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人會說，這個問題難道還值得壹提嗎？自然是白人歧視黑人和其它少數族裔。但是，很多美國白人卻認為，如果依照美國政府頒布的“肯定性行動”（AffirmativeAction）法案，如今在美國社會中遭受種族歧視之害的實際上是白人，而不是黑人和其它少數族裔。這個涉及到“反向歧視”（ReverseDescrimination）的復雜問題，正是轟動美國朝野的加利福尼亞州大學董事會訴艾倫?貝基壹案的緣起。
（壹）屢試不中的白人高才生
艾倫?貝基（AlanBakke）1941年生於佛羅裏達州，他父親是來自北歐挪威的移民，在郵局當搬運工。艾倫?貝基從小聰穎好學，成績出類拔萃，曾進入過全美中學生榮譽獎學金競賽的決賽。1959年，他考入明尼蘇達大學，主修機械工程。在大學期間，他的平均成績積分（GPA）為3．51。
大學畢業後，艾倫?貝基於1963年加入美國海軍陸戰隊，參加了侵略越南的戰爭。因在炮火連天的戰場上沈著機敏、作戰勇敢，他在四年的軍旅生涯中連升數級，晉升為上尉軍官。在越戰期間，因所在部隊傷亡慘重，艾倫?貝基初步萌發了當壹名醫生的誌向。
1967年艾倫?貝基退役後，在美國宇航局設在加州斯坦福大學附近的壹個高級研究中心當了壹名工程師。在中心工作期間，由宇航局出錢資助，艾倫?貝基考入斯坦福大學繼續深造，並獲得工程碩士學位。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艾倫?貝基逐漸意識到，自己今生的最大願望，是成為壹名醫生，奔赴血肉橫飛的戰場去搶救奄奄壹息的戰友。於是，他開始在工作之余攻讀醫學院預科課程，並著手復習準備醫學院入學考試（MCAT）。
誰都知道，美國的醫生和律師不是那麽好當的。首先，著名醫學院和法學院的學費極為昂貴。因學生畢業後收入較高，所以醫學院和法學院基本上不提供獎學金。其次，著名醫學院和法學院都有極低的錄取率和白熱化的競爭，考生的淘汰率和競爭的殘酷性，在某種程度上超過了中國大陸的高考。以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醫學院為例，該院1973年度只錄取100名學生，但考生總數卻高達2464人。
但是，艾倫?貝基卻恰好選中了加州大學醫學院作為重點報考院校之壹，其原因，可用加州居民評價本州大學的俏皮話來解釋：
“如果妳很會讀書，妳爹趁錢，就念斯坦福大學；
如果妳很會讀書，妳爹不趁錢，就念加州大學；
如果妳不會讀書，妳爹趁錢，就念南加州大學；
如果妳不會讀書，妳爹不趁錢，就念社區大學。”
這其中的秘訣是，由加州大學董事會管理的柏克利、洛杉磯、聖地亞哥、戴維斯等大學分校雖然名列全美著名學府，但與哈佛、耶魯、斯坦福等私立名校不同，加州大學所屬分校全都是公立大學。因公立大學有政府資助和補貼，所以學費比那些私立名牌大學要便宜得多。另外，像艾倫?貝基這樣在加州已居住兩年以上、依法交納州稅的居民，還會享受到本州學生大幅度減免學費的特殊待遇。
在以優秀成績結束醫學院預科課程後，艾倫?貝基又在醫學院入學考試中取得佳績。在考試的科學知識部份，他的正確率為97％；在語言能力部份，正確率為96％；在數學部份，正確率為94％。這個成績是非常出色的。
1972年底，艾倫?貝基向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醫學院正式提出了1973年度入學申請。沒想到，加州大學卻給誌在必得的艾倫?貝基吃了閉門羹。
