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黨校教授、博士生導師 趙長茂?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實行低工資、高就業政策，表面上人人有活兒幹，實際上大量的過剩勞動力以隱性失業形式存在。改革開放以後，隨著經濟體制的不斷轉換，隱性失業逐步顯性化，進入上世紀90年代，失業壓力明顯加大。1992年，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2.3%，2002年達到4%，2003年上升到4.3%，2004年預期失業率為4.7%。
失業率的不斷攀升，使我國面臨空前的就業壓力。大量失業人口的存在，不僅意味著人力資源的浪費，而且會給個人、家庭和社會帶來痛苦，產生多方面的消極影響，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所以，在西方經濟學中，失業率被稱作“痛苦指數”。
需要指出的是，用西方發達國家的標準來衡量，我國目前的失業率並不算高，可為什麽說我國就業壓力巨大呢？要說清楚這個問題，必須先弄清我國失業率的特定內涵。首先，我國政府向社會公布的失業率，是城鎮登記失業率。既然是“城鎮” 失業率，就不反映農村的失業問題，就是說它只反映我國壹部分失業問題，而西方國家公布的失業率是既包括城鎮又包括農村的全社會失業率；所謂“登記”失業，是指非農業戶口，在壹定勞動年齡內，有勞動能力，要求就業而無業，並在當地就業服務機構進行求職登記的人員，如果無業，但沒登記，就統計不進去。西方國家公布的失業率是調查失業率，而調查失業率的真實性高於登記失業率。其次，我國失業統計的年齡上限過低。我國規定，失業登記的年齡範圍是男16~50歲，女16~45歲，而職工退休年齡規定為男60歲，女55歲。國外通常對失業者只規定年齡下限，退休以後繼續尋找工作但找不到工作的，仍計算為失業人口。再次，我國把下崗與失業區分開來，下崗不算失業，下崗人員不進入失業統計，而2003年我國下崗人數達600多萬人。
中國的失業率到底多高？
中社科院勞動就業專家馮蘭瑞教授
2003中國失業率接近30%?記者（以下簡稱記）您的那個中國失業率27·78%的數字已經夠嚇人的了。妳提出的中國第三次失業高峰目前過去了嗎？
馮蘭瑞（以下簡稱馮）：當前中國的第三次失業高峰並沒有過去。我指的是公開失業、隱性失業和農民失業。我現在說不出這方面的具體的數字，2001、2002這兩年達到了失業的最高峰。
記：十六大說，現在中國就業情況已經非常好了，有壹千多萬的下崗職工重新上崗了，而且，統計局的城鎮登記失業率4%。
馮：我的那篇文章妳看過嗎。我說城鎮登記失業率是不科學的，不全面的，第壹個，它把農村拋開了，光搞城鎮；第二，只統計去登記的失業人員，沒有去登記的沒有，沒有合同單位的不算，去登記的只有很少數的那麽幾個人。有的人失業後不壹定去登記，甚至有人都不知道到那裏去登記，這是勞動保障體制不健全所造成的。實事是，2002年雖然有1000多萬失業者重新找到了工作，但失業者卻比就業者多得多，同時，還新增加了許多勞動力，比如中等、高等教育的畢業生和年齡達到十八歲者，農村中失去土地的勞動力。
我們經常看到國家媒體上發表這方面的文章，但是，我國的準確失業率都不是很清楚。
記：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是不是失業率也要相對的高壹些呢？
馮：這種說法也是不科學。
記：您認為現在比第三次失業高峰時的27·78%還高，有這方面的依據嗎？
馮：當然有根據。沒有任何材料證明中國第三次失業高峰過去了。當前中國的失業率缺少壹個公正的、客觀的和科學的評價。現在我還不能得到這方面的準確數字，可能很少人能拿不到這個數字。城市的隱性失業率，大量農民的失業率都沒有壹個準確的數字。
記：能否達到30%？妳說的比從前預測的還要高，是不是接近了30%。
馮：我的統計方法是包括公開和隱性失業。現在有的地方下崗安置辦還沒撤，下崗辦準備搞三年的，現在已經五年了。
中國經濟減速論?2003-9-2
中國城市失業人數急劇增加將嚴重制約中國經濟增長。中國勞動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根據對國內學者和官員的問卷調查，認為我國城鎮實際失業率達到7%，近兩年有增加的趨勢。其中，官員的估計較低(接近6%)，學者的估計較高(高於8%)；而中國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估計2001年的真實失業率會突破9%；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根據抽樣調查並綜合有關數據推算，90年代中期以來，城鎮真實失業率在10%以上，其中1997年和1998年的真實失業率達13%至15%。
