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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至西漢初年我國居民移遷的主要特點是

西漢的“進取性”人口遷移 。漢初,因長期戰爭和匈奴的威脅,關中局勢緊張,經濟殘破,面臨著經濟恢復和發展的重擔。針對這種局勢,漢廷采取了兩種方向的移民:壹種是“實關中”,將人口遷移到關中,充實首都地區實力;另壹種是直接將人口遷往西北邊地,直接移民西北邊地的目的主要是增強對匈奴的防禦,並作為日後反擊匈奴的橋頭堡。

東漢的“退守性”人口遷移 。兩漢之際,關中淪為戰場,劉秀定都洛陽,長安失去了首都地位。由於政治中心的吸引力,在局勢平定以後,原在關中的壹部分宗室、貴族、在朝廷任職的人員以及他們的附屬人口必定會東遷洛陽。

西漢時期多采用政治強制性的遷移來充實關中和西北,東漢朝廷則既無實力,也無向西北邊區移民的意圖。西漢的移民是進取型的,與政府強制並行,還實行了壹系列優惠政策吸引東方人口西移。在外部條件上,西漢對匈奴用兵的不斷勝利,也為西遷之民的正常經濟生活提供了軍事和政治上的保障。東漢則不然。自兩漢之際戰亂不斷(王莽末期和更始、赤眉之亂),西北人民無以保證日常生活的穩定性,大量避亂內遷。之後又有羌族騷擾,如永和五年(140),南匈奴反,且凍羌攻入三輔;六年,鞏唐羌攻至三輔,安定、北地二郡遷治三輔(18);這些必然又會引發三輔居民的外遷。《續漢書?郡國誌》所載戶口數是永和五年亂前的記錄,三輔***523860口,比西漢末的元始二年(2年)減少了1912500口,只剩原來的22%。東漢政府在西北邊地的“軟弱無力”,可見壹斑。這就造成了兩漢時期人口流動的兩種相反的方向:西漢由東流向西,東漢則由西流向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