照常理，以艾倫?貝基的GPA和MCAT成績、斯坦福大學碩士學歷以及綜合素質，他應當是壹個很有競爭力的學生。艾倫?貝基起初以為，自己名落孫山的原因可能是因年齡已超過了30歲。但是，艾倫?貝基後來卻從戴維斯分校學生事務辦公室助理彼得?斯托昂特那裏打探出了壹個令他大吃壹驚的內幕。原來，在醫學院當年100名的錄取名額中，有16個名額專門分配給了黑人和其它少數族裔的學生。更令人吃驚的是，在被錄取的16名少數族裔學生中，絕大多數人的GPA和MCAT成績遠遠不如自己。
艾倫?貝基得知錄取配額和不同的錄取標準壹事後非常惱火。他提筆給戴維斯分校錄取辦公室寫了壹封頗有政策水平的抱怨信。信中寫道：“為了滿足未來醫療健康事業的要求，醫學界需要最有能力和最有獻身精神的人才。我意識到，設置少數族裔錄取配額，是為了補償以往種族歧視的惡果。但是，這種照顧少數族裔的措施，實際上又開創了新的種族偏見。這不是壹個公正的解決辦法。”
壹通抱怨之後，1973年底艾倫?貝基向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醫學院提出了1974年度的入學申請。然而，艾倫?貝基得到的回復，仍然是壹劑不予錄取的苦藥。
該做的全都做了，還是進不了醫學院，原因竟然是膚色不夠黑。從小在宣揚“白人優越”的社會中長大的艾倫?貝基，這輩子還是第壹次碰到這種“顛倒黑白”的怪事。中國人遇到冤屈不平之事，可能會想到揍那個狗娘養的。美國人遇到冤屈不平之事，第壹個念頭就是訴那個狗娘養的。艾倫?貝基當然也不例外，他壹張狀紙把加州大學告到了法院，控告加州大學搞反向種族歧視，違反了美國憲法第14條修正案關於平等保護的條款
（二）左右為難的最高法院
在壹向標榜人人平等、公平競爭的美國社會，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醫學院為啥會為少數族裔申請人特別保留16個錄取名額呢？說來話長，這個特殊的照顧措施，實際上與美國政府頒布的“肯定性行動”法案直接有關。
“肯定性行動”這個名詞，最早源自民主黨總統肯尼迪於1961年簽署的總統第10925號行政命令。這個行政命令要求政府合同承包商采取肯定性行動，為少數族裔提供更多的雇傭機會。約翰遜總統執政後，聯邦政府頒布了壹系列包含範圍更為廣泛的“肯定性行動”法案，又稱為平等權益法案。簡而言之，“肯定性行動”實際上是壹項在1964年《民權法》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平等權益措施，目的是幫助在美國歷史上長期受到歧視的少數族裔和女性更快地改變在政治、經濟、教育和社會等方面的劣勢地位。具體地說，就是在求學、就業、頒發獎學金以及接受政府貸款和分配政府合同時，在競爭能力和資格基本相同或相近的情況下，黑人、印地安人、拉美裔和亞裔以及女性有被優先錄取、錄用或優先得到貸款和政府合同的權利。
素以保守著稱的***和黨尼克松總統執政後，在推行“肯定性行動”法案方面卻是更上壹層樓。後來曾在裏根政府擔任國務卿要職的舒爾茨，當年出任尼克松政府的勞工部長，此公在勞工部長任內，開創了引起極大爭議的硬性配額制度。聯邦勞工部規定，公立大學在招生時，必須招收壹定比例的少數族裔和女性學生，政府部門必須雇傭壹定比例的少數族裔和女性職員，壹定比例的政府商務或工程合同應當優先給予少數族裔和女性投標人。此外，凡是接受政府資助以及所有與政府簽訂商務或工程合同的私營企業，都必須提交壹份“肯定性行動”計劃，說明該企業打算在多長時間內使少數族裔和女性雇員達到壹定比例，否則合同免談。在美國這樣壹個以私營企業為主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是聯邦政府第壹次大規模幹預私營企業的內部經營，公開限制私營企業雇傭員工的自由權利。聯邦政府手頭有上萬億美元的商務和工程合同，是私營企業最大的客戶。所以，私營企業只有俯首聽命的份兒，壹點兒脾氣也不敢有。
