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江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26日出生於法國維艾納省省會普瓦捷，這是法國西南部的壹個寧靜小城。他父親是該城壹位受人尊敬的外科醫生，母親也是外科醫生的女兒。福柯在普瓦捷完成了小學和中學教育，1945年，他離開家鄉前往巴黎參加法國高等師範學校入學考試，並於1946年順利進入高師學習哲學。1951年通過大中學教師資格會考後，他在梯也爾基金會資助下做了1年研究工作，1952年受聘為裏爾大學助教。
早在高師期間，福柯即表現出對心理學和精神病學的極大興趣，恰好他父母的壹位世交雅克琳娜·維爾道（Jacqueline Verdeaus）就是心理學家，而雅克琳娜的丈夫喬治·維爾道則是法國精神分析學大師雅克·拉康的學生。因此，在維爾道夫婦的影響下，福柯對心理學和精神分析學進行了系統深入的學習，並與雅克琳娜壹道翻譯了瑞士精神病學家賓斯萬格爾（Ludwig Binswanger）的著作《夢與存在》。書成之後，福柯應雅克琳娜之請為法文本做序，並在1953年復活節之前草就壹篇長度超過正文的序言。在這篇長文中，他日後光彩奪目的寫作風格已經初露端倪。1954年，這本罕見的序言長過正文的譯作由德克雷·德·布魯沃出版社出版，收入《人類學著作和研究》叢書。同年，福柯發表了自己的第壹部專著《精神病與人格》，收入《哲學入門》叢書，由法國大學出版社出版。福柯後來對這部著作加以否定，認為它不成熟，因此，1962年再版時這本書幾乎面目全非。
1955年8月，在著名神話學家喬治·杜梅澤爾（Georges Dumezil）的大力推薦下，福柯被瑞典烏普薩拉大學聘為法語教師。在瑞典期間，福柯還兼任法國外交部設立的“法國之家”主任，因此，教學之外，他花了大量時間用於組織各種文化交流活動。在瑞典的3年時間裏，福柯開始動手撰寫博士論文。得益於烏普薩拉大學圖書館收藏的壹大批16世紀以來的醫學史檔案、書信和各種善本圖書，也得益於杜梅澤爾的不斷督促和幫助，當福柯離開瑞典時《瘋癲與非理智——古典時期的瘋癲史》已經基本完成。
1958年，由於感到教學和工作負擔過重對，福柯提出辭職，並於6月間回到巴黎。兩個月後，還是在杜梅澤爾的幫助下，同時也因為福柯在瑞典期間表現的出色組織能力，他被法國外交部任命為設在華沙大學內的法國文化中心主任。這年10月，福柯到達波蘭，不過他並沒有在那兒待太久，原因倒也富於戲劇性：他中了波蘭情報機關的美男記。福柯從很早時候起就是同性戀，對此他倒不加掩飾，就個人生活而言，這位老兄顯然夠得上“風流”的美名。然而50年代正是東西方冷戰正酣之時，兩方都在挖空心思的相互刺探。恰恰在1959年，法國駐波蘭大使館文化參贊告假，大使本已有心提拔福柯，便壹面讓他代行參贊職務，壹面行文報請正式任命。所以波蘭情報機構乘虛而入，風流成性的年輕哲學家合當中計。
離開波蘭後，福柯繼續他的海外之旅，這壹次是目的地是漢堡，仍然是法國文化中心主任。1960年2月，福柯在德國最終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這是壹本在厚度和深度上都同樣令人匝舌的大書：全書包括附錄和參考書目長達943頁，考察了自17世紀以來瘋癲和精神病觀念的流變，詳盡梳理了在造型藝術、文學和哲學中體現的瘋癲形象形成、轉變的過程及其對現代人的意義。按照慣例，申請國家博士學位的應該提交壹篇主論文和壹篇副論文，福柯因此決定翻譯康德的《實用人類學》並以壹篇導言作為副論文，雖然這壹導言從來沒有出版，但福柯研究者們發現，他後來成熟並反映於《詞與物》、《知識考古學》中的壹些重要概念和思想，在這篇論文中其實已經形成。
