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朱衛斌
（朱衛斌 中山大學人文科學學院歷史系 講師 廣州 510275）
〔摘要〕 本文討論了羅斯福排華態度與政策的演變，分析了導致這壹演變的內外因素。指出羅斯福的排華政策既與他本人的種族主義思想有關，也與美國排華勢力的巨大壓力有關。1905年中國抵制美貨運動發生前後，羅斯福傾向於執行壹項較為寬松的排華政策，本質上是為了緩和中國人民的反美情緒，保護美國在華利益不受損害，而非真的準備放棄排華政策。
〔關鍵詞〕 西奧多·羅斯福 排華 排華法 利益集團 “門戶開放”
西奧多·羅斯福在任總統期間（1901～1909年）的中美關系近來引起了我國學者的關註。已有數篇論文討論了羅斯福與中國的關系。但尚無人論及羅斯福的排華政策。本文對這壹問題試作初步探討。
壹
羅斯福在任總統之前就是壹個排華分子。1894年中美簽訂“華工條約”〔（1）〕之時，他就對限禁華工來美持堅決的支持態度，認為允許華人無限制入境“對白種人是個災難”。〔（2）〕此時羅斯福是主張將中國人作為壹個種族加以全面排斥的。他的這壹態度與其種族主義思想分不開。羅斯福壹向鼓吹白人種族優越，瞧不起有色人種，總是把黃色人種看作是“白人的負擔”。他認為，中國人是“落後民族”，缺乏文明的各種品質，特別是缺乏凝聚力，因而不可能躋身世界文明國家之林。不過，羅斯福並非是壹個泛種族論者，他對通過自身變革達到富國強兵、侵略好戰的日本卻十分推崇。他瞧不起中國與中國人除了中國的落後挨打之外，還有壹點就是他認為中國人缺乏自強自立、勇於進取的戰鬥精神。所以，在羅斯福看來，中國只能是白種文明在世界範圍內凱歌行進的犧牲品，白種人天生註定要負起教化、管理中國人的責任。而這種教化與管理只能在中國土地上進行。中國人這樣的“落後人種”壹旦進入美國，必會給美國的民主制度帶來災難，危及美國文明。因此，中國人必須被排斥於美國國內之外。
羅斯福的排華論調除了來源於其種族主義思想之外，還受到了美國國內排華思潮的影響。自19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統治階級為緩和西部日益激化的勞資矛盾，采取分化手段，侈談華工搶奪了白種工人的飯碗，挑撥白種工人反對華工，掀起了排華浪潮。自80年代開始，更是以政府立法的形式對華工入美進行種種限制。羅斯福大學畢業後即投身政界，熱衷於各種社會政治活動，自然不會不對全國範圍內的排華運動予以關註。這樣，羅斯福的種族主義思想在現實的排華浪潮中找到了壹個支撐點。同時，羅斯福的排華思想由於現實的排華運動而得到了進壹步的強化。
二
從1901年繼任總統到1905年中國抵制美貨運動發生前，羅斯福是贊成嚴厲排華的。這幾年間，排華政策無論就立法還是實踐來說，都堪稱嚴苛之極。羅斯福不僅支持制訂嚴厲的排華法案，而且還任用極端排華分子把持移民局，使排華法案在執行上的嚴酷遠甚於法案本身之規定。
促成羅斯福實行嚴厲排華政策的因素除了他壹以貫之的種族主義立場而外，主要因素則是美國國內排華勢力施加給羅斯福的壓力。羅斯福不能無視排華利益集團的強烈要求，不滿足這些人的願望意味著將失去大量選票，而這對其政治前途的影響將是災難性的。
羅斯福於1901年9月上臺不久，即遇國會討論排華問題。由於吉爾裏法案（Geary Act）1902年到期，國會必須就排華問題重新作出決定，所以，排華問題成了1901年11月至1902年5月間國會討論的主要議題之壹。羅斯福甫壹上臺即遇到了排華勢力的強大壓力。“美國勞工聯合會”首領、排華分子龔伯斯（Samuel Gompers）、加州眾議員李得翰（James C.Needham）於1901年11月先後拜會羅斯福，請求總統繼續執行嚴厲的排華政策。其它各種排華勢力也都通過各種方式對羅斯福施加影響。壹時間，要求排華的函件與請願書雪片般飛向白宮。羅斯福所面對的排華勢力比以往美國任何總統所面臨的都要大多得。盡管***和黨在1900年競選綱領中未曾提及排華壹事，但此時的形勢卻不容羅斯福不執行排華政策。好在羅斯福本人壹貫主張排華，所以，他接受排華勢力的要求並不困難。1901年12月3日，羅斯福在致國會的第壹個年度咨文中，即強調通過壹個“排除華工的法案非常必要”，並認為，“為了全面有效地執行排華法”，哪裏需要就在哪裏施行。〔（3）〕這實際上等於支持將排華法施用於美國屬土和大洋中島嶼的建議。羅斯福的這壹立場贏得了排華勢力的壹片喝彩。
