植松樹,號稱世界級造林工程(綠色壩項目)。該工程延伸到鄰國摩洛哥和突尼斯，綿延1500km。按照理論計算，該工程能使阿爾及利亞林地面積每年擴展10%。但由於沒有弄清當地的水資源狀況和環境承載力，盲目用集約化的方式和外來物種搞高強度的生態建設，結果使生態建設變成生態災難，沙漠依然在向北擴展，現在該國每年損失的林地超過造林面積。2004年12月11-16日，作者前往突尼斯北部考察，我們沿海邊行駛壹天，也沒有見到該“綠色壩”的影子。當問及突尼斯國立幹旱區研究所所長，北非五國的綠色壩項目進展時，該所所長不無幽默地說：“那是紙上的防護林”。
荷蘭舉世聞名的圍海造田工程對荷蘭農業發展、市鎮建設和自然保護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過去20年來，圍墾區依靠生態系統自然演替規律，采取少量的人工措施或完全沒有人為幹預，使荒蕪的圍墾土地出現生機，形成了總面積達1650km2的健康生態系統(董哲仁,2003)。這壹成功做法引起了國際生態學界的高度關註，經常被作為生態重建的成功案例反復引用。實際上，該國圍墾區的生態建設經歷了幾個階段，反映了荷蘭人對生態建設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第壹階段是上世紀50年代開發的圍墾區，根據居民休閑的多種需要，進行景觀設計；第二階段是60年代以後，專門進行生態設計，為特定的生物群落形成創造條件，主要人工種植多種植物，為珍禽鳥類棲息創造條件，提高生物群落多樣性。第三階段是80年代以來，他們已經認識到，依靠生態系統自然演替規律，不需要種植任何植物，經過若幹年時間，同樣可以建設壹個健康的濕地生態系統,而其成功的主要秘訣則是大量使用本地種。
英國世界上最早工業化的國家，也最早嘗到了生態破壞的苦果，大量采煤使得該國的生態環境“滿目瘡痍”。但到上世紀90年代，他們已經把歷史上由於采礦(主要是采煤)而造成的廢棄地恢復成了自然生態系統，並進壹步規劃成為世界上著名的鄉村景觀。他們成功的壹個重要經驗就是借助自然力進行生態恢復(Bradshaw,2000)。他們駕馭了被毀壞生態系統最初的演替過程，而那些生態系統能夠成為目前的樣子，在很大程度是依靠了自然力。該模式為英國前生態學會主席、皇家學會會員、利物浦大學教授A.D.Bradshaw所提倡，他認為借助自然力進行生態恢復的好處有：其壹，工作量可大大減少；其二，剩余的恢復過程可以自我維持，因為它是自然發生的；其三，生物多樣性可以增加並得以維持。總結他壹生在恢復生態學研究的經驗，他認為生態恢復的重要因素有兩條:其壹,選擇適宜的植物種類,這是所有問題的關鍵;其二,利用自然力，在自然能夠恢復的地方決不強加人工幹擾。如果不遵守這些基本的規律，生態恢復就不可能達到預期的目標。
澳大利亞該國可能是全球遭受盲目引種造成生態災難最嚴重的國家，試以兔子為例說明之。1859年，壹個英國人為了滿足其打獵的嗜好，從英國弄來了5只兔子後，壹場可怕的生態災難從此爆發了。兔子繁殖速度甚快，在澳大利亞失去天敵控制後，數量不斷翻番。到1880年，兔子到達新南威爾士，開始影響南澳地區的牧羊業。1950年，澳大利亞的兔子的數量從最初的5只增加到了5億只，這個國家絕大部分地區的莊稼或草地都遭到了極大損失，壹些小島甚至發生了水土流失。人們不得不組織大規模的滅兔行動，但收效甚微。到19世紀90年代，當兔群抵達西澳時，人們修了壹條長達1000英裏的柵欄，試圖將其攔住。但是，這個柵欄很快被沖破了。絕望之中，人們從巴西引入了多發黏液瘤病，以對付迅速繁殖的兔子。但是病毒戰只能使不斷惡化的狀況得到暫時緩解，壹小部分兔子對這種病毒具有天然的免疫能力，它們在僥幸逃生後又快速繁殖起來。整個20世紀中期，澳大利亞的滅兔行動從未停止過。這個慘痛的例子提醒我們，我們不能因防止生態退化在引進物種時“饑不擇食”，而必須警惕生物入侵。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整個長江以北，將來自北美的火炬樹大量種植，甚至種到了草原上；而長江以南的大面積土地，種植了來自澳大利亞的案樹，其中雲南是“重災區”。