美國卡托研究所的中國問題專家多恩估計，到2002年底，中國城市和農村的總失業率可能達到10%，失業人數在3000萬至4000萬之間。其中，農村的失業率在10%至15%之間。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程曉農博士估計，中國城市的實際失業率達到20%，失業人數約有4000萬至5000萬人，他認為，我國內地中小城市的失業率都在30%以上。
中國失業率的統計口徑及壹點觀點
從比較粗糙的角度來看，中國城鎮失業率的計算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不足：
1、沒有將農村納入，因為農村中存在巨大的隱性失業，所以中國的估算很大的低估了。
2、僅考慮有城市戶口，沒有將廣大在城市中工作而沒有戶口的流動人口統計進來，這樣就很大的高估了
3、沒有將各國有企業中名義上沒有工作而實際上失業的下崗職工統計進來，這樣就低估了，在中國的統計數據中下崗均未包括在失業部分之中（其實我覺得這樣統計比較諷刺，下崗和失業有什麽區別嘛？）
以上三點是與西方不同之處
4、沒有將自我雇傭、家庭勞動者、地下勞動者和臨時工作（part time job, not temporarily）這壹部分包括進來，這樣就高估了。
第四點在西方的統計中也沒有包括進來，但是考慮到中國處於轉型期間，所以這壹部分在比率上可能大大高於西方市場經濟，
目前中國對第四部分沒有壹個直接的統計數據，而是首先估算中國的地下經濟和家庭經濟的規模，然後再估算可能的雇傭比例，但是這樣通過幾次反復的估算是否還具有準確性，我表示很懷疑！
我個人對目前中國的失業狀況的觀點是：從整體上說，中國的就業率應該是遠遠高過OECD國家，雖然在很多方面低估了中國的失業率，但是同時在很多方面也高估了中國的失業率，而且所謂的就業彈性降低，我個人認為，在受到巨大的技術沖擊時，結構性調整時不可避免的，但是中國在經歷過二十多年的漸進性改革之後，中國調整的速度也越來越快，越來越好，gdp對就業的拉動效應是就業增長的基礎和主要動力。
所謂中國的就業問題我認為主要是在三個方面：
第壹：為什麽中國的失業率稍稍上升，社會的敏感度迅速提供呢？不是失業機制的作用，而是社會保障政策的滯後，毫無疑問，與oecd國家相比，中國的就業率還是屬於壹種良性循環過程。
第二：統計工作的滯後，本來中國的統計工作剛剛起步，而這時正是中國就業結構性調整非常動蕩的時期，這樣對統計工作提出了更大的挑戰，所以在沒有確實數據的前提下，各種各樣的，好的壞的，失業率都計算出來了
第三：中國的失業問題不是屬於失業率高，至少重點不在於失業率高，而在於失業持續期間太長，其實很多人已經屬於dropout的部分了，而正是這壹部分是中國目前最頭痛的問題，解決這壹問題主要在兩個方面，壹個是福利保障系統的完善，壹種是active labor policy，作為壹個只有二十多年市場經驗的國家，這是壹個強大的挑戰，美國的失業率比中國高多了，但是他的失業率主要體現在短期失業上面，美國每個月能夠處理500萬個失業再重新就業，這樣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匹配效率就遠遠低於美國，這才是問題所在。
澳大利亞中國新移民 平均失業率百分之五點九? 2003-10-16
澳大利亞聯邦統計局發布的最新統計數字顯示，最近由亞洲抵境的新移民在澳就業情況嚴峻，來自中國的新移民的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十五點八。
澳大利亞聯邦統計局稱，所謂最近抵境者，乃指由壹九九六年以來到達澳大利亞的新移民。據部分移民社區反映，這部分人尋找工作較其他人更為困難。
這項關於新移民就業情況的最新統計數字反映，澳大利亞新移民的平均失業率為百分之五點九，總體上要比澳大利亞本土出生的人的失業率百分之五點五要高。
不過，來自不同國家的移民的失業率相差很大。其中失業率最高的是來自北非和中東的移民，失業率達百分之三十。失業率最低的是來自英國和愛爾蘭的移民，失業率為百分之三點四。
來自北亞的新移民失業率為百分之十三點八，而就業參與率最低的是來自東北亞的新移民。
移民不足5年 失業率達30%
會上該機構公布了壹份名為“建設未來勞動力”（Building Our Future Workforce）的報告，引述了不同報告的數字。
報告指出 到加國不足5年時間的新移民，失業率較本地出生的人士高，新移民整體失業率達30%，而25至44歲主要工作年齡組別中，新移民的失業率達12.1%，本地出生同齡人士失業率為6.4%，顯示此年齡組別中，新移民失業率比土生者高出近—倍。
很多移民到來前，當中有約30%在原居地是任職專業、行政及管理工作，但到來後僅有約10%可以再次擔任同類工作，更有高達73%的移民，稱原來的學歷不被承認。新移民賺取的薪金也較土生人士為低，女性新移民的情況尤其明顯。