在民權運動聲勢浩大的60年代，“肯定性行動”法案得到了全美公立高等院校的積極響應。美國大學校園歷來是自由化和激進化的大本營，而加州大學在60年代反對越戰、爭取平等權益的運動中，曾是全美鬧得最兇的大學之壹。在此背景下，戴維斯分校醫學院為了糾正種族歧視造成的危害和對少數族裔的不公正待遇，增加醫學院學生的多元性，為少數族裔樹立刻苦學習、奮鬥成材的榜樣，特別設立了優惠和照顧少數族裔申請人的錄取配額制度，結果引發了艾倫?貝基訴訟案。
1975年，地方法院對艾倫?貝基案做出判決，法官宣布加州大學設立的錄取配額制度違法，但並未判決戴維斯分校醫學院壹定要錄取刺兒頭艾倫?貝基。結果雙方都不滿意，繼續向加州最高法院上訴。1976年，加州最高法院判加州大學敗訴。但加州大學董事會不服，聘請曾在水門事件調查案中出任特別檢察官的哈佛大學教授考克斯為律師，於1978年把官司打到了聯邦最高法院。
艾倫?貝基壹案，實際上是給美國最高法院出了壹個極為棘手的大難題。原因很簡單，這個與“肯定性行動”有關的訴訟案所涉及的問題，並不是壹個單純的法律問題，而是壹個高度復雜的政治問題。種族問題歷來是美國政治中的定時炸彈，稍不留神就會在社會中心爆炸，引發空前嚴重的社會動亂。在中國，各種法律問題通常集中地表現為政治問題，但在美國，正如法國政治學家托克維爾壹百年前所言，各種政治問題通常集中地表現為法律訴訟。美國社會中這種政治問題法律化的獨特現象，令最高法院大法官傷透了腦筋。
在美國憲政史上，曾有過最高法院試圖用法律手段解決政治問題，結果卻引發社會動亂的前例。南北戰爭前，最高法院在1857年的司各特訴桑弗特案（Scottv。Sandford）做出了偏向南方奴隸制的判決，使國會已通過的旨在限制南方奴隸制擴張的密蘇裏妥協案因違憲而被取消。盡管從單純法律的角度看，最高法院對司各特案的判決無可厚非，但若從政治角度看，這壹判決激化了本來已尖銳對立的南北爭執，堵塞了以和平手段解決南方奴隸制問題的道路，堅定了南方各州依照憲法慣例捍衛奴隸制的決心，使北方和林肯總統處於“違法亂紀”的被動地位，對南北戰爭的爆發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惡劣作用，使美國陷入了壹場無法避免的南北大戰。司各特案壹向被後人認為是最高法院歷史上最糟糕的判例。
前車之鑒，使最高法院在審理這類“政治案”時不得不小心翼翼，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在艾倫?貝基案之前，壹位名叫馬科?德夫尼斯（MarcoDefunis）的白人學生早在1971年就已向“肯定性行動”發難。這位白人學生的法學院入學考試（LSAT）成績比已被華盛頓大學法學院錄取的大多數黑人學生高得多，但卻沒被錄取。壹氣之下，他便向地方法院控告華盛頓大學。地方法院於1971年判決華盛頓大學敗訴，馬科?德夫尼斯遂進入法學院學習。但華盛頓大學不服判決，繼續上訴，在1974年2月把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
可是，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是，老奸巨滑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們卻以馬科?德夫尼斯當年5月就將從法學院畢業，審理此案已無任何重大法律意義為由，拒絕對德夫尼斯案（Defunisv。Odegaard）做出判決。實際上，大法官們是找了個借口故意避開了這個政治難題，使堅決支持和激烈反對“肯定性行動”政策的兩派大為失望。可是，躲得了初壹躲不了十五，幾年後，艾倫?貝基案又打上門來，硬逼著左右為難的最高法院給個明確說法。美國朝野上下拭目以待，看最高法院如何對此案進行判決。