羅斯福不僅主張排華，而且主張加強排華。他的遠東問題顧問柔克義（William W.Rockhill）曾建議將現行的吉爾裏法案延長到1904年12月，與1894年中美“華工條約”同期，到時再作打算。但羅斯福卻拒絕接受這壹建議，他傾向於支持更嚴厲的排華法案。〔（4）〕1901年12月6日，加州參議員卡恩（Julius Kahn）向國會提出了卡恩議案。這是17個反華議案中最為苛刻的壹個。羅斯福對這個議案表示支持。他在壹封信中說，“我的立場，……壹直是我們要制定更為嚴格的排斥華工的政策（中國學生與商人除外）”〔（5）〕。這實際上是要把學生與商人之外的所有華人都當作華工而加以排斥，比吉爾裏法案規定的限制範圍要緊得多。羅斯福作為***和黨總統，他的態度直接影響了***和黨控制的國會辯論。壹時間國會內反華聲浪甚囂塵上。
但是，羅斯福的排華政策受到了“門戶開放”勢力的反對。該派勢力主要由與中國有聯系的工商實業界、宗教界與教育界的人士組成。他們擔心過分嚴厲的排華會使中國采取報復措施，危及他們在中國的利益。他們紛紛請求羅斯福放松排華政策。這些人以及他們的代言人在國會聽證會與辯論中堅決反對卡恩議案。1902年4月，國會通過壹個折中議案，決定繼續執行現行排華法，並將其適用範圍擴大至美國屬地。這個法案雖是排華勢力與“門戶開放”勢力較量的結果，但顯然它是排華勢力的又壹次勝利。4月29日，羅斯福不顧中國方面的反對，簽署了這壹法案。〔（6）〕
羅斯福贊成嚴厲的排華政策此時更多的是出於現實政策的需要。為了準備1904年總統大選，他不敢忽視勞工組織以及西部各州特別是加州的排華要求。1902年，羅斯福的密友巴諾特（John Barrett）曾幫他分析過加州的政治形勢。加州各派政治勢力之所以支持羅斯福，與羅斯福“明顯的排華立場”分不開，而在加州，勞工團體是“局勢的關鍵”。他建議總統在執行排華政策的同時，應提名壹個加州人入內閣，這對於加強羅斯福在加州的政治基礎極有幫助。〔（7）〕巴諾特的分析與建議對羅斯福影響很大。羅斯福不僅繼續起用極端排華分子把持移民局，〔（8）〕而且在1903年將移民局從財政部劃歸商業與勞工部管轄，給其執行排華政策以更大的自由。1904年6月，羅斯福又任命排華老手、加州參議員麥特考夫（Victor H.Metcalf）為商業與勞工部部長，把他拉進了內閣。在4月份國會討論新的排華政策時，羅斯福也表示繼續執行排華政策而不顧中美間的條約義務。〔（9）〕正如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所說，羅斯福擔心他若不在排華問題上表明立場，就會失去勞工組織與西海岸各州的選票。〔（10）〕羅斯福堅定的排華態度使他在1904年大選中得到了排華勢力的擁戴，11月獲選連任總統。
但是，1904年對羅斯福排華政策起制約作用的因素也開始顯露出來，使得羅斯福在大選獲勝後不得不對其排華政策作適當調整。首先是清政府迫於人民及輿論壓力，於年初即通知美國，中美“華工條約”1904年12月7日到期後不再續訂，並建議中美雙方重新談判，簽訂壹項新的移民條約。中國廢約的堅決態度令羅斯福猝不及防，因為羅斯福的密友巴諾特曾滿有把握地談到，中國正面臨著領土被他國攘奪的危險，與此相比，排華是小事壹樁，中國定會樂意接受，因為中國指望美國幫助它保護領土完整。〔（11）〕而現在中國不僅要廢約，且積極提出新約草案，要求與美方簽訂壹項寬松的移民條約，並提出若要求得不到滿足，將對美國來華人員作相應限制，使羅斯福深為觸動。