我國處於社會轉型期，社會結構正發生改變，社會矛盾呈現上升趨勢，社會沖突日益顯性化，給改革和發展帶來不和諧和不穩定因素。壹個社會應該保持開放、靈活、包容的狀態，通過可控制的、合法的、制度化的機制，讓各種社會緊張得以釋放，社會訴求得以回應，社會沖突得以消解。及時化解社會矛盾，尋求解決方案，設立化解社會危機的“安全閥”，對於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僅僅從現象來看，可以說，當前是我國各類社會矛盾比較集中的爆發期。農民失地、城市貧困、勞資糾紛、大學生就業難、群體性上訪事件增多、礦難事故頻繁、艾滋病發病率上升、毒品泛濫等等。在社會領域存在的種種問題，已經開始影響到經濟的健康發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部部長丁寧寧說，這些問題是在亞洲金融危機以後顯現出來的，是市場體制改革推向縱深的結果。他強調，中央處理社會問題的方針從“兩個確保”，上升到“五個統籌”，繼而提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其核心是註重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為緩解各類社會矛盾明確了方向。
他認為，目前中國社會領域影響最大且將長期起作用的問題有三個：就業、收入差距和社會保障。就業是個人和家庭謀生的基本手段，也有利於防止個人遊離於社會之外。必要的收入差距可以提高微觀組織的運行效率，收入差距過大則不僅違反公平原則，而且使部分社會成員的生活陷入困境。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保障體系是維護社會公正、緩解社會矛盾的重要措施和最後壹道防線。
就業困難不容低估
中國經濟時報：我們感覺，目前就業之難幾乎顯現在各個行業和各類人群，連不少寒窗十余載的大學生畢業生們也求職無門。這種現象在五年前、十年前出現過嗎？
丁寧寧：這和改革開放初期有很大不同。就業困難是所有國家現代化過程中都難以避免的現象，中國人口增長先於工業化的國情加重了這壹危機。導致當前以及未來壹段時期就業困難的因素來自三個方面：首先是勞動適齡人口居高不下。根據測算，雖然2010年以後，我們勞動適齡人口數量將會緩慢下降，但勞動適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依然很大；其次是城市化過程中，每年都有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地區尋找工作，加劇了初級勞動力市場的總量過剩；第三是高速工業化過程中，產業、經濟結構不斷調整，帶來了中、高級勞動力市場的結構矛盾。這三個因素在2020年以前不會發生根本的改變。至於大學生就業難，除了勞動適齡人口增加外，和教育體制改革中存在的問題有直接關系。
中國經濟時報：應該說，保持壹定的失業率是市場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轉形態，也有利於人才競爭，從而提高社會的勞動生產率。只是我們的失業、半失業人口過多。
丁寧寧：就業是工業文明出現以來，困擾人類社會的壹個歷史性難題。直到上個世紀60年代出生率下降以後，西方各國失業問題才有所緩解。在大量勞動力已經轉移到第三產業的情況下，西方後工業社會依然存在大量的失業者。直到今天，就業還是西方政治家競選中的主要話題。
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曾經實現了比較充分的就業，但那是以犧牲經濟效率和個人自由為代價的。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邁進的時候，我們應當註意到：充分就業是西方市場經濟國家長期沒有解決的問題。失業後備軍的存在，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的重要前提。近代以來的所謂工業化、現代化，本質上就是壹個資本、技術不斷替代勞動力的過程，是壹個在物質生產領域不斷減少就業的過程。
我國當前面臨的就業問題，要比西方世界歷史上困難得多。19世紀的整個歐洲?包括俄羅斯西部?人口不到2億人。我們改革開放初期，人口已經超過了10億。雖然經濟保持高速發展，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每年都增加幾百萬個工作崗位；卻仍然無法滿足城市新增勞動力的就業需要。加之包產到戶以後，大量的農村富余勞動力流入城市。其結果是：勞動力市場的總量過剩與結構矛盾並存。近期內無論采取什麽樣的就業促進政策，也無法實現西方經濟學意義上的充分就業。