1978年6月，最高法院以五比四壹票之差對艾倫?貝基案做出了壹個在美國憲政史上非常罕見的雙重判決（DoubleDecision）。鮑威爾大法官主持的判決書包括兩個部份，第壹部份判決加州大學設立的錄取配額制度違反民權法，加州大學醫學院必須錄取艾倫?貝基；第二部份判決加州大學有權實行壹些使學生來源多元化的政策，在錄取新生時可以將種族作為壹個因素來考慮。這樣，最高法院壹方面判決加州大學依照“肯定性行動”政策設立的配額違法，壹方面又規定可以將種族作為升學申請的壹個因素，實質上又肯定了聯邦政府的“肯定性行動”政策。這個極為圓滑的雙重判決，對控方和訴方各打五十大板，使支持和反對“肯定性行動”的兩派暈頭轉向、無所適從。最高法院的判決雖然是法律決定，但對政治後果的慎重考慮，顯然對大法官們的判決產生了相當重要的影響。
（三）從體制歧視到“肯定行動”
在美國這樣壹個白人占多數和白人男性占據統治地位的社會，在升學和就業這兩個對人的壹生具有至關重要影響的問題上，由美國總統和聯邦政府出面頒布壹系列照顧黑人和其它少數民族的特殊政策和法案，絕不是偶然的。
美國是壹個由二百多個不同的種族、族裔、民族血統和文化傳統組成的移民國家，號稱是世界民族的大熔爐。但是，在美國歷史上，“民族大熔爐”的神話主要是對白人移民而言，而少數民族（主要是印第安人、黑人和亞裔等所謂“有色人種”）的美國經歷卻充滿了痛苦和辛酸。早期美國經濟的發展和繁榮，伴隨著對沒有還手能力的印第安土著居民的野蠻屠殺和對幾百萬黑人奴隸的殘酷奴役，制造了延續至今的種族矛盾和種族仇恨。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南北戰爭雖然摧毀了南方奴隸制，使被奴役長達兩個世紀之久的黑奴成為自由人。但是，南方各州利用美國的聯邦制民主體制以及白人占多數和政治、經濟力量強大的優勢，以合法的民主程序通過了壹系列種族隔離和歧視的法律，繼續剝奪黑人權利。1896年，美國最高法院在普萊西訴弗格森案（Plessyv．Ferguson）的判決中承認了南方種族隔離制度的合憲性，使黑人在南北戰爭之後又遭受了長達壹個世紀的合法歧視和迫害。應當提到的是，南方各州通過的種族隔離法律，同樣針對其它少數民族。南方州的種族隔離設施，只分白人和有色人種兩類。南方州的法律不僅禁止黑白通婚，而且還明文禁止亞裔（蒙古人種）與白人通婚，違法者將被判兩年以上徒刑。
美國社會對少數民族華裔的歧視同樣源遠流長。十九世紀下半葉，在以無數華工血汗和生命換來的美國橫貫大陸鐵路完工之後，受經濟蕭條影響，西部各州發生了白人大規模排斥和迫害華工的浪潮。為了爭取白人移民的選票，西部各州官員和議會議員無視美國憲法對個人權利的保護，紛紛采取了歧視華裔移民的立場，致使西部各州先後通過了排斥和歧視華工的州法。在排華浪潮之初，聯邦法院曾判決歧視華工的州法因不經正當程序剝奪個人權利而無效。但自1882年起，在西部各州參眾兩院議員的壓力和推動下，美國國會陸續頒布了壹系列排華法案，規定在美華人不得歸化為美國公民，禁止在海外回國探親的華人重返美國，後來乾脆全面禁止任何類型的中國移民。南北戰爭後，昔日的黑奴已依法歸化為美國公民，但勢單力孤的華裔移民卻淪落到終生不得歸化為美國公民和回國探親後無法重返美國的悲慘境地。美國國會當年通過的排華法案，堪稱美國憲政史上最明目張膽的種族歧視法律。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和確立社會公正的呼聲日益高漲。1954年，美國最高法院終於在布朗訴教委案（Brownv．Topeka教委）的裁決中推翻了“隔離但平等”原則，判決南方州的種族隔離教育體制違憲。可是，南方各州對布朗案的判決進行了大規模的抵制。在布朗案判決宣布十年後，南方十壹個州中只有2％的黑人學生真正進入黑白合校的學校學習。