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晉室南遷和漢人漢文化的向江南發展
晉懷帝永嘉元年（307），任命瑯琊王司馬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鎮建鄴（湣帝時改稱建康），自此開始，中原士族多有前來投靠者。建業四年（316）晉湣帝被俘，西晉滅亡。次年，司馬睿在江南建立東晉，開啟了東晉和宋、齊、梁、陳等南朝漢人政權，偏安江南近300年的發展歷史。
晉室南遷促使了中原地區漢人漢文化的向江南遷移，推動了江南和東南沿海社會的經濟繁榮、文化昌盛，使南方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文化地位迅速上升，超過甚至替代了北方中原地區的傳統地位，也為隋唐以來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重心南移，以及南北兩大地域經濟文化的形成奠下了基礎。
1\遷移江南的漢人漢文化
通常是將司馬睿稱帝建康、南遷後的晉室稱為東晉。東晉建立後，黃河流域北方世家和中原士族，紛紛南遷移居江南。據《資治通鑒·晉紀9》所說：“洛京傾覆，中州仕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這大體上反映了黃河流域的北方中原地區，以及淮南、江北等地大批漢人仕女，為躲避十六國的地方政權混戰，源源不斷渡江遷移江南的情景。
當時，漢人從黃河流域的北方中原地區南遷，大體上可分為這樣幾個方向：
（1）山東、河北和河南東部等地漢人，主要移居到長江下遊和皖南、江西等地。
（2）甘肅、陜西、山西和河南西部等地漢人，則大多遷移到長江中上遊和漢水流域的湖北、四川及漢中等地。
（3）他們中又有壹些漢人，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繼續向南遷移，到達今天的嶺南和江西、福建、廣東三省交界的山區，這壹批批向南遷移者，大約是後來聚族生活在江西、福建、廣東交界山區，始終保留中原文化傳統的，漢族客家人中的早期開拓者。
2、迅速發展的江南漢人漢文化
江南的東晉和南朝漢人政權，為了適應大量的漢人漢文化南遷，專門設置有僑州、僑縣，來安置各地的南遷移民。所謂僑州、僑縣，就是對從某州、某縣遷來的人，在安置他們的地方，仍以他們原居的州、縣之名管理之。這些從北方遷居江南的漢人，起初雖然是僑居客籍，後來卻大多數因久居江南，而“土斷入籍”，成為江南人士了。
南遷漢人的數量十分之大，按《宋書·州郡誌》所記載的：南徐州、南兗州、南豫州等，僑州內總戶數達18萬，人口為96萬。而劉宋全境編戶人口為540萬，這樣從北方南遷的僑民，占了人口的約六分之壹。
晉室的南遷和大批漢人的遷居江南，自然而然地使黃河流域北方中原地區，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傳統的禮儀文化，迅速地傳入江南和東南沿海。這就在客觀上促使中國的社會經濟文化，由原先傳統的黃河流域中原地區，轉變成黃河流域中原地區與長江流域的江南和東南沿海，兩個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地齊駕並驅的歷史局面。
所以，晉室南遷和漢人漢文化的向江南發展，讓我們看到不僅是隋唐繼之而興的社會經濟文化繁榮昌盛，而且還讓我們看到隋唐以來的中國社會歷史，都是在長江流域東南沿海和黃河流域中原地區，兩大社會經濟文化地區南北遙應、相得益彰的基礎上發展的。二、江南漢人漢文化的繁榮發展
在歷史上中國，魏晉南北朝以前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主要是在黃河流域中原地區發展起來的。自東漢以來、特別是孫吳建國後，長江流域的江南地區和東南沿海，社會政治和經濟文化，也呈現出快速發展的趨勢。
1、江南社會經濟的迅速繁榮
