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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高考回憶錄

孫是我國食品科學領域唯壹壹位專註於香料研究的院士,是香料和食用香精化學專家。在肉味香料和肉味香精方面,攻克了很多技術難題。

上世紀80年代,我國含硫香料的生產技術非常落後,很多關鍵香料都不能自己生產,都是人為控制。其中2-甲基-3-呋喃基硫醇(國外代號“030”)和甲基-2-甲基-3-呋喃基二硫化物(國外代號“719”)的進口“價值”與黃金相當,每公斤高達6548。從65438到0986,當時還是研究生的孫參與了國家七五重點攻關項目,用了4年時間攻克了“030”香水合成技術。後來在“030”的基礎上,他通過四年的研究攻克了1994中“719”的合成技術。

1994年,為了攻克甲基2-甲基-3-呋喃基二硫化物(外文代號“719”)的關鍵技術,孫日夜埋頭於實驗室。受訪者供圖

孫的另壹項研究成果是天然肉味香精的制造技術。

國外的肉味香精壹般是以水解植物蛋白和酵母抽提物為主要原料,通過調味或熱反應制成。產品雖然風味濃郁,但缺乏純正的肉味。根據肉味香精的形成機理,孫等研究人員提出了用同香同料制造中國特色肉味香精的新概念。遵循這壹理念,他研發了以畜禽肉、骨為主要原料的天然肉味香精制造技術,核心技術獲得4項授權發明專利。

孫作為第壹完成人,以1999、2000、2016三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2005年獲得國家技術發明獎二等獎,2019年獲得科技創新獎。

對於孫的這些成就,說,壹方面是他對科學技術的追求;另壹方面,這是他的責任和使命。正如他鼓勵即將高考的學生:“無論做什麽,要麽去做,要麽培養興趣,讓妳想去做。如果妳能從枯燥乏味的科學研究中找到樂趣和享受,妳就具備了在這個領域取得成功的基本素質。”

孫註定與化工有著不解之緣。

1961年,孫出生於肇源縣(今肇源市)金山鎮村。1977高中畢業後,成為村聯中學的壹名初中老師。他最初對數學感興趣,教物理和化學。正是在今年年底,國家宣布恢復高考。他也萌生了參加高考的想法,也就是四次。

第壹次準備不充分,沒考上大學;他轉了中專,考了兩次,最後還是在體檢中卡住了;第四次以遠高於山東重點線的分數考上了北京輕工業學院。“那時候我上大學有兩個想法:不想再當老師了,不想再搞化學了。”但最後他當了老師,做起了精細化工。他攻克了肉味香料、肉味香精等多項技術難題,其研究成果填補了20多項國內空白。

由於在食品香精香料領域的突出貢獻,孫於2009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如今,他被同行尊稱為“香料院士”。

孫寄語即將高考的學子們:“每個行業、每個領域的人,都有自己的責任和使命。當妳遇到他們,那是妳的責任,也是妳的目標和追求。”他希望即將步入大學的同學們,要分清人生不同階段的目標和理想,做好規劃,壹步壹步地去實施。“毅力和勇氣壹定能成就壹切。”

孫院士給即將參加高考學生的寄語。受訪者供圖

談高考:我離開農村去了北京,實現了人生的壹個目標。

新京報:妳是什麽時候參加高考的?當時過程順利嗎?

孫:參加高考的經歷壹波三折。我考了四次。1977年,16歲高中畢業,回到村聯中學當初中老師。那時候正好缺壹個物理老師。四川萬縣的知青,當化學老師的想走,沒人帶班她走不了,我就教物理和化學。那時候老師沒培訓,就拿起課本上講臺,現在都是學著賣的。

1977年底全國高考恢復,當時就想報名。校長支持我們高考,但也提前“敲打”我:高考可以,但不能耽誤學生上課。所以我雖然報了高考,但是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學中,白天上課,晚上備課,批改作業,晚上刻蠟紙油印資料和試卷。由於缺乏準備,我在孫山的第壹次高考失敗了。

第二次轉學到中專,就想著離開農村。我考上了中專,結果去縣城體檢。因為太緊張,血壓高,不及格。第三次考中專,也考上了,體檢的時候血壓卡了。其實我的血壓沒有問題,只是條件反射。體檢的時候很害怕。

我當時就想,如果繼續做民辦教師,將來成為專職教師是沒問題的,但是這麽小的年紀就能和學校的老民辦教師爭名額。很多都是我的初中和小學老師,還是要繼續高考。6月1979到6月10,我抓住了壹個機會,進了縣教師進修學校辦的培訓班。準備考第四次的時候,我還在糾結是考中專還是考大學。我的物理老師建議我參加大學考試。文革前畢業於復旦大學。他當時說的理由很簡單:“和中專相比,畢業後有兩級工資差。這輩子都追不上了。”

聽到這些,我決定去上大學。因為提前近10個月準備高考,在進修學校學的比較全面;那些年,物理化學老師都沒有荒廢。1980的高考,滿分都是100。我分別考了98和94,總分413.5,遠高於山東360分的重點線。我被北京輕工業學院錄取了。

我不僅離開了農村,還去了首都北京,這被視為我人生的壹個目標。

新京報:還記得高考怎麽準備嗎?