為了對付南方州對布朗案判決的抵制，聯邦政府不得不多次出動軍隊保護黑人學生進入南方州公立大學讀書。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為了徹底推翻南方州的種族隔離制度，美國黑人開展壹場驚天地泣鬼神的民權運動。這場運動得到了新聞媒體的同情和積極聲援，全美各大電視臺經常臨時中斷正常節目，實況轉播南方州警察對黑人示威群眾施暴的場面。在電視和報刊等新聞媒體不斷出現的黑人大規模示威和警察施暴的場景震撼了全美各界和整個國際社會，北方各州的白人紛紛集會示威，要求聯邦政府和國會立刻出面幹預，廢除南方的種族隔離制度。在社會局勢有可能失控和民權運動有可能轉向大規模暴力的巨大壓力下，美國國會終於先後在1964、1965和1968年通過了三個被統稱為“第二次解放黑奴宣言”的民權法案，從法律上徹底結束了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制度。
民權法案的通過雖然使黑人在法律上獲得了平等地位，但要完全鏟除種族歧視遺留的惡果，實現真正意義的種族平等，卻絕非易事。種族歧視給美國黑人造成的惡果固然多不勝數，但其中以黑人在教育領域的落後所造成的嚴重後果貽害最大。與千百萬懷著“美國夢”來到新大陸尋求更好生活的各國移民不壹樣，美國黑人是被枷鎖和鐐銬捆綁到新大陸來的奴隸。數百萬黑奴來自非洲的十幾個國家、數百個部落，操數百種不同的部落語言，文化和受教育程度本來就很低。在長達兩個世紀的奴役和苦難生活中，黑奴被徹底剝奪了受教育權利，甚至連《聖經》都被禁止閱讀。白人種植園主知道，壹旦黑奴讀書識字，通曉了“人生而平等”的道理，奴隸制的末日就將來臨。南北戰爭之後，黑人雖然名義上獲得了自由，但在教育和社會各個領域中繼續遭受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之害，致使相當多的黑人處於貧困和愚昧的深淵之中。
美國最高法院首位黑人大法官瑟古德?馬歇爾（ThurgoodMarshall，任期1967－1991年）在艾倫?貝基案的意見書中壹針見血地指出：“美國黑人的經歷與其它族裔群體的差別不是程度上的，而是本質上。”美國黑人長期以來處於受奴役和被歧視的境地，被排斥在美國主流社會之外。當黑人終於爭取到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之後，面臨的是高科技和高度競爭的現代社會的挑戰。美國主流社會標榜所謂“人生而平等”原則，推崇憑借個人奮鬥和競爭去爭取成功，但這種價值觀忽視了因歷史原因造成的巨大不平等。就好像是讓壹個鐐銬乍除、遍體鱗傷的普通人與壹個訓練有素、身強力壯的運動員站在同壹起跑線上，按照同樣的規則在田徑場上競爭壹樣。這種表面上的平等競爭完全掩蓋了實質上的不平等。
1965年6月，以提出建設“偉大社會”和“公平施政”口號著稱的約翰遜總統在由黑人創辦的哈沃德大學（HowardU．）應屆畢業生結業典禮上發表講話，強調黑人僅僅爭取到法律上的平等競爭地位是不夠的，聯邦政府應采取特殊措施對少數民族予以幫助，以求達到實質意義上平等競爭的最終目標。約翰遜總統的這次講話，是第壹次公開宣布聯邦政府應對少數民族予以特殊照顧和優惠，在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種族平等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壹步。這種特殊照顧政策的實質，是要求美國社會的強勢群體做出讓步，在激烈的自由競爭起跑線上，允許弱勢群體在比賽正式開始之前，先跑上壹段路，借此改變因歷史原因造成的競爭起點極度不平等的不公正現象，達到種族和諧和社會公正的最終結果。