中國“三北防護林”曾被譽為中國的“綠色長城”。20余年的時間裏，中國用了恐怕上千億資金來“築城”，但是收效不大(蘇揚,2003；French,2004)。綿延上千裏的防護林，現在已經是坍塌的“綠色長城”。種植的樹種都是“楊家將”(楊樹)，不僅許多地方的楊樹長成半死不活的“小老頭樹”，而且由於普遍種純林，在發生蟲害時，壹倒壹大片，僅小小天牛就將寧夏20年的建設成果——幾十億株楊樹毀於壹旦。這些慘痛的教訓足以說明，大範圍植樹，尤其違背自然規律的造林是得不償失的。即使造林成功，其投資產出比也是不合算的。2002年，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完成造林6764km2，國家投資12.32億元，合1821元hm-2；再看“三北防護林”，2002年完成造林4538km2，投入13.93億元(國家林業局,2002),為3069元hm-2。兩者相加為4890元hm-2，這樣在內蒙古南部項目區的牧民，每戶僅從國家“造林”項目中，當年收益就高達48.9萬元(以南部每戶5人，人均20hm2草地計算)。這樣的話，發牧民工資國家都合算——牲口不養了，退化草地完全能夠自然恢復，用不著造林。實際情況根本就不是這樣，許多牧民甚至到目前為止，他們也不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劃進了“三北防護林”治理區。那些資金根本不能保證落實到單位土地面積上，而是集中到幾個容易通過驗收的項目點上，這些點遠不到治理區域總面積的10%！這就是為什麽出現“邊治理、邊退化”、“治理趕不上退化”的根本原因。某旗縣據說用1.5億造林治理了6%的退化土地。依次類推，我們還得投入21億元才能治理其余的84%退化土地,這是因為中國草原地區90%的土地面臨不同程度的生態退化(國家環境保護局自然保護司,2000.)。即使不考慮時間問題，照這樣下去，國家也要花上萬億才能治理涉及550多個旗縣的生態退化，這樣的費用任何國家也花不起(蔣高明,2004)。
二、要認清生態治理存在的關鍵問題
針對日益嚴重的生態系統退化，國家相應啟動了許多以改善生態環境的重大工程(國家林業局,2002),但是問題依然存在，壹些治理效果相對於巨額投資來講卻不盡人意。造成這個問題的重要原因，我們認為，是長期以來人們忽視了下述關鍵問題的存在：
第壹，在西部經濟發展方面，忽視了西部脆弱的生態環境和薄弱的社會基礎這些基本事實。毛澤東(1956)在著名的《論十大關系》中有關於少數漢族與民族關系的精辟論述：“我國少數民族人數少，占的地方大。論人口，漢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壓倒優勢”；“而土地誰多呢？土地是少數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們說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實際上是漢族‘人口眾多’，少數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資源很可能是少數民族‘物博’”。確切地說，黑河-騰沖線是我國生態環境、社會經濟、產業類型的綜合分異線：東部以漢族為主,占全國的94.3%，面積為42.9%；西部少數民族集中分布，人口雖只有5.7%，然其面積卻達57.1%(張善余，1999)。目前，中國的東部經濟發展很快，西部被迫追趕，但由於人才、交通與基礎條件的限制，西部不可能趕上東部。中國1000個著名制造業的89%在東部，而西部僅占11%；僅壹個江蘇省(13.7%)就超過了西部十幾個省的總和。因此，西部無論怎樣追趕，經濟的不平衡這條鴻溝是很難逾越的。而在盲目追求GDP中造成的西部生態退化所需的高額治理費用，卻不得不由國家來“買單”，如2002年國家“六大林業工程”的256億元主要用在了西部。