晉室南遷和大批北方漢人移居江南，使長江流域的江南和東南沿海，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得到進壹步的開發。優越的地理環境讓江南和東南沿海地區，避免了北方中原地區的戰亂，社會獲得了比較穩定的發展。當時的都城建康以及東南沿海各地，壹躍成為經濟發達地區。不僅是湖泊交叉、土地肥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形成了以吳郡、吳興、會稽為中心的魚米之鄉和思想文化中心；而且以江陵為中心的荊漢平原、鄱陽湖流域的豫章地區、閩江流域的福建地區，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特別迅速。甚至在嶺南的交廣地區，滇池、洱海的雲南地區等廣大的南方地區，社會經濟文化得了進壹步的開辟。正如《宋書》所說：“荊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
東晉南朝時，揚州和荊州人口最多，農業也最發達；同時，興修了許多水利工程。江南本來就多湖泊沼澤，湖沼泄水之後就可變為良田，所以宋、齊、梁三朝相繼興修水利，溉田萬頃，反映和顯示了江南地區農業的新發展。
東晉和南朝的煉鋼、造紙、制瓷和造船等手工業技術，也都有了飛速的提高。江南水鄉便利的水上交通，促進了商業和城鎮的發展，當時商業貿易的繁榮，不僅形成了都城建康和京口、山陰、壽陽、襄職、江陵、成都、廣州等大城市，而且還能經由廣州港出海，與林邑、扶南、天竺、師子國等，10余個海外國家和地區通商。
江南和東南沿海地區近300年的社會偏安，使南方在經濟文化上得到了迅速的發展。開啟了隋唐以來，中國社會經濟依仗南方的歷史新局面，奠下了唐宋以後的中國古代歷史，政治中心多在北方，經濟中心多在南方的社會發展基礎。
正是江南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南朝漢人士族不僅享受了社會的物質利益，也讓他們中的壹些人在文化上做出了空前的貢獻。後來，唐朝中期韓愈所說：“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同樣讓我們看到了江南經濟發展，在中國社會歷史中所起的重要地位。
2、南朝漢人漢文化的發展
西晉末年中原士族大量遷居江南，他們在東晉和南朝各代，政治上享有特權，經濟上地位穩定，生活上優裕閑散、甚至委靡腐朽。然而，他們卻使從黃河流域移傳到長江流域的漢文化，不僅保存了舊有的傳統，而且還發展了新的地域性特色，對後來隋唐文化起到了積極的影響。
所以，歷史學家範文瀾先生曾經認為，盛唐“文化的成就，大體是南朝文化的更高發展。”而綜觀當時中國的社會文化，東晉和南朝士人的學術成就，主要不外乎儒、玄、文、史四學。
（1）經學。不同於北方中原地區學者，保持著東漢古文經學的學風，南朝學者探究的經學，則是發展了魏晉學風。
雖說《隋書·儒林傳敘》提出過：“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人深蕪，窮其枝葉。”但實際上也是指，南朝江南士人發展的是魏晉學風，而北方學者還保持著東漢學風。如從經註來看，江南士人《周易》用王弼註，《尚書》用偽孔註，《左傳》用杜預註；北方學者《周易》《尚書》用鄭玄註，《左傳》用服虔註。
從釋說經義來看，南北的差別確很大。北方是墨守東漢家法，講明訓詁章句，不在家法外別出新義，是壹種停留在書面上的學風；南方則兼采眾說，闡發經義，貴有心得，不拘家法，是壹種從書面入書裏的學風。所以，北方經學崇（玄）學，排斥王（肅）學；南方經學鄭王兼用，並采玄學。
（2）玄學。實際上，玄學就是當時清談家仿照佛教聚徒講經，用道家思想來解釋儒家經籍的壹種哲學思潮。
崇尚清談，剖析名理，這在當時其實也就成為，南朝部分士人的壹個重要事業。早在魏正始（240—249）年間，何晏作《道德論》王弼註《老子》《易》，主張名教出於自然，提倡“貴無，”認為國君要“無為而治。”至魏晉之間，向秀和郭象註《莊子》，在主張名教和自然壹致的同時，提出“無不能生有”的命題，以與“貴無”說相對。
東晉以後的玄學，更為普遍深入地探研佛理，他們在哲學上采取佛理，在文學上玄佛並用；這時的玄學與佛學明顯趨於合流，但卻與道教有著距離。
（3）文學。南朝文人的講究奢靡，反映在文學上就是追求對偶務求工整、聲律務求和諧的形式美。這也是對中國文學發展的壹個貢獻，因為沒有南朝文人的講求，就沒有盛行的唐朝文學。