總之，以“肯定性行動”政策為核心的平權法案，實際上是由聯邦政府出面充任種族關系協調人這種費力不討好的角色，通過向黑人等少數民族提供更多的提升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機會的政策，補償幾百年來對黑人和其它少數民族的奴役和體制性歧視造成的傷害，糾正美國社會各領域中令現代文明社會深感恥辱和難堪的種族歧視現象，鏟除種族歧視遺留的惡果，潤滑美國社會緊張的種族關系，調整各種族之間的矛盾和利益沖突，推動美國社會向更公正的方向發展。這種政策不是壹個修改美國社會中競爭規則的永久性的法律規範，而是對以往受到歧視的少數民族和婦女等弱勢群體的利益予以補償，是壹種具有補償性和暫時性的民族政策。
在壹個由多數人選票決定壹切的民主社會，多數人在多數情況下能夠維護自身的利益，而少數人在多數情況下則很難保護自身的利益。然而，民主制度的真諦，卻恰恰在於容納和保護少數人。建國二百多年以來，美國社會從種族奴役走向解放奴隸，從種族隔離走向民權運動，從法律上廢除種族隔離走向對少數民族利益的刻意維護。尤其是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由於黑人民權運動的壓力以及最高法院和聯邦最高行政部門的幹預，壹系列優先照顧少數族裔、婦女和殘疾人等弱勢群體的政策和法案終於在美國這樣壹個白人占多數的國家得到通過，這不能不說是壹個偉大的歷史性進步。
（四）規則不平等與反向歧視
但是，從嚴格意義的法律角度看，“肯定性行動”政策是壹項“不平等”的政策。壹般來說，人類社會的平等可分為三種，壹種是起點平等，壹種是規則平等，壹種是結果平等。歷史證明，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起點平等和結果平等是不可能的，唯壹可以做到的，只能是規則平等。但是，“肯定性行動”政策卻對競賽場上規則平等的原則進行了暫時性的修改。
對聯邦政府行政部門而言，為了糾正以前種族歧視的弊端，緩和社會矛盾，在壹定歷史時期之內，實質平等和社會公正的原則可以暫時高於規則平等的原則。“肯定性行動”政策的壹個主要特點，正是不拘泥於規則平等原則，以壹種矯枉過正的特殊形式對弱勢群體的利益予以補償和照顧，以求達到起點平等公平競爭的最終結果。
可是，由於規則不平等，盡管願望良好，理由充足，但結果實際上卻是對白人的體制性反向歧視，使白人不得不在社會生存競爭的競賽場上為“祖宗造的孽”付出沈重代價。從就業角度看，美國是壹個始終存在失業率的國家，無論申請哪壹個層次的工作，都會面臨激烈的競爭。從升學角度看，壹個學生能否能被著名法學院或醫學院錄取，往往會決定其壹生命運的興衰榮辱。從商業角度看，能否爭得政府部門的商業和工程合同，常常關系到壹家企業或公司的生死存亡。然而，根據“肯定性行動”政策，白人不僅在能力和成績相同或相近的情況下必輸無疑，而且在能力和成績明顯高於少數族裔時也有可能敗下陣來。
從大學入學統計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1992年度被錄取的黑人學生的全國高中統考SAT成績，比被錄取的其它族裔學生的SAT平均成績低228分。從政府合同分配看，根據1977年頒布的《聯邦公***工作就業法》規定，至少10％的聯邦公***工程項目撥款應保留給少數族裔企業。1980年最高法院在符利洛夫訴克盧茨尼克案（Fullilovev。Klutznik）以6比3三票之差裁決這項聯邦法案並不違憲，因為這是壹個改正以前對少數族裔企業在投標政府合同時受到不公正對待的補償措施。