更有甚者，中國方面於11月份通知美方取消給美華合興公司的粵漢鐵路租讓權，顯然也被羅斯福看作是中國對美國排華政策的某種報復。中國方面的這些舉措是促使羅斯福改變策略的外部推動因素。其次，美國的“門戶開放”利益集團向羅斯福施加了更大壓力。中國的商界、學界、知識輿論界從1904年秋開始即在醞釀抵制美貨，這使得美國的“門戶開放”勢力深感不安。他們紛紛要求羅斯福改變現行的排華政策。上海美中公司的沙特勒（Frederick W.Sutterle）在7月即提醒羅斯福，“中國士大夫與商人階層內”已出現了強烈的反美情緒，美國若不改變排華政策，則中國人可能會以排斥美國在華貿易作為報復手段。〔（12）〕而此時別說是抵制美貨，即使是聲言抵制對美國在華利益都將是災難性的影響。類似的觀點與意見不斷地給羅斯福以刺激。甚至對遠東問題較為熟悉的外交官如柔克義、亨廷頓·威爾遜（Huntington Wilson）等從維護美國在華利益出發，也主張放松排華法的限制，允許非勞工華人入美。這些壓力構成了羅斯福調整排華政策的內部因素。
然而，內外兩方面的壓力在1904年並未能促成羅斯福采取行動，壹是因為排華勢力仍遠遠強過“門戶開放”勢力，他們施加給美國政府的壓力更大，二是因為羅斯福為贏得競選勝利，有賴於排華勢力的選票，自然不敢不滿足他們的排華要求，三是因為中國擬議中的抵制美貨運動尚未給美國政府造成現實壓力。在11月份羅斯福競選獲勝後，他在排華政策上也不可能急轉彎。12月2日，羅斯福召集內閣會議，討論中美條約到期後的華人來美問題，最後決定，現行排華法繼續有效，直到新約訂立後再作考慮。〔（13）〕
這幾年間，羅斯福的排華政策雖很嚴厲，但他的排華態度還是有所變化的。盡管羅斯福的種族主義言論帶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但當政後他的外交政策都是極為現實主義的。他多次提到要善待來美的中國商人與學生，〔（14）〕壹方面固與“門戶開放”勢力的壓力有關，另壹方面也在於羅斯福想籠絡中國商人與知識階層的感情，更好地保護美國在華利益。他的這壹態度與他以前將中國人作為壹個種族而全面加以排斥的主張是明顯不同的。
三
到1905年春，羅斯福的排華政策因局勢的進壹步發展而不得不有所改變。鑒於美國仍嚴厲排華，拒簽新約，5月20日，上海各界代表開會，壹致同意以兩月為期，到時若美國仍不簽新約，則在全國各大城市與商埠開展抵制美貨運動。面對局勢的嚴重與緊迫，各與中國有涉的利益集團紛紛籲請羅斯福采取措施，放松排華政策，緩和中國人的不滿情緒，確保美國在華利益安全。5月16日，美亞協會會長福爾德（John Foord）致函羅斯福，稱美國若仍不與中國簽訂壹個給中國商人、學生、旅遊者“公平待遇”的條約，則中國將在8月份抵制美貨。福爾德警告總統，中國抵制美貨將對美國商業造成嚴重後果，特別是對新英格蘭各州的棉織業將造成災難性的後果。〔（15）〕他請求總統修改排華法，與中國重訂移民條約。6月12日，福爾德又親率美亞協會代表團拜會羅斯福。他們告訴總統，中國的局勢使美國在華利益受到嚴重威脅，排華法的繼續存在將使“美國的工業與商業利益”完全喪失，美國在中國精神與教育領域的影響將盡被排除。他們要求總統改變立場。〔（16）〕陸軍部長塔夫特（William Taft）也希望羅斯福采取措施。6月15日，他在邁阿密發表演說認為，排華政策“不僅在原則上是錯誤的，在行為上是不公正的，而且在政策上也是最不合時宜、最不明智的。”〔（17）〕他主張減輕對華人的限制，贏得中國人的友誼，以贏得“四億中國人的貿易”。〔（18）〕此外，大批商業團體、傳教士以及教育界人士寫信給羅斯福，要求他采取措施。