中國經濟時報：依您的分析，解決就業困難，目前能做些什麽？
丁寧寧：除了進壹步掃除農民工進城務工的障礙，增加城市勞動力市場的透明度，加快全國就業服務中心的信息聯網，為失業人員提供免費的再就業培訓服務外，還應當把政策著力點放在提高勞動者的就業能力和就業質量上。可以將普及義務教育作為長期性的就業促進政策，同時鼓勵已就業人員參加繼續教育和在職培訓。鑒於失業問題將會長期存在，失業保險制度在經濟上的困難會越來越大，建議把“雇主賠償＋社會救助”作為今後處理失業問題的基本政策出發點。以保證失業者家庭的基本生活，使其不要對未來失去信心和希望。
收入差距擴大威脅社會穩定
中國經濟時報：“弱勢群體”是近幾年出現的壹個新名詞，它與“精英階層”相對應，這兩類人群不單是社會地位、政治權利、話語權不同，關鍵是持有的財富有著天壤之別。多數學者認為，目前我國收入差距拉大是不爭的事實。您認為，這壹趨勢還會愈演愈烈嗎？
丁寧寧：在目前的體制框架下，收入差距還會繼續擴大，而且可能對社會的穩定造成威脅。中國是壹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客觀上存在較大的地區差別和城鄉差別。因此，不能簡單地根據基尼系數超過了0．4就認為社會不穩定了。但是9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國內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地區之間和城鄉之間原有的人口流動障礙的不斷消除，大量的失業人口向城市地區集中；加之城市社會保障體系的覆蓋面過低，收入差距擴大對社會穩定的威脅，逐漸成為各級政府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
改革開放之初的80年代，拉開收入差距是提高微觀經濟效率的重要措施。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城市推行工資加獎金的物質刺激政策。但由於社會上的絕大多數成員或多或少地分享到改革開放的成果，當時的收入差距擴大並沒有影響社會的穩定。9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經濟市場化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其中特別值得關註的是分配領域的兩頭，即與官員腐敗相聯系的非法高收入問題，以及城市和農村中低收入群體的赤貧化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老百姓的公民權利和民主意識大大提高。腐敗官員及其同夥的非法高收入，動搖了群眾對黨的信任，威脅到政府的執政能力。因此，必須提高政府決策的透明度，堵塞各類非法收入的渠道，堅決打擊官員中的腐敗行為。同時鼓勵高收入者擴大投資和捐助社會公益事業，並對其消費行為進行必要的引導。
底層民眾的生存問題，關系到整個社會基礎的穩定。近年來相當壹部分底層群眾的收入不僅沒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政府對此是不能掉以輕心的。因此，在目前“兩個確保”的基礎上，必須盡快將城市低收入階層納入社會救助體系。包括失去收入來源的下崗失業人員、滯留城市的農民工等。此外，過去農村的“五保戶”政策，要逐漸轉變為政府出資的、規範化的社會救助制度。
政府要承擔社保的經濟責任
中國經濟時報：解決兩極分化的可行辦法是盡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丁寧寧：社會保障是改革開放中首先進入政府視野的社會問題。但我們在社會保障體制改革中不僅忽視了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村居民；城市戶籍人口也只覆蓋了不到壹半，且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保險之間的發展也很不平衡。
農村“包產到戶”以後，隨著集體經濟的衰落，農村原有的保障體系迅速瓦解。財政“分竈吃飯”以後，社會統籌變成了地方統籌，落後地區的社會保障制度很快陷入了困境。在這種情況下，僅僅根據80年代西方經濟學界的壹些設想，來設計中國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目標，只能使上述局面進壹步惡化。那種過分強調以繳費為基礎的社會保險方式，恰恰把最需要救助的弱勢群體排斥在外；在強制性的基本?養老、醫療?保險中引入個人賬戶，不僅削弱了必要的“社會***濟”，也混淆了政府和個人的責任。
中國經濟時報：怎樣建立壹個低水平、廣覆蓋的社會保障體系？