孫:我印象深刻。1978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被各種報刊轉發,陳景潤的故事紅遍全國。我們也被鼓勵去讀,每個人都在向他學習。

當時在農村中學,教師辦公室分為校長室和廂房。除了備課,我們幾個年輕老師會去廂房學習。夏天機翼很熱。我穿著背心,肩上披著毛巾。我坐了壹會兒,渾身是汗。學校裏的老教師把廂房叫做“陳景潤小屋”。

教師進修學校的條件也比較艱苦。我們在縣城附近的壹所中學借了壹間教室,住在村裏的房子裏,做了壹個地板,外面用土坯擋著,上面蓋了壹些沙子,上面鋪上麥稭,再鋪上草席。只要是晴天,就得趕緊曬曬被子,曬曬床墊,不然會因為漲潮睡不著覺。

但是大家的熱情還是很高的。學校準軍事化,早上6點跑步,從早學到晚,晚上9點學習,宿舍熄燈10。師範學校的老師水平都很高,終於趕上集中學習的機會了。每個人都渴望學習,進步很快。1980 7月9日高考結束後,我胸有成竹,這次肯定沒問題。

談大學生活:丟了棉衣,學校給了補助,我很感動。

新京報:妳還記得妳第壹次來北京嗎?

孫:我當了三年的初中老師。唯壹壹次離開招遠是去萊州平利店中學參觀教輔展,離我們中學二三十公裏。當天騎自行車來回。

我來北京上學,沒人送我回家。我從濰坊走,到了濰坊。第壹次看到紅綠燈,第壹次上火車。從車站到學校的路線在錄取通知書上寫得很清楚:在北京站下車,乘電車103到展覽路,再換乘公交101或335到馬神廟站。我比報道的檢票時間早到了壹天,到達北京站的時候大概是早上6點多。人們有點茫然。我坐103公交到會展路,我坐335公交過站。然後下車坐回到對面,結果又坐到了終點;我下來,又坐了回去。這次終於找到學校了。所以剛來北京的時候印象特別深刻。

當時學校剛恢復重建壹年,正值暑假。操場上長滿了草。很多來自城市的同學覺得學校條件太差,但對於來自農村的我來說,我覺得已經很好了。宿舍雖然是上下鋪,但總算是睡在床上了,不用睡地板了。

新京報:大學生活中有沒有讓妳印象深刻的事?

孫:大學第壹學期,冬天,學校學生會合影。穿著棉衣拍照不好看,所以我脫下外套放在旁邊。結果合影壹結束,外套就沒了。我當時就懵了。沒有棉衣怎麽過這個冬天?第二天,輔導員對我說:“妳趕緊寫個申請,給妳補貼20塊錢買件外套。”沒想到這麽好的事,就寫了申請,拿了20塊錢。我記得我花了18元買了壹件外套,還剩兩元。

這件事讓我很感動,感受到了學校的溫暖,這也是我上大學的時候不想當老師,後來選擇留校的原因。工作後,無論是資助困難師生,還是向學校基金會捐款,我都從不猶豫。我應該是給學校基金會和師生捐款最多的工薪階層之壹。我認為人們應該心存感激。

給高考生的寄語:艱苦的環境才能成就壹番事業。

新京報:大學給妳的生活帶來了哪些改變?

孫:俗話說,知識改變命運。大學讓我學習了科學文化的基礎知識,為後來的科研和管理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增長了見識。學校會邀請專家來講課,舉辦音樂會。雖然當時我不懂交響樂,但我會學著去欣賞。

大學期間,我也學到了很多科學文化知識之外的技能,鍛煉了自己的意誌。

我學會了滑冰和遊泳。記得有壹年冬天,我穿著秋裝去玉淵潭公園跑步,感覺很“驚艷”。去的時候發現有人在冬天遊泳,立馬覺得自己很矮小,也想試試。從1985的夏天開始,我每周至少遊六次。5438+00年6月中旬,天氣轉冷,和我壹起遊泳的幾個年輕同事相繼“撤退”,然後就剩下我壹個人了。但是我堅持下來了,連續遊了三年。下雪結冰的時候遊泳需要很大的勇氣。這種對意誌的考驗,戰勝了我的快樂,使我在以後的科研中能夠正視困難,更加挫折和勇敢。也是在冬泳期間,我考上了研究生,走上了科研之路。

新京報:妳想對即將高考的學生說些什麽?

孫:在我們這壹代,人們“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現在的年輕人都想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這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每壹個人創造了條件,也是這壹代人的幸福。但我們每個人也應該意識到,個人的發展總是受到各種條件的制約,包括自身、家庭和社會發展階段。有想法、有目標、有選擇當然是好事,但在客觀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也要有適應環境的能力。這叫適者生存。

我們都知道黃山有壹棵迎客松,世界聞名。但是迎客松生長的環境到底有多惡劣?它從山頂的石頭裂縫中生長出來。我想,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它當然不願意生活在石縫裏,但如果生長在肥沃的土地上,即使長成參天大樹,也不會像迎客松那樣舉世聞名。

所以換句話說,艱苦的環境更能鍛煉人,成就事業。雖然我們在學校經常說不怕學好數理化,不怕走遍天下,但是除了數理化還有很多其他的科目。無論學什麽,都要努力學深、學透、學準,為自己打好堅實的基礎。

輪廓

孫現任北京工商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校長。1980考入北京輕工業學院(1999年北京輕工業學院與北京商學院、機械工業管理幹部學院合並組建北京工商大學)。2003年獲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博士學位。2009年,中國工程院院士名單公布,孫成為北京高校培養的第壹位院士。

編輯劉倩賢校對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