中國壹觸即發的抵制美貨運動迫使羅斯福重新檢討其排華政策。盡管排華法只禁華工，但實際上中國商人、學生、旅遊者甚至官員入美往往都遭到各種刁難、侮辱與虐待。排華法在執行中是非常苛刻的，為赴美華人深惡痛絕。為減輕中國人的憤怒情緒，羅斯福在5、6月間采取了壹系列措施。5月16日，羅斯福向移民官員發布命令，“不許侮辱中國紳士”，對允準入境的華人必須示以“禮貌與關心”，這樣做是出於“國家利益”與“文明”的需要。但中國勞工則必須禁止入境。〔（19）〕6月14日，羅斯福又向移民局發布命令，對入境華人行為不端的任何官員，將被解雇或“施以其它懲戒”。羅斯福還特別提到了舊金山的移民官員諾斯（H.H.North），此人曾將中國商人驅逐出境。羅斯福認為諾斯“應受到強烈的指責”。〔（20）〕在國會通過新排華法案前，必須按照總統的命令，放松對非勞工華人的限制。6月16日，羅斯福指示麥特考夫，要他協助起草壹個通令，以制止海關與移民機構的腐敗，並“足以預防我們很多官員對中國紳、商、遊、學等的粗暴行為”。〔（21）〕6月20與23日，羅斯福兩次召集內閣會議，最後決定必須放松對排華法的執行，建議國會重開時修改排華法。6月24日，羅斯福再次發布命令，絕對禁止中國勞工入美，但對商人、教師、學生、旅遊者及政府官員必須示以“最寬厚最熱心的禮貌”，盡量避免讓這些人在入境時遇到麻煩，“任何政府官員若對中國人表示不禮貌將立即解雇”。為了減少華人入境時遇到的刁難，羅斯福還把入境簽證的手續交給美國駐華使領館的發證官員辦理。壹旦華人持有美國使領館發給的簽證抵美，壹律準允入境。若發現簽證與身份不符，也盡量避免將來人遣返。美國的簽證官員將因這種工作失誤而被懲處。〔（22）〕
羅斯福迫於中國將要抵制美貨的壓力，於5、6月間頒布了壹系列行政命令，試圖改善入美華人的境遇，緩和中國人的反美情緒。但這並不表明他的排華立場有根本改變。實際上，他在各種場合都反復強調要嚴厲排斥華工。因為在他看來，華工愚昧、無知、落後、不文明、無教養，無權“與我國工人爭食”，“廉價的勞工意味著廉價的公民身份”，不配進入美國。〔（23）〕他所采取的上述措施只是想減輕所謂“豁免等級”的華人來美時所遭遇到的限制與侮辱，想博得中國紳商與知識階層的好感。盡管如某些報刊所評論的，羅斯福的命令是“自排華法通過以來解決中國問題的最重要的行政措施”，〔（24）〕但它還是來得太晚了。1905年春夏之交，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已被充分地鼓勵起來，中國人已不滿足於羅斯福的點滴改良，他們已“突然蘇醒”，美國只有公正地、毫無歧視地對待來美華人才能結束中國人的不滿。這正如在美國的康有為的評論，“我們允許所有的美人來華，我們為何不堅持美國允許所有體格健全的華人入美呢？”〔（25）〕
羅斯福“禮待”來美華人的同時，還試圖平息美國華人的反美情緒。羅斯福深知美國華人最痛恨排華法，是他們倡議了抵制美貨並積極加以推動。羅斯福特別想改變中國維新會（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的反美傾向，因為這個團體在美國華人中號召力最大、影響力最強。6月底，羅斯福幾次約見康有為，答應“就修改排華法為中國人盡力”。但是，維新會並未因此而表示支持羅斯福，因為維新會反對美國把中國人作為壹個民族加以排斥。康有為說，整個中國都對排華政策感到恥辱，抵制美貨是“制止美國排斥華人”〔（26）〕。羅斯福影響美國華人社團的企圖沒能得逞。
羅斯福的改良措施未能阻止住抵制美貨運動的全面爆發。他非常清楚抵制運動發生的原因。他本人承認是美國苛待華人直接導致了這場運動。8月2日，他在壹封信中寫道，“我們極其惡劣地對待我國的中國人，暴徒們的暴行導致中國人的死亡幾乎與義和團運動期間在中國人身邊發生的壹樣”，抵制本身是“由於我們自己的惡行與愚蠢”〔（27）〕造成的。在12月5日致國會的年度咨文中羅斯福又提到，中國的抵制運動是由美國的排華法所引起的。〔（28）〕盡管羅斯福認識到美國方面要為抵貨的原因負責，但他卻不能容忍抵貨給美國在華利益所帶來的損害。在抵貨運動發生後，羅斯福向清政府施加更大的外交壓力，逼它去鎮壓運動。