古體五言詩的發展自建安高峰以來，有太康高峰，到南朝梁更有新的高峰，並由此轉入了律詩的新階段。與古體五言詩有著相似發展的，東晉南朝的賦，作為壹類文學作品在於體物寫誌。魏晉駢文，句法整而兼有疏散、聲調平而兼有抑揚，大自論說、小至柬劄，都有獨特風格，境界之高難可追攀。
南朝梁已經有了新體文學的萌芽，如《世語新說》《文選》《詩品》《文心雕龍》《玉臺新詠》等，幾部主要著述都出現於梁朝。
（4）史學。南朝史學是當時許多士人所從的事業之壹，由於當時還沒有官修之限，所以東晉南朝的史學著述甚盛。
南朝多私家所撰寫的史書。諸如宋時範曄廣集學徒，以《東觀漢紀》為藍本，成《後漢書》90篇，梁劉昭以西晉司馬彪《續漢書》中8個誌***30卷補入範書，範曄的紀傳、司馬彪的誌合成《後漢書》，被稱為堪與班固《漢書》相比的良史。
宋裴松之搜集史書140余種，為《三國誌》作詳註，開註家新例，註文本身就是壹部豐富的史料。
沈約撰《宋書》紀誌傳100卷，蕭子顯撰《齊書》紀誌傳60卷，姚察撰《梁書》《陳書》二史，死後子姚思廉繼續，至唐太宗時才完成。不過，撰史最難的是在於撰誌，範曄、姚思廉所著都沒有誌，沈約、蕭子顯所著有誌但不作“食貸誌，”因此南朝史家雖多，但沒有壹個比得上班固的。
三、南朝漢人漢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融合
東晉和南朝的漢人漢文化，在江南和東南、嶺南地區，主要是蠻、俚、僚、爨等少數民族發生交融的。
1、東晉南朝時的南方少數民族
東晉南朝時，在南方與漢人漢文化發生交融的少數民族，主要是蠻、俚、僚、爨等。
（1）蠻。蠻原是對歷史上中國南方少數民族的泛稱，南朝指稱的蠻，主要是分布在今湘西、川東、鄂西南和豫南壹帶少數民族，如長沙蠻、武陵蠻（五溪蠻）、五水蠻、沔水蠻和巴夷、巴蠻等。十六國以來，有些蠻趁著中原地區紛亂，活動和分布的地域有所向北，遂有了豫州蠻、雍州蠻，以及活動在今陜、豫、鄂接壤地區的板楯蠻等。
按照《南齊書·蠻傳》所說的，當時眾多的蠻：“鹹依山谷，布荊、汀、雍、郢、司等五州界。”在他們中間，如同豫州、南豫州、江州等地的蠻，有的在和漢人漢文化的接觸交往中，逐步融合於漢人之中了。另有壹些自稱是盤瓠後代的長沙蠻、武陵蠻，他們在日後的長期發展中，成為現在苗、瑤等少數民族；而自稱為廩君之後的巴郡南郡蠻、板楯蠻，則與現在的土家族有密切的淵源關系。
（2）僚。魏晉南北朝對分布在今嶺南廣西、西南貴州的壹些少數民族統稱為僚。舊史也常將他們指稱為“獠。”東晉十六國時，部分僚人北上進入川西和川西南，如益州曾有僚10萬余落，後來他們中的壹部分，逐漸進入今陜西西南部和湖北西部。今天的粵、桂、湘、黔、滇、川、陜、鄂等省，當時都有僚人的分布足跡。有時還對與他們相鄰山居的漢人，也泛指為僚。
南北朝時僚的人口劇增。因為僚的支系眾多，他們中有壹部分人，與“夏人參居者頗輸租賦，在深山者仍不為編戶。”所以說，當時有壹部分僚人，已經成為東晉南朝治理下的編戶齊民。
僚人主要從事農業，種植稻米，他們編織的“細布，色至鮮凈。” 居住幹欄建築，椎髻徒跣，鑄造銅鼓，吹牛角、蘆笙。習俗尚狗、獵頭、鼻飲和豎棺葬。
（3）俚。俚也被記作裏，是自東漢以來魏晉南北朝、直至隋唐時期，對嶺南部分少數民族的指稱。從《宋書·南蠻傳》等史籍所記來看：“廣州諸山並俚獠，種類繁熾。”有的學者便據此認為，俚、僚是同壹個民族。
實際上，俚僚並稱只是反映當時在嶺南地區，這兩個民族之間關系的密切，他們互相雜居、彼此相融，從而在文化和習俗上也十分相近。
俚的社會組織以峒為單位，他們主要從事農耕，會使用竹矛、竹弓和毒箭狩獵。他們善於鑄造銅鼓，擁有銅鼓者首領即為都老。生活習俗上穿貫頭衣服、椎髻，尚鼻飲。現在我國南方屬於壯侗語族的黎、壯等少數民族，應與歷史上的俚有淵源關系。