應福柯之請，他以前在亨利四世中學的哲學老師，時任巴黎高師校長的讓·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欣然同意作副論文的“研究導師”，並推薦著名科學史家、時為巴黎大學哲學系主任的喬治·岡奎萊姆（Georges Conguilhem）擔任他的主論文導師。後者對《瘋癲史》贊譽有加，並為他寫了如下評語“人們會看到這項研究的價值所在，鑒於福柯先生壹直關註自文藝復興時期至今精神病在造型藝術、文學和哲學中反映出來的向現代人提供的多種用途；鑒於他時而理順、時而又搞亂紛雜的阿莉阿德尼線團，他的論文融分析和綜合於壹爐，它的嚴謹，雖然讀起來不那麽輕松，但卻不失睿智之作……因此，我深信福柯先生的研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1] 1961年5月20日，福柯順利通過答辯，獲得文學博士學位。這篇論文也被評為當年哲學學科的最優秀論文，並頒發給作者壹枚銅牌。
詞與物書影
福柯畫像
還在福柯通過博士論文答辯以前，克萊蒙－費朗大學哲學系新任系主任維也曼在讀完《瘋癲史》手稿後，即致函尚遠在漢堡的作者，希望延聘他為教授。福柯欣然接受，並於1960年10月就任代理教授，1962年5月1日，克萊蒙-費朗大學正式升任福柯為哲學系正教授。在整個60年代，福柯的知名度隨著他著作和評論文章的發表而急劇上升：1963年《雷蒙·魯塞爾》和《臨床醫學的誕生》，1964年《尼采、弗洛伊德、馬克思》以及1966年引起極大反響的《詞與物》。
這部著作力圖構建壹種“人文科學考古學”，它“旨在測定在西方文化中，人的探索從何時開始，作為知識對象的人何時出現。” [1] 福柯使用“知識型”這壹新術語指稱特定時期知識產生、運動以及表達的深層框架。通過對文藝復興以來知識型轉變流動的考察，福柯指出，在各個時期的知識型之間存在深層斷裂。此外，由於語言學具有解構流淌於所有人文學科中語言的特殊功能，因此在人文科學研究中，語言學都處於壹個十分特殊的位置：透過對語言的研究，知識型從深藏之處顯現出來。這本書“妙語連珠，深奧晦澀，充滿智慧” [1]，然而就是這樣壹本十足的學術論著，甫經出版即成為供不應求的暢銷書：第壹版由法國最著名的伽利瑪出版社於1966年10月出版，印了3500冊，年底即告售磬，次年6月再版5000冊，7月：3000，9月：3500，11月：3500；67年3月：4000，11月：5000……，據說到80年代為止，《詞與物》僅在法國就印刷了逾10萬冊。對這本書的評價也同樣戲劇，評論意見幾乎截然二分，不是大加稱頌，就是憤然聲討，兩造的領軍人物也個個了得：被譽為“知識分子良心”的大哲學家薩特聲稱這本書“要建構壹種新的意識形態，即資產階級所能修築的抵禦馬克思主義的最後壹道堤壩”，法國***產黨的機關雜誌也連續發表批駁文章；不過更有意思的是，這壹次，天主教派的知識分子們同似乎該不***戴天的***產黨人們站到了同壹條戰線裏：雖然進攻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在反對這壹點上，兩派倒是心有期期。但福柯這壹方的陣容也毫不遜色：岡奎萊姆拍案而起，他於1967年發表長文痛斥“薩特壹夥”對《詞與物》的指責，並指出爭論的焦點其實並不在於意識形態，而在於福柯所開創的是壹條嶄新的思想系譜之路，這恰恰又是固守“人本主義”或“人道主義”的薩特等所不願意看到並樂意加以鏟除的。
不管怎樣，《詞與物》為福柯帶來了巨大聲望。不久，福柯又壹次離開了法國，前往突尼斯大學就任哲學教授。福柯在突尼斯度過了1968年5月運動的風潮。這是壹個“革命”的口號和行動時期遍及歐洲乃至世界的時期，突尼斯爆發了壹系列學生運動，福柯投身於其中，發揮了相當的影響。此後，他的身影和名字也壹再出現於法國國內壹次又壹次的遊行、抗議和請願書中。
