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帝王師的儒家思想，雖然沒有培養出天下為公的帝王，可在歷史的長河中也功不可沒，在多災多難的華夏發展歷程中，最起碼我大中華是個文明的國度。有其輝煌的歲月和彪炳的業績，難能可貴的是文明得己延續，社會出現進步。這也得益於儒家思想教育。
儒家學說的代表人物孔子是集結上古文化之大成者，孔子生活的年代，正值春秋亂世時期，周室勢微，禮崩樂壞，社會動蕩，諸侯爭霸，天下大亂的時代。孔子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面對的是上至中央的周天子，下及列國的諸侯們，都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都是內乏涵養的品性，外無利民的德行。只會爭權奪利、殘暴恣睢、窮兵黷武、窮奢極欲。
正因為如此的紛爭社會亂象，因而孔子以悲天憫人的心情著述立說，周遊列國，總結上古聖賢的治國理政經驗，希望各諸侯國統治者能追隨古聖先賢的高風亮節，建立豐功偉業，使人民達到安居樂業的理想生活。其實，儒家思想是孔孟對歷史總結和理想再現。
孔孟之道就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也是提倡堯舜禹的治國理政經驗，效法周文、武王的禮儀文明制度。以天下為公的內聖外王思想，學習堯舜率天下以仁，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積善成德，窮則獨善其身，達則皆濟天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儒學垂世立教的目的所在就是要求上至帝王能格物致知丶誠意正心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內具聖人的才德而外施王道。既獨善其身，又兼善天下。積善累功，德洽百姓，而民從之，順天應人。
孔子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修《詩》《書》，定《禮》《樂》，序《周易》，著《春秋》，形成了儒家思想體系，發揚了中華傳統文化信念和社會倫理觀念。孔子的為政篇就說：為政以德，道之以政，齊之以形，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人都是有理想願景得，都在希望生活美滿幸福安康。中華文明歷來主張“天下大同，協和萬邦”，倡導且希望天下為公，世界大同。如《禮記》所述，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誌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戶外而不閉，是謂大同。”的理想願景。希望用道德理念作為社會規範，需是人們應該遵循的行為準則和應有的品德操守，形成明確的意識形態和良好的價值觀念。良好的風俗習慣和品德修養得益於文明的禮樂制度，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
修人品以明事理，蓄道德以成事業。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文化是民族的靈魂，文明是國家的標誌。優秀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支柱，先進的文化具有良好的普適性，智慧的理念具有廣泛的指導性，儒家思想也有其智慧的光芒，穿越了歷史烽煙的檢驗，中國歷史上出現過以儒家學說為正統思想而開創的強漢盛唐等繁榮昌盛的盛世，也湧現出許多明君賢王，如隋文帝、唐太宗，李世民在中國歷史上是很有影響的人物，他的政治思想也頗具極高價值。能明大節於當時，立清風於身後。唐太宗英明之處在於能屈已而納諫，任賢而使能，恭儉而節用，寬厚而愛民。李世民執政時期，註重民生，以民為本，重視民心、民情、民意、民業，輕傜薄賦，與民休養，戒奢從簡，恭儉愛民。
註重吏治，選賢任能，知人善任，求賢若渴，從善如流，以功臣代替世胄，吸納有功業之庶族士人；用科舉替代門閥，招聘有才幹的寒門學子。註重法治，帶頭守法以身作則，虛心納諫嚴於律已，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貞觀盛世，君明臣賢，政通人和，疏刑緩法，特別是貞觀之治君臣的政治韜略和思想境界，成為後世學習致治的經典和傳承的經驗。
好的策略出現好的局面，朝堂之上無貪官汙吏，監獄之中少囚犯刑徒，國土之內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國家強盛、人民富裕、政治開明、文化興隆，萬國來朝，尊敬為天可汗。《貞觀政要》所述情景：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鬥三四錢，行旅皆不賫糧，取給於路，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
強大的精神力量和偉大的思想保證離不開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經濟與政策相輔相成。封建社會的生產力低下，必競難以滿足社會需求。天下為公，各取所需畢竟還是很難的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