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銳地去發現事實〕
事實客觀存在，但有些事實要去發現它、把握它，則需要壹雙敏銳的眼睛。正如法國美學家羅丹說的，生活中並不缺少美，缺少的可能是發現美的眼光。
我國著名記者、新華社社長郭超人曾說過：“什麽樣的人當不了記者？什麽樣的人能當記者？什麽樣的人能當好記者？大多數人能想到能做到的，而妳想不到做不到，就當不了記者；大多數人能想到能做到，而妳也能想到能做到，可以當記者，但不壹定是好記者；唯有大多數人想不到做不到，而妳能想到能做到，那麽妳就能當壹個好記者。”
我國著名的老壹輩記者肖乾也說過，新聞記者“同坐在沙發上沈思的政治家或歷史學家畢竟不壹樣，他是個哨兵，甚至是個偵察兵”。
敏銳的眼光背後，是壹個勤於思索、善於思考的大腦。國外新聞學著作裏曾引用過這樣壹個事例：
壹位新來報館的年輕記者，總編輯叫他去采訪某先生和某女士的婚禮。他事先對此次采訪做了種種設想和較充分的準備。但是，當那天他走到新郎家門口打算進去采訪時，看門的卻告訴他：婚禮不舉行了，因為新郎跑了。於是這位年輕記者垂頭喪氣地回到報館，向總編輯報告自己采訪失敗的消息。總編輯聽罷，拍案叫道：新郎跑了，不比原來的婚禮是更大的新聞嗎？妳為什麽不馬上采訪？這壹說，那年青的記者才恍然大悟。
這壹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出，不善於思考，缺乏敏銳的目光，即使是新聞與妳擦肩而過，妳也發現不了，更是捕捉不到。
敏銳地去發現事實，還應當包括對事實的認識要比別人更善於透過現象見到本質。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優秀記者胡占凡，在采訪中曾了解到這樣壹些事實：在杭州，有兩個大款為了鬥富顯闊，在眾目暌暌之下，比賽燒人民幣，每人燒掉兩千多元，只是哈哈壹笑。
有個“大腕”，扔下30萬元買只哈巴狗，眼都不眨壹下牽上就走。
還有個“大款”，看到別人用6萬元壹桌的宴席請他，他竟“啪”地打開密碼箱，甩出了30萬元請了壹桌。
有所學校的壹項調查顯示：53.9%的學生把“賺錢多”作為擇業的頭條標準，北京壹些中學生唱“世上只有鈔票好，有錢的孩子像塊寶……”
胡占凡認識到，這些現象的背後都是“拜金主義”在作怪，應當向這種現象敲響警鐘，便采寫了《拜金主義要不得》、《再談拜金主義要不得》等文章，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給人們很大的觸動。
因此，敏銳地去發現事實，透過現象捕捉事物的本質，是記者的職責與任務中應有的之義。
[忠實地報道事實]
記者最為重要的職責和任務，就是采寫報道。記者是讀者與事實之間的橋梁。
美國著名的社會學家阿爾溫·托夫勒在他的名著《第三次浪潮》中將人類的文明史分為三個時期：第壹次浪潮農業階段，第二次浪潮工業階段，第三次浪潮即我們今天所處的信息革命階段。
我們每個人都會深深地感覺到，我們每天都處於新聞媒體的包圍之中。我們已經習慣了“秀才不出門，天下事全知”的生活方式；對於新聞媒體，我們已經深深地依賴它們給我們提供信息。試想，如果記者給人們提供壹條虛假的新聞，將會對社會產生多麽不良的影響，因此，忠實地報道事實，應該成為記者的神聖職責和義不容辭的任務。
忠實地報道事實，是新聞工作本質決定的。李大釗曾說過：“現在的新聞，就是將來的歷史。”著名學者吳晗也說過：“歷史工作者是記錄昨天的歷史，新聞工作者記錄今天的歷史。”
我們知道，歷史是容不得半點弄虛作假的。尊重事實，秉筆直書是我國史官的優良傳統。如春秋戰國時期，齊國的右卿崔杼殺害了國王齊莊公齊光，崔杼命令太史以得傳染病而死來記載齊莊公的死。太史不從，直書崔杼弒君，因此激怒了崔杼而被殺。崔杼又命令太史的弟弟改寫，不從，又殺之；再令其二弟改寫，又不從，又殺之。最後輪到三弟，依然據事直書。他認為這是史官職責，失職求生，不如死去。史官這種忠實於事實的做法，對於新聞記者是很有影響的。我國已故著名的新聞工作者任白濤在《應用新聞學》中就說過：“筆可焚而良心不可奪，身可殺而事實不可改。”
