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祿說，對於最代表老上海味道的食物，每個人心中的標準不壹樣，但他很願意把“皇冠”戴給生煎饅頭。“因為生煎饅頭最早是依附於茶館存在的，過去茶館是這樣的，上面是茶樓，下面是老虎竈，泡開水的，老虎竈所在的地方不是很大，旁邊還有半開間的門面做生煎饅頭，它可以作為早點也可以作為點心，下午就是點心，上午是早點。上面在說書，老百姓聽書，三、四點肚子餓了，就叫生煎饅頭。周圍的居民也可以到這裏來買著吃。做生煎饅頭要生爐竈，有時候要用開水，老虎竈可以提供很多的方便。所以，有些地方老虎竈老板在燒水，老板娘做生煎饅頭，樓上可能就是書場。”
所謂老味道，主要是寫已經消逝或正在消逝的風味，它們包括經典的上海菜和上海的點心。它們體現了壹個時代的生活情狀，也反映了上海市民階層所處的文化環境。
從草根食物入手，洞悉時代特征，進而表達我們對美好生活的懷念和向往，是我寫這本書的出發點。
從宏大敘事這個層面來說，上海的風味美食，其實也從壹個側面見證了兼容並包與海納百川的城市特性。上海本土的風味大都以川沙、松江、嘉定等郊區農家菜點的為底本，高橋松糕、葉榭軟糕、草頭攤粞、張澤肉餃等等無不打上農耕社會的烙印。歷史性的轉折發生在上海開埠後，隨著外國傳教士和商人的進入，西方文化也隨之浸染這個東南大都會，而食事又最能以鮮明的活態讓平民百姓感知，並當作壹種風尚來領受。同時，大量的外省農民進入上海尋求生存發展，從而形成上海第壹次移民潮。它的不期而至，直接反映在食事上，就是引進了外省的風味。第二次移民潮應該發生在清鹹豐年間，太平軍揮師江南，烽火燃及上海，周邊省份的小生產者和農民大量湧入上海租界避難，再壹次將外省風味帶進來。第三次移民潮發生在抗日戰爭期間，它對上海風味美食的客觀作用與上面兩次相同。必須說明的是，移民潮引發上海風味美食的“物種多樣性”並不是主動的、有計劃的，而是被動的，是外來移民出於生存需要，選擇了這種門檻很低的業態，又因為日益膨脹的城市人口形成了龐大的市場客體，互為作用地形成了風味美食百花爭艷的格局。可以說，目前我們能品嘗到的風味美食，若要追根溯源，大多是從外省來的。每個城市的浮華背後，都是血跡斑斑的，風味美食之於上海，也正是如此。
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隨著上海的改革開放，壹次更大規模的移民潮形成了。這次移民潮的主體，有知識階層，也有精英管理階層，但更多的是靠體力謀生的群體。體力勞動階層中的壹些人就帶來了外省的風味美食，有傳承上海固有風味的，也有別開生面的，從經營規模和生產方式上看，與壹個多世紀前並無本質區別。在今天的IT時代，風味美食的業態仍然粗放簡陋，從民俗學這個界面來窺探，很值得玩味。
每壹次時代轉換的時候，特別是急轉彎的當口，由於離心力過強，使壹些人被甩出原有軌道，不再按慣性及常速向前，就會出現短暫的精神休克，產生對過去文化和傳統的留戀，甚至有壹種“落花流水春去也”的哀婉感嘆。表現在物質生活層面，就是懷念消逝的都市風景，比如石庫門房子的相濡以沫，竈披間裏的閑言碎語，還有茶館、酒樓、澡堂、書場、劇院及老虎竈、煙紙店等百態世相，色香味俱全的風味美食自然也在誘發人欲、自我安慰的懷想之中。
壹個人的記憶，也是壹代人的***同記憶。風味美食豐富了我們的味覺感受，調劑著我們寒素的生活，特別是家常食物所維系的壹人、壹事、壹情、壹境，是我們念念不忘的內在原因。它是屬於精神層面的，比食物本身提供的滋味口感更值得珍藏並傳給下壹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