西部脆弱的環境容易造成水土流失、草場退化、土壤沙化、鹽漬化、氣候幹旱化、水資源短缺等生態環境問題，因此應當成為國家生態保護與建設的重中之重。目前全國水土流失面積為3600000km2，其中約有80%發生在西部，全國每年新增的荒漠化土地也大都分布在西部地區。但從另壹個角度看，西部孕育著巨大的生物多樣性資源庫，如雲南是全國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地區，野生稻、茶、香蕉的近緣種都在這裏分布；新疆幹旱區、青藏高原地區分布有很強的適應特殊環境(高溫、幹旱、寒冷、強光、強紫外輻射)的物種，蘊藏著我國農業、醫藥業、工業持續的後備基因庫。西部蒙古族、藏族、回族、維吾爾族、傣族、瑤族、壯族等所居住的地方為中國陸地生態最完整的地方，因此，我們必須感謝少數民族為中華大家庭保留了如此多樣和美麗的生態系統。西部開發決不能盲目追求GDP，而必須提倡綠色GDP，將這裏的生態保護好就是對國家重大的貢獻：壹可以節省下來巨額的治理費用，二可通過其優美的生態環境吸引東部和海外的觀光客;三可將上風、上水向的環境保護好，為東部輸入清潔的空氣、水分、能源，如將這些折算成現金也是巨額的壹筆費用，國際上流行的生態系統價值評估就是基於這種思路(CostanzaR.1997);四可為子孫後代保留完美的生態系統。而目前的現狀是，西部的土壤在減少，東部的汙染在增加，黃河永遠不清，長江將變黃河，真是令人痛心。
第二，在生態治理措施方面，壹些基本的科學理論問題沒有搞清。如目前沙地草地普遍實行的種樹與飛播種問題就沒有考慮到生態本底。在草原上天然分布的就是草或者灌木，試圖造林改變這種生態基礎，但收到的效果是不大的。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在建國53年的森林覆蓋率僅0.87%(其中包括渾善達克的天然榆樹!),恰說明了造林實際上是失敗的。另外樹木“阻擋”沙塵暴比起草“捂蓋”沙塵暴的作用來要小得多。飛播僅解決了生態恢復中的壹個很小的次要矛盾，是建立在土壤中沒有種子或種苗這樣壹個假設之上的。實際上，退化沙地和草地中依然存在大量的繁殖體（孢子、種子、根、幼苗等），只是人們沒有給它生長的機會，或者人們沒有管住牲口的行為。另外，飛播帶來了大量的外來種，容易使壹個完美的生態系統變成物種比較單壹的系統，如毛烏素沙地就變成了以羊柴、油蒿為主的灌叢，生物多樣性價值和生態服務功能大大降低了。
第三，在治理費用的使用方面，存在著嚴重的部門分割現象。經費使用缺乏有效性和可持續性。如經費是以“治沙造林”，或者“退耕還林”項目下達的，當地政府只好造林，不管實際效果如何，而上級領導也會以“專款專用”的理由監督，造成了“打醬油的錢不能買醋”的局面。地方領導關心的是生態治理費用有多少，而不是恢復效益有多大。現行政策強調退耕還林，還林有錢，還草沒有錢，或者錢很少，這樣，老百姓也就不顧樹木死活來種樹了。人們最熱衷造林工程，很顯然這裏有“油水”，越是那些樹木不能成活的地區，“油水”就越大，且基本上沒有風險——樹木早晚都得死，怨不到他們頭上來。很多貧困縣的造林工程都是“壹把手”親自抓，連“二把手”都攤不上，就是這個道理。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某些草原上的林業局將壹株不足1.5m的獐子松報價300元!這些樹木後來大部分死了，找誰算帳去？年財政收入僅1000余萬元的某旗縣，三年來國家投入治沙造林的款項已高達1.5億，其所在盟***有9個這樣的旗縣！治沙造林給地方財政帶來的實惠是不言而喻的。沙塵暴問題出現後，地方領導的車輛變得高級起來，試想這些貧困縣(旗)的財政收入因為減免了牧民的牧業稅大大下降了，而公款消費的水平卻很快提高了，錢從那裏來？
第四，重建設，輕保護，甚至不願談保護。長期以來，人們對待生態系統的態度，只是認為她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廉價資源，而較少考慮到生態系統對於大量外來力的承受能力，利益的驅動促使人們把生態系統當成能夠“賺錢”的場所。壹旦當這個系統出現了問題了，人們又輕易地把退化的原因推向“自然”的壹面，或者認為是別國的退化造成了我們的生態災難。在政策方面，存在的不合理是，哪裏退化嚴重得到的治理費用就越多，而保護好的地區，得不到經費；在對牧戶的補助中，誰家的羊多得到的補助也多。