忠實地報道事實的含義是雙層的。淺層的含義是，記者應當努力將事實的基本要素、基本數據核實準確；深層的含義是，記者應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挖掘事實的本質。
80年代末期，我國某地農民買桑塔納小轎車，某地農民買飛機、修跑道。這些事實本身是準確的，但在當時農村畢竟還是鳳毛鱗角。有些記者以此大做文章，並由此得出“中國農民現在已愁有錢無處花”的結論。顯然，這不是對事實實事求是的報道。從全國農村數億農民的情況來看，壹些窮山僻壤的農民連溫飽問題都未真正解決，不少地方還要扶貧救助。記者以偏概全，既容易導致讀者對新聞報道的懷疑，也容易誘發讀者產生逆反心理。
由此可見，只有記者把忠實地報道事實當成神聖的職責和任務，讀者才能真正做到“秀才不出門，天下事全知”。
[當好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社會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耳目，是熱情維護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喚萬應的喉舌。”顯然，成為人民的喉舌，同樣也是馬克思對新聞記者的期待。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統治階級與人民的利益是分離的，所以，報刊應當成為“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而我們今天所處的社會，黨和人民的利益是壹致的，新聞記者理應當好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正如劉少奇在《對華北記者團的談話》中所說：“妳們的筆，是人民的筆，妳們是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這壹點，我國老壹輩新聞工作者、新華社記者馮森齡的事跡很值得學習。1978年馮森齡任新華社陜西分社社長，上任後不久去延安采訪。壹進延安，他看到很多農民在街頭討飯，心中極為難受。曾經以小米和奶汁養育過革命戰士的延安鄉親，如今還未解決溫飽問題。這些對這位老記者觸動很大，他決心為此鼓與呼。馮森齡曾因為堅持真理講真話吃過不少苦頭，但他不考慮個人得失，連續寫了《延安有很多農民上街要飯》、《延安很多農民去年口糧不足二百斤，大家深切懷念毛主席在延安的日子》等文章，引起了政府重視。省委書記王任重很受感動，不少中央領導同誌流著淚看完了這些文章。1978年底，國務院火速給延安撥款2000萬元，並且從1979年開始，每年撥款援助5000萬元。陜西省成立了“陜北建設委員會”。1984年，馮森齡也因此被評為全國優秀新聞工作者。馮森齡這種不計個人得失，敢於充當黨和人民“代言人”的做法，是每個記者應有的職責和任務。
當好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記者有責任把自己在第壹線了解到的情況如實地反映給有關部門。在我國，對壹些不宜公開發表，或暫時不能公開宣傳，但對黨和政府部門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情況，可以以“內參”的形式反映。“內參”就是內部報道、內部參考。在實際工作和社會生活中，“內參”起著特殊的重要作用。
“內參”的意義在於：可以直接反映各種重要情況，為領導機關了解“民情”和社會動態，調整或制定政策以及采取有關措施，提供有用的參考；對壹些很難解決的問題，通過“內參”的途徑反映上去，能夠盡快得到解決或妥善處理；可以為人民群眾說話，排憂解難，可以鞭打邪惡，伸張正義；對某些暫時拿不準的新做法新經驗，可先寫內參，領導認可後再發表，如此等等。可見內參的確是下情上達，了解民意的重要途徑，記者要充當好黨和人民的耳目和喉舌，除了寫好報道外，對這壹形式也應充分掌握，見機行事。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