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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述下元朝的對外關系

蒙古建立連通歐亞兩大陸、銜接三大洋(太平洋、印度洋和北冰洋)的超級帝國,使東方與西方的交通,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發達景象。元朝建立後,金帳汗國與伊利汗國雖然逐漸獨立,但仍然與元朝保持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聯系。商人、教士與使節的往來更為頻繁。元朝與亞、非、歐三大洲的各國建立了多種聯系。文化交流的範圍空前擴大。

壹、高麗和日本

高麗王族和元朝皇室結為甥舅之好,建立了友好關系。元朝曾在高麗王京派駐達魯花赤,但不直接幹預政務,只負監視之責。至元中還在高麗設置東行省,但不派行省官,就以高麗王為行省丞相,原有機構不變。因此,在元代高麗基本上保持了獨立地位。

元代,中國和高麗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有了進壹步發展。元初,高麗博士柳衍從江南購得經籍壹萬零八百卷回國。兩國商人、僧侶將本國的大批書籍運入對方境內。元仁宗贈給高麗宋秘閣舊藏善本四千三百多冊。

元朝初年,程朱理學傳入高麗。高麗人在大都獲得《朱子全書》新版,帶回國去,在太學講授。後來,白頤正又從大都帶回許多程朱理學著作,在太學宣講。接著,朱熹《四書集註》由秘書省書籍所刊行,這是權溥建議的結果。理學在高麗廣泛傳播,使得李谷、李齊賢、李先穡等理學大師脫穎而出。

高麗語言傳入中國,元朝宮廷中許多人都會講高麗語,連守衛宮門的衛士也學得高麗語,連臂低歌井即梨(張昱《可閑老人集》卷2)。

元代,很多高麗人來到中國,他們中有不少人就僑居在各地。其中做官的也不在少數。許多學者和僧人,由於他們精通漢文,有些是奉命出使而來,有些是私人前來遊學。在中國,他們廣交文人,彼此相互切磋,唱和酬答,建立了十分密切的關系。中統二年(1261年),高麗王來上都,隨同前往的有國相李藏用。此人對漢文學有很深的造詣,曾出席中國詩人的文會,被譽為鴨綠江頭老謫仙(王惲《贈高麗樂軒李參政甥樸學士》,《秋澗文集》卷22)。高麗著名詩人李齊賢,其詩集《益齋亂稿》,被認為是朝鮮文學史上的優秀古典作品(《高麗史》卷110《李齊賢傳》)。

元代,日本商船來中國的很多。自大德九年到至正十年的四十五年中,就有三十三年都有日本商船來元朝(木官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錫年譯本)。元朝和日本兩國僧人互相訪問極為頻繁,據日本史學家木宮泰彥統計,來華日僧僅知名者即達220余人。泰定三年(1326年),元朝壹次就遣日本僧瑞興等四十人還國(《元史》卷30《泰定帝紀》二)。元朝許多高僧的墨跡傳到日本,對日本的書法影響不小。日本的壹些書法家的作品,也深受元代文人的重視。元代文人的詩畫得到當時日本文人的贊賞(歐陽玄《趙文敏公神道碑》,《圭齋集》卷9)。僧人,如清拙正澄、明極楚俊、竺仙梵仙等被邀請到日本傳授禪宗學說。僧人妙慈弘濟大師(1247-1317年),浙江臺州(今浙江臨海)人,俗姓胡,號壹山,法名壹寧,幼年出家,學於天臺山,修學禪宗臨濟宗,後住補陀山(今浙江普陀山),學識淵博,精研佛典,兼通儒、道、百家,尤擅書法。大德三年(1299年),成宗特授其為江浙釋教總統,奉命出使日本。由慶元(今浙江寧波)乘日本商船抵達博多,前往鐮倉,先後住持建長、圓覺等寺。俊宇多天皇召住京都南禪寺。居日本19年,傳授禪宗學說,日本稱為壹山派。圓寂後,日本天皇特贈國師封號。壹生中著有《語錄》。妙慈弘濟大師把程朱理學傳到日本,他培養的弟子虎關師煉是日本理學先驅。程朱理學和禪宗學說融為壹體,長期成為日本統治階層的思想武器。

二、東南亞和南亞諸國

(壹)中南半島諸國:交趾(安南)、占城、真臘、緬國,與元朝壹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系。雖然元朝曾向這些地區進兵侵掠,但彼此之間的移民與商販仍往來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