68年5月事件促使法國教育行政當局反思舊大學制度的缺陷，並開始策劃改革之法。作為實驗，1968年10月間，新任教育部長艾德加·富爾決定在巴黎市郊的萬森森林興建壹座新大學，它將擁有充分的自由來實驗各種有關大學教育體制改革的新想法。福柯被任命為新學校的哲學系主任。但是，萬森很快就陷入無休止的學生罷課、與警察的臨街對峙乃至火爆沖突中，福柯的哲學系也在極左派的吵嚷聲中成為動亂根源。在萬森兩年，是使福柯感到筋疲力盡的兩年。
1972年12月2日，對福柯來講是壹個具有紀念意義的日子，這壹天，他走上了法蘭西學院高高的講壇，正式就任法蘭西學院思想體系史教授。進入法蘭西學院意味著達學術地位的顛峰：這是法國大學機構的“聖殿中的聖殿”。
70年代的福柯積極致力於各種社會運動，他運用自己的聲望支持旨在改善犯人人權狀況的運動，並親自發起“監獄情報組”以收集整理監獄制度日常運做的詳細過程；他在維護移民和難民權益的請願書上簽名；與薩特壹起出席聲援監獄暴動犯人的抗議遊行；冒著危險前往西班牙抗議獨裁者佛朗哥對政治犯的死刑判決……。所有這壹切都促使他深入思考權力的深層結構及由此而來的監禁、懲戒過程的運作問題。這些思考構成了他70年代最重要壹本著作的全部主題——《規訓與懲罰》。
福柯的最後壹部著作《性史》的第壹卷《求知意誌》在1976年12月出版，這部作品的目的是要探究性觀念在歷史中的變遷和發展。福柯對這部性的觀念史寄予厚望，並以務求完美的態度加以雕琢，大綱和草稿改了壹遍又壹遍，以至最終文本與最初計劃相差甚大。這又是壹部巨著，按照福柯最後的安排，全書分為四卷，分別為《求知遺誌》、《快感的享用》、《自我的呵護》、《肉欲的告贖》。可惜的是，作者永遠也看不到它出齊了，1984年6月25日，福柯因艾滋病在巴黎薩勒貝蒂爾醫院病逝，終年58歲。
福柯的死使法國上下震驚。***和國總理和教育部長稱“福柯之死奪走了當代最偉大的哲學家……凡是想理解20世紀後期現代性的人，都需要考慮福柯。”《世界報》、《解放報》、《晨報》、《新觀察家》等報刊相繼刊發大量紀念文章。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也紛紛發表紀念文字：年鑒學派大師費爾南·布羅代爾稱“法國失去了壹位當代最光彩奪目的思想家，壹位最慷慨大度的知識分子”；喬治·杜梅澤爾的紀念文章感人肺腑，老人老淚縱橫的談到以前常說的話“我去世時，米歇爾會給我寫訃告。”然而，事實無情，顛倒的預言更加使人悲從心來：“米歇爾·福柯棄我而去，使我感到失去很多東西，不僅失去了生活的色彩也失去了生活的內容。”
米歇爾·福柯（1926-1984）
6月29日上午，福柯的師長和親友在醫院舉行了遺體告別儀式，儀式上，由福柯的學生，哲學家吉爾·德勒茲宣讀悼文，這段話選自福柯最後的著作《快感的享用》，恰足以概括福柯終身追求和奮鬥的歷程，我也就用這段話來結束這篇為紀念福柯逝世18周年而做的短文吧：
“至於說是什麽激發著我，這個問題很簡單。我希望在某些人看來這壹簡單答案本身就足夠了。這個答案就是好奇心，這是指任何情況下都值得我們帶壹點固執地聽從其驅使得好奇心：它不是那種竭力吸收供人認識的東西的好奇心，而是那種能使我們超越自我的好奇心。說穿了，對知識的熱情，如果僅僅導致某種程度的學識的增長，而不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盡可能使求知者偏離自我的話，那這種熱情還有什麽價值可言？在人生中：如果人們進壹步觀察和思考，有些時候就絕對需要提出這樣的問題：了解人能否采取與自己原有的思維方式不同的方式思考，能否采取與自己原有的觀察方式不同的方式感知。……今天的哲學——我是指哲學活動——如果不是思想對自己的批判工作，那又是什麽呢？如果它不是致力於認識如何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以不同的方式思維，而是證明已經知道的東西，那麽它有什麽意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