丁寧寧：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保障體制，壹般包括三個組成部分：政府財政出錢的社會救助（福利政策）、以繳費為基礎的強制性社會保險（基本保險）、享受政府優惠政策的自願補充保險。最後壹部分?補充保險?可以充分發揮市場作用。中間部分?基本保險?是基於市場原則，政府強制執行。第壹部分?福利政策?則主要是政府的責任。在失業率居高不下，收入差距難以縮小的情況下，改革的首要問題，是政府要承擔，而不是推卸自己在社會保障問題上的經濟責任。
我認為，政府可做的是，在“兩個確保”的基礎上，將失業保險與社會救助並軌，建立以政府稅收為基礎的、覆蓋城鄉絕大多數居民的社會救助制度。在加強城鄉疾病防疫體系建設的基礎上，建立以政府財政為依托的城鄉公***衛生服務及醫療救助體系。在政府承擔已退休人員社會保障責任的基礎上，降低基本養老保險的繳費率，把覆蓋面擴大到城市所有的工薪收入者。政府出臺稅務優惠措施，鼓勵工薪收入者參與補充養老保險計劃，可以把過去試點中的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轉為補充養老保險賬戶。在所有雇用臨時工的單位推行強制性的工傷保險。
社會問題的復雜性在於：任何壹個突發事件，都有可能把潛在的社會矛盾引發出來，威脅整個社會的安定。各級政府固然需要建立起自己的危機處理機制，但更重要的是加強調查研究，及早發現問題，防患於未然。所謂建立危機處理機制，並不是要重新設立壹個什麽應急事件委員會之類的政府臨時機構，而是要明確突發事件情況下，各個政府機構之間的分工、責任和工作程序，以減少突發事件帶來的損失和對經濟、社會生活的負面影響。從根本上講，政府面對突發事件的危機處理能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常設機構官員的素質和工作效率。
二戰以後，西方國家之所以沒有發生大的社會危機，是因為社會保障制度的確立增加了每壹個公民的歸屬感。在恢復社會信用和增加公民歸屬感問題上，老年人要比年輕壹代有更大的影響力。因此，決不能為了減輕現政府的財政負擔，而拒絕兌現以前政府的社會保障承諾。否則就會付出政府信譽降低的代價。近年來各地區拖欠退休幹部、職工醫療費的問題，已經引發了職工對醫療保障體制改革的不滿，降低了民眾對各級政府的信任。今後不管社會保障制度如何改革，都應當保證已退休人員原來享有的待遇水平不降低。這是老百姓對新制度建立信心的基礎。
中國經濟時報：在您看來，社會的穩定除了取決於政府面對突發事件的危機處理能力，還有哪些因素？
丁寧寧：長遠來看，社會的穩定取決於各階層之間流動機制的暢通。中國歷史上之所以能夠維持較長時間的穩定，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教育觀念上的平等和“宰相出於青衣”的制度設計。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雖然戶籍制度隔離了城鄉居民，但招工、考大學、當兵提幹，還是給農村青年開放了壹條進城的路。市場經濟本來是強調“機會均等”的，但近年來城市中小學對農民工子女的入學歧視，以及大學以改革的名義大幅度提高學費，則斷了農村貧困家庭子女的大學夢，堵塞了正常的社會流動渠道。此類錯誤政策應當及時糾正。我們的社會政策應當順應歷史潮流，不要讓底層民眾喪失改變其子女社會地位的希望。(記者柏晶偉) 中國經濟時報
在西方經濟學裏，“需求”包括兩方面的意思：壹是購買願望，二是購買能力，缺壹不可。國外使用工資能買房、買車和出國旅遊。除了工資高外，整個的社會保障體系很健全。而國內工資只有國外的幾分之壹甚至幾十分之壹，如果必須從別的地方“來錢”，或者灰色、甚至黑色，這種擴大“內需”的方式是需要認真考慮的。
另外，中國目前的失業問題也是限制“內需”的壹個重要因素，應當引起嚴重關註。阿根廷騷亂的教訓，有人認為是“償還外債的能力不足”，有人認為是“金融體系”有問題，聯系匯率制限制了比索。我認為都沒有打中要害。這種騷亂的根源就是貧富問題。許多搶東西的人手裏拿的是吃的食品或日常用的小商品，沒有“貧困”在其中作祟是不可能的。類似的騷亂最深的根源和最直接的起因，往往都在於貧窮和分配不公。國際債務要直接影響到普通百姓頭上，還有壹段距離。貧困是可怕的，國家對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雖然取得了較大進步，但問題還不少。據《半月談》報道，中國目前有城市貧困人口1500萬，至2001年8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僅覆蓋604萬人，我們還不知道這“保障”究竟是多少錢。雖然“失業救濟”也能轉化為“擴大內需”，但這是我國經濟學家們從不喜歡考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