（4）爨。爨是兩晉南北朝時，對今天雲南和貴州西部部分地區少數民族的指稱。兩晉以來，這裏少數民族大多處於建寧（治所今曲靖）大姓爨氏的統治之下，因而他們就被記稱為爨。爨後來又分為“東爨烏蠻”和“西爨白蠻。”這反映並說明了，爨原來就包括了烏蠻和白蠻在內的，或者說爨主要就是指烏蠻和白蠻。按《（天啟）滇誌爨蠻》所說，則是：“其稱爨者，從其酋長之姓耳。”據現仍存雲南陸良的《爨龍顏碑》所記，爨氏原是河東安邑漢人。“屬中原亂，遂王蠻夷，”蜀漢時為南中四大姓之壹。東晉鹹康五年（333），霍氏和孟氏火拼後同歸於盡，爨氏成為南中最有勢力的大姓，並與當地社會經濟文化水平較高的僰人交融，從而“稱霸滇東，”統治和管轄建寧的各少數民族，故把這裏的少數民族稱為爨。爨人所居的地區“戶口殷眾，金寶富饒。”在兩晉南北朝時，這裏雖然接受中原王朝設立的寧州剌史管轄。但是在爨氏勢力統治下，不僅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穩定，而且漢人漢文化的也迅速傳入。現有的學者認為：“東爨烏蠻”和“西爨白蠻，”實際上指的就應是烏蠻與白蠻，也就是後來建立南詔和大理的主體民族。他們應與現在雲南的少數民族中，壹部分彜族和白族有關。
2、漢人漢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的交融
東晉南朝的少數民族大都處在漢人封建的統治下，尤其是蠻、僚、俚等族的分布地區廣大，對南朝的社會穩定和經濟上攫取人力物力，都有著很大的意義，所以南朝政權盡力爭取少數民族的歸附，對與漢人雜居的少數民族采取編戶齊民，漢人漢文化很自然地被這些少數民族所接受。
（1）進入少數民族地區的漢人漢文化
魏晉南北朝為社會動蕩、戰亂頻繁，不少漢人遷入南方的蠻、僚、俚、爨等少數民族地區。如劉宋始興郡（治所在今廣東韶關市南）的漢人，因“遏接蠻俚，去就益易，”進入俚區的為數不少。梁朝以後，嶺南廣州的經濟發展迅速，許多長江流域漢人到廣州地區尋求發展，據《宋書·州郡誌》所載：劉宋時廣州所領編戶49700多戶。到160多年後隋朝時的記載，約達185800多戶，這近三倍的戶籍增長率除了當地俚人的自然增長外，應有相當的漢人移民在內。中原十六國動亂，大量漢人漢文化遷移至嶺南，構成了今日廣東客家人的重要來源。
南朝對少數民族較輕的賦役，也是吸引漢人進入少數民族地區的重要原因。如《宋書·夷蠻傳》所說的：“蠻民順附者，壹戶輸谷數斛。其余無雜調。而宋民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中原漢人也有因逃避避賦役而進入南中夷人地區，組成“夷漢部曲，”成為夷人首領的依附部曲。
（2）進入漢人漢文化地區的少數民族
與漢人進入少數民族地區的同時，南朝許多少數民族也不斷走出山谷，遷移到漢人漢文化地區。《宋書·文帝紀》所記：“雍州剌史武陵王駿討緣沔蠻，移壹萬四千口於京師。”元嘉後期，沈慶之討伐蠻，前後俘獲20余萬人，多被遷至建成康，以為營戶；並將征討湖陽所獲蠻萬余口遷於廣陵。
分布在嶺南廣西和貴州壹帶的僚，紛紛遷入漢人漢文化地區。如晉太康四年（283），有牂牁僚2000余落內屬；另外還有僚人10余萬落移居巴蜀之地，“自漢中達於邛笮，川洞之間，所有皆在。”俚人常在征戰中遭擄掠入漢人漢文化地區，或者像《梁書·王僧儒傳》提到的“高涼生口”那樣被擄賣為奴。也有的是被召募入內地，如寧州剌史徐文盛應命調入荊州，便從寧州少數民族地區，“召募得數萬人”率帶至內地。
由此可見，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朝漢人漢文化，與南方各少數民族之間有著密切和頻繁的交融。壹批批漢人漢文化移居到少數民族地區，大量的少數民族又遷入漢人漢文化地區，民族和民族文化間互相遷徙形成的民族交錯雜居，無疑有利於漢人漢文化和少數民族之間消除差異、增強***性，最終促進他們間的彼此融合。雖然，這樣的民族融合帶有封建社會強制性的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色彩，從而主要表現為少數民族的融入於漢人漢文化，歷史上漢人漢文化的不斷發展壯大。但是，正是由這樣的民族融合促成的，歷史上漢人漢文化的形成和壯大，對於古代中國以漢人漢文化為主體的中華民族的凝聚和發展，對於統壹的多民族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都是有著進步而深遠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