“肯定性行動”政策的另壹個飽受指責之處是，它可能會使無辜者承擔補償政策所造成的不良後果，也會使壹些從未受到過種族歧視傷害的人憑空獲益。與其它壹些社會救濟、福利等方面的公***政策不同，“肯定性行動”是壹項單純以族裔、膚色和性別作為施行照顧措施標準的“壹刀切”政策。只要妳是少數族裔或女性，而不管是什麽樣的少數族裔或女性，妳都可以在競爭中受到若幹照顧。相反，只要妳是白人，而不管是什麽樣的白人，那妳就成了天生的倒黴蛋，再受歧視也沒人心疼。
比如，壹位黑人富商是20世紀90年代從南非移居美國的投資移民，其遠祖與幾百年前被販賣到北美的黑奴根本不沾邊。而壹位白人工人是居住在北方賓西法尼亞州的愛爾蘭移民後裔，其祖先在美國獨立戰爭結束後移民美國，在南北戰爭時曾參加北軍為維護國家完整和和廢除奴隸制而戰，其家族成員壹直是廢奴和民權運動的支持者。另外，由於賓州早在獨立戰爭結束之前就已立法禁止奴隸制，所以這位白人工人家族史上沒有任何人曾奴役過黑奴。可是，在申請進入賓州州立大學醫學院的競爭中，盡管白人工人家族世代在賓州居住並以稅金的形式向聯邦、州政府和州立大學交納了大量金錢，盡管白人工人的兒子勤奮努力，品學兼優，考試成績和綜合能力高於黑人富商的女兒，但他仍然有可能在入學競爭中輸給新來乍到的黑人富商的女兒。這種只問膚色性別，缺乏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政策顯然是極不公平的。
此外，美國社會中的“少數族裔”並非鐵板壹塊，各少數族裔之間的情況千差萬別，“肯定性行動”政策對各族裔在不同領域中所造成的影響也不盡相同，其中尤以亞裔在教育領域的情況比較特殊。亞裔移民主要由華裔、印度裔、韓裔、日裔和越南裔等組成。由於黑人民權運動的壓力和推動，美國國會1965年頒布的《移民法》對以前設立的對有色人種帶有歧視性的條款和定額進行了修正。如今美籍亞裔移民的主體，主要是受惠於1965年和1992年移民法移居美國的高科技人才。據統計，絕大多數亞裔技術移民在原住國已受過高水準的高等教育，很多人是千挑萬選後赴美留學的科技精英，擁有遠遠高於原住國公民平均教育水準之上的高級學位和綜合能力。這是其它少數族裔難以比擬的。
由於自身受教育起點較高，又有重視子女教育的文化背景，所以如果在高等院校廢除“肯定性行動”政策，利益受損的主要是基礎差、起點低的黑人和拉美裔，而亞裔卻會因取消族裔比例限制而獲益。但是，美籍華人、前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校長田長霖博士認為，廢除“肯定性行動”政策盡管從申請大學這壹點看對亞裔有利，但若從政治和經濟等更廣闊的背景看，則將造成亞裔的劣勢。亞裔基本上是60年代民權運動的旁觀者，但卻“免費搭車”成為民權運動歷史性成果的最大受益者之壹。如果亞裔在維護“肯定性行動”政策這種涉及少數族裔整體利益的重大問題上鼠目寸光，將有可能會對亞裔未來的政治和經濟地位造成不良影響。
加州大學董事會的黑人董事沃爾德?康納利（WardConnerly）認為，“肯定性行動”政策其實只是為已經進入上流社會權勢階層的壹小部份黑人和白人女性提供了進壹步高升的特殊方便。此外，這項政策中的壹些特殊照顧措施，實際上等於公開宣布少數族裔根本無力憑真本事與白人進行真槍實刀的競爭，只能靠族裔和膚色占盡先機，這實質上是對少數族裔的貶低。這類指責如今在美國已成為壹個非常敏感的政治問題。2001年5月，美國亞裔商會代表在白宮拜見小布什總統時，感謝小布什提拔華裔趙小蘭和日裔峰田出任內閣部長。小布什當即嚴肅地回答，趙小蘭和峰田入閣完全是因出類拔萃的能力和品德，與族裔背景根本沒有任何關系。美國和世界各國的新聞媒體總愛說小布什總統腦袋缺根筋兒，既不懂外交也不懂內政，其實未必如此。如果小布什總統當時稀裏糊塗地順著亞裔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