這樣就變相鼓勵了“生態破壞”。“生態移民”政策缺乏對移民的自我維持能力考慮，盲目下任務、下指標，地方政府為了從中得到“移民安置費”，也會去搶任務。這也就不能理解，為什麽荒漠化土地越治理越多，壹些冠冕堂皇的“生態建設”實際上是深層次上的“生態破壞”。以沙塵暴為例，大量的土壤物質每經歷壹次沙塵暴，就被刮掉壹層地皮。這些物質在異地是有害的、令人討厭的，但在當地卻是寶貴的、是支持土地生機的關鍵因子，億萬年形成的土壤，損失了就不能彌補，“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蔣高明,2002b)。可是，壹些科學家不是將這個簡單的道理及時地告訴國家，而是熱衷於引進先進的儀器來監測我們損失了多少土，長期下去，於國家何益？而采取“人退保土”的辦法，我們是能夠減緩或者遏制土壤損失的。生態保護的關鍵就是保土。自然界雖然存在著應對環境波動的能力，但是人類的力量可以超越這種能力，使得生態退化超出能夠恢復的“閾值”。因此，生態恢復必須在加大投入實施生態建設工程的同時，重視生態保護的作用，釋放自然力。其中幫助社區發展生產、脫貧致富，是解決所有生態環境問題的關鍵所在(Liuetal,2003)。在退化生態系統的恢復中，要旗幟鮮明地提倡“以保為主、以建為輔”的原則，而不能背道而馳。
三、人口城鎮化、生態自然化
自從工業革命後，人與自然就註定處於了壹種“水火不相容”的狀態，自然退化的根本原因不是什麽“天災”而是實在的“****”。如果地球上沒有了人，自然生態系統重現生機是不會存在什麽問題的。目前我國生態最脆弱的地區大多位於西部，這裏的自然環境原本就不適宜大量人口的生存。國際上普遍認為幹旱區、半幹旱區適宜的人口密度為1人km-2，而我們超過了2人km-2。解決這些地區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人主動撤離這些地區，而集中到城(鎮)中去(蔣高明等,2003)。目前，美國約有80%的人生活在城市裏，韓國1/4的人口集中在漢城，埃及的尼羅河流域集中的全國99%的人口，其余地區處在自然狀態，生態退化很少發生。應以人為本，將分散的、撒胡椒面式的經費使用模式向城鎮集中，將以前用於生態補償、修路、就災、教育、醫療衛生、滅蝗滅鼠、造林種草、飛機播種、水利工程、希望工程等等的費用集中起來使用，大大提高了經費使用的有效性。利用城市化的各種有利條件，提高人民的物質與文化生活水平，可以達到實現城市化與治理生態退化的雙重目標。國家花在治理上的費用，如阿拉善荒漠是450元hm-2，而那裏的牧民每人有300hm2，如果費用集中起來，他可能每年就有1萬多元，僅這個費用就足夠他過上小康的生活。沒有了人口的壓力生態的恢復只是壹個時間問題，按照壹般的規律，沙地草地是1-3年，草原是3-5年，森林地區是5-10年，荒漠是10-15年，至於濕地等則更容易實現自然的生態修復。我們以後生態恢復的重點必須是釋放這種自然力。具體地，人口從嚴重退化地區的向外轉移方式有以下的模式：
第壹，人口向大城市的轉移中國有10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34座，這些城市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而這些勞動力主要來自農村。北京平谷“京東大峽谷”有個桃峪村，近年100多口人自發地向溝外的城鎮搬遷、年輕人進城做工，村裏的人搬空後，周圍山地長出了郁郁蔥蔥的森林，連農民家的院子裏也長滿了樹，而政府花幾百萬元錢修建的公路、架設的電線從此失去了用場。如果持續鼓勵民工離土，則他們對當地的生態壓力可以大大減少，非常有利於生態恢復。從經濟的角度，他們對家鄉的貢獻遠比在老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要大的多。在“世界工廠”幹活的民工們都會把掙到的錢返給老家，積少成多，這筆錢加在壹起，在某些省份甚至超過了該省全部機器開動和全體農民“起早貪黑”辛勤勞作換回的財政收入。擁有8600萬人口的四川省，1500萬外地民工2003年寄回家的錢約為450億元人民幣，而該省同年的財政收入為292億元人民幣！試想，如果那450億是從當地的土裏刨出，得需要多少年，需要犧牲多少環境做代價呢？西部落後農村尤其提倡到東部大城市做工的做法，可以有計劃地組織移民搬遷和促進城市化。