在向中國施加壓力的同時，羅斯福也對排華政策進行了檢討。10月上旬，羅斯福數次召集內閣會議，討論排華問題，最後決定，以羅斯福頒發的行政命令為依據，繼續執行排華政策。不過，羅斯福傾向於將排斥的範圍僅限於華工，華工之外的中國人都有資格入美。可見，相比於1905年前羅斯福的排華態度與政策，他又作了較大改變。
為了能使非勞工華人入美，必須調整現行排華法。因此，羅斯福還多次呼籲國會對排華法重作修改。10月20日，羅斯福在亞特蘭大發表演說，認為中國抵制美貨的主要緣由，是排華法的不公平，“若我們不公正對待中國，則我們就不能指望中國公正待我”。羅斯福主張應該給勞工以外的所有華人以入美資格，呼籲國會應在“自利與履行公正”的基礎上采取行動。羅斯福自己承認：“禮待”中國人，改善入美華人處境，無非是要減少激起抵制美貨的原因，從而減少美國在華利益所遭受的損失。“允許外國競爭者把我們從巨大的中國市場趕開，確實非常短視”〔（29）〕。12月5日，在致國會的年度咨文中，羅斯福再次充分地談到了他對排華與抵貨的意見。他說任何時候都不應允許華工入美，但在執行排斥華工的實踐中，“我國對中國人民的行為嚴重不公正”。他建議國會應重新修訂排華法，與中國訂立新移民條約，以便“允許非苦力階層的所有華人入美”，“示以公正與禮貌”。這些階層包括學生、商人、教師、旅遊者、醫生、制造商、銀行家等，享有與他國來美移民同等待遇。羅斯福提醒議員們，“我們期望，準確說來是打算堅持中國人給我們以公正。但若我們不公正行事，我們就不能指望得到公正”。〔（30）〕
羅斯福特別希望加州的國會議員支持他的新排華政策，為此，他還呼籲加州的商人能給這些議員施加壓力。他在給舊金山商業交易所秘書弗裏德蘭德（T.C.Friedlander）要求總統采取強硬措施制止抵貨運動的復函中指出，“抵貨的主要原因之壹是美國政府與人民在處理這裏華人問題上的短視”；法案與實踐有缺限，必須糾正；“像您這樣的團體在幫助結束抵貨時最有效的工作就是積極促進移民局的改革及法案上的必要修正”。羅斯福認為他本人已盡了壹切努力去制止抵貨運動，但進壹步的行動只能等待國會修改排華法作出，“以制止那些確不屬於苦力的中國人在來美時所受的不公正與侮辱”。羅斯福籲請西部商人向他們的國會議員施壓，使他們同意修改現行排華法。〔（31）〕
盡管羅斯福傾向於執行壹個較為寬松的排華政策，但他又擔心中國人會因此認為美國屈服於中國的抵制運動，更擔心中國人以後會經常以抵制為要挾達到目的。所以在抵制運動發生後，羅斯福政府加大了對清政府的壓力。1905年底至次年初，羅斯福還計劃對中國采取軍事行動〔（32）〕。在美國的軍事威脅下，清政府於1906年3月份采取了壹系列措施壓制抵貨運動。運動終被鎮壓。在此前後，美國國會就排華政策再度進行激烈辯論。最後通過的法案仍然肯定了舊的排華政策。羅斯福尋求國會改善排華法的努力並無結果。
為對付中國人民的抵制運動，羅斯福不得不在執行上改善了允準入境的華人的待遇，並積極呼籲國會修訂排華法，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軟化中國人民的反美情緒。但是他的大國主義思想使他不能接受中國人以抵制美貨的方式來報復美國的排華政策，更不能容忍這壹運動對美國在華利益及國際威望的損害。所以，為壓制抵貨運動，他對中國人軟硬兼施，恩威並重，在他強力威脅逼迫清政府鎮壓了抵制運動後，他也未能使國會通過壹個稍有改善的排華法。事實上，1906年之後，羅斯福的排華政策並無明顯改變，移民局依舊執行著嚴厲的排華政策。
縱觀羅斯福排華態度與政策的演變，可以看出他的行為受著多種因素的制約。他本人壹貫以種族主義觀點看待移民問題，相信有必要排斥華人，以保證美國人種的“純潔”。但任總統後，他的行為卻受到現實政治的影響，反映著利益集團的需要。排華利益集團要求制訂壹個嚴厲的排華政策，而“門戶開放”利益集團則要求執行壹條對中國移民限制較少的政策。羅斯福的行為實際上就是這兩派利益爭鬥、妥協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