第二，人口向局地的中小城市轉移國內587座50萬人以下的中小城市承擔著接收退化地區遷移人口的重要任務，這些城市宜定位在現有的地級市和縣級市，因為在城市化發展過程中，許多城市還有更多的容人空間，尤其在西部地區，因為原來的人口非常分散。那些以能源型為主的城市更具備潛力，因此西部的經濟戰場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地下。西部的能源與礦山優於東部，可以為東部的經濟持續增長輸送動力和原料，而這壹些需要人來做。在中國最西端的塔裏木盆地，號稱“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瑪幹沙漠，氣候惡劣，人類難以生存。自塔裏木盆地豐富的油氣藏被發現並開始大規模開發後，庫爾勒、庫車、阿克蘇等壹批城市的發展日新月異。隨著能源的開發，沙漠北緣的庫爾勒市，上世紀90年代初還是個原始小鎮，發展到今天消費水平和生活水平位居中國城市前列的中心城市。陜西省神木縣2001年以前還是壹片荒涼景象，現在能源開發所需采掘、加工、服務方面的大量勞動力為陜西省神木縣新增1.3萬個就業崗位，城市人口迅速增長。從黃土高原的“窮縣”變成了年財政收入5億元的“富城”。另外值得壹提的是，過去對能源的開發興起了眾多“資源型城市”，從山西大同、太原到新疆的可可托海，如今這些城市中有許多因為資源的枯竭而衰落，而現在崛起的新壹代“資源型城市”正在竭力避免重蹈其覆轍，他們采取的路子不只是單純地開采，而是開采和深加工壹體化。這樣可以保持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避免人口向自然生態系統的回流。
第三，人口由分散式向鄉鎮轉移在中國由農業大國向工業化推進的過程中，農村城鎮化的作用非常重要，現在全國***有建制鎮19692個。然而，現有的建制鎮中，72%分布在經濟發達的東部和較發達的中部地帶，而經濟落後的西部，其比重只有28%，需要迅速提高西部的城鎮化，結合生態恢復，加速該過程。發達國家的城鎮化率在70%以上，而我們只有40%，因此，生態恢復的潛力在於城鎮化。今後人與自然的總格局肯定是：人住在城市裏，野生動物住在自然裏，彼此相安無事。既然這個趨勢不可避免，且我國的生態退化又如此嚴重，何不可將城市化要花的錢和生態修復要花的錢結合使用呢？內蒙古阿拉善盟現有人口中，城鎮人口13萬人，城鎮化率達到68%，農牧區人口只有6萬多人。即使如此，全盟現有的耕地面積尚可搬遷安置牧民1.6萬人。而農牧區人口中,從事草原畜牧業的人口只有3萬多人,需要搬遷的人口數量並不多。可以用較少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生態和社會效益,目前全盟已成功搬遷轉移牧民人口1.7人，進入鎮區的牧民將以從事服務業、礦產開發業等二、三產業等為主。這些措施無疑都大大促進阿拉善盟270000km2荒漠的生態保護(伏來旺,2000)。
再看渾善達克，沒有了人的壓力，這裏的自然恢復更易實現。中國科學院連續5年的實驗充分證明，這裏的退化沙地治理既不用種樹、也不用種草，自然力完全能夠勝任恢復退化生態的任務(蔣高明,2002a；劉美珍等,2003)。在1萬多平方公裏的沙地上，破壞的因素只有3萬多純牧民，而利用正藍旗的上都高勒、桑根達萊和哈畢日嘎三個鎮就可以將分散的牧民集中起來，他們退出的土地僅利用其中的100萬畝高生產力的塌拉發展草產業就可以獲得6000多萬元的純收入，建設成上萬平方公裏有野生動物自由出沒的、沒有圍欄和人工幹擾的自然保護區(目前中國尚沒有壹家)來發展旅遊的潛力更大，而該旗目前的財政收入不到2000萬元，而國家給該旗的生態治理費用就高達4000-5000萬元。可見，幹旱區與半幹旱區的土地是能夠升值的，關鍵是如何利用她和保護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