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何波@何波，祖籍江蘇，出生於上海，1972。
90年代，父母帶我去芬蘭做訪問學者，為了面子，我選擇了在國外生活。最初在異國生活並不順利，全國華人不到1000人，工作開展起來很困難。11年後，我的生活逐漸步入正軌，我嫁給了壹個德國留學生。直到孩子出生，我突然害怕起來，不得不告別生活了27年的芬蘭。
1972，我出生在壹個知識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北京高校的老師。後來響應下鄉政策，來到安徽工作。從記事起，我家就壹直住在壹個大院子裏，安靜祥和，小夥伴也很多。
當時物資短缺，買東西不光是錢，還有票。我父母是北京戶口，這些和糧油有關的票據都是從北京拿到的。為了派上用場，我得把它們變成全國的鈔票，最後變成安徽的鈔票。這是我童年最煩惱的事。
幸運的是，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由於父母搬遷到北京的光環，我們住的大院很少停電停水，這在當年是很少見的。童年的生活，無憂無慮，雖然家裏並不富裕，但父母給了我和妹妹力所能及的最好的生活。
時代的發展給我們家的生活軌跡帶來了更多的機遇和翻天覆地的變化。
改革開放後，我的父母幸運地獲得了作為第壹批留學生去英國留學的機會。在國外學習兩年後，我的父母為了增長見識，於1990年初申請了去芬蘭作為交換學者學習的機會。1995，父親為了讓我和妹妹進壹步深造，開闊眼界，帶我們來這裏讀書。
那時候流行出國，很多人去國外借錢。夫妻和他們的孩子呆在家裏是很平常的事。而且，在當時人們的認知中，能留在國外的都是有能力的人，沒有能力的就混不下去了，回不了國內。以至於父母留學回來後，我和妹妹還是選擇留在芬蘭發展。
然而，在異國他鄉生活和工作並不容易。初到芬蘭，我仿佛陷入了壹個“文化沙漠”。語言、文化、生活的差異給我帶來了很多不適，對家和故鄉的向往讓我苦不堪言。那時候聽不到鄉音，吃不到中餐，交不到朋友，感覺自己的圈子壹下子縮小得很小。
那時候大使館每隔壹段時間就會給我們寄《人民日報》海外版。由於家裏沒什麽可看的，我就把報紙的海外版看了壹遍又壹遍，直到被撕成碎片，可以默記。我也覺得在這裏，為什麽不像倫敦和巴黎那樣，有很多華人和華人圈，可以用中文交流。
那時候在芬蘭很難買到來自中國的調味品，比如辣椒醬、榨菜、醬油，除非妳坐船去瑞典斯德哥爾摩的亞洲超市。
對於我這樣的窮學生來說，做中餐比登天還難。而且芬蘭這邊的人吃的很簡單，就是烤壹下或者用微波爐熱壹下，這樣就吃到了原味，完全沒有烹飪的概念。學校雖然配了爐子，但是功率不大，除了煮點東西沒啥用。
父母雖然是大學老師，但是微薄的工資還不夠我和妹妹在國外生活。而且我們也希望減輕家裏的負擔，在留學期間也壹直在努力工作和學習。
但是，在異國的生活就像走在空中，腳下沒有任何保護，每壹步都特別艱難。在我還沒有融入當前環境的情況下，我找不到任何臺面上的工作，只能做壹些重體力的工作。
當時芬蘭華人很少，只有1000人左右。妳可以想象壹個黑頭發黃皮膚的亞洲人有多搶眼，比如我去做清潔工的時候，人們給我的眼神。雖然不是歧視妳，但是那雙好奇的眼睛能要了妳的命。作為中國大學生“天之驕子”的自豪感瞬間破滅。
勤工儉學的日子很辛苦，但身體上的痛苦只是壹小部分，咬咬牙就能熬過去。精神上的孤獨是最苦最難的。而且那時候沒有網絡，打電話那麽貴，我抑郁了好幾年。
那時，我們只能通過電話亭和電話與中國聯系。當時還沒有歐元，芬蘭人使用的貨幣叫芬蘭馬克。電話亭的兩個投幣孔可以分別裝滿壹個馬克和五個馬克。我們玩多了發現，連續塞五個馬克的人比塞1個五個馬克的人能玩30秒以上。
為了花最少的錢，打最多的電話。我們經常換壹袋壹馬克的硬幣，壹直塞在塑料袋裏。
雖然打電話能稍微治愈我，但也只能暫時緩解我在異國他鄉的孤獨感。如果妳想在這裏生活，妳需要融入當地文化。最基本的是克服語言障礙。
芬蘭是雙語國家，語言分別是芬蘭語和瑞典語，但在整個社會層面，90%的人說芬蘭語，很少人說瑞典語。在社交層面，當地人會先用芬蘭語或英語與外國人交流。
然而不幸的是，我在瑞典的壹所大學學習。雖然我在學校學習時可以用英語和老師交流，但由於我的啞巴英語，我仍然遇到很大的問題。他們說的我聽不懂，知道怎麽表達還要提前考慮各種語法結構。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那時候沒有免費資料可以學習，我也花不起錢。為了提高英語，我去看了很多美劇。由於電視沒有錄像功能，所以我把它當成壹節課，專心看每壹集。
好在美劇大多貼近生活。經過壹段時間的訓練，我的英語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此外，通過在學校有意識的學習，我的瑞典語也提高了很多。
語言的進步緩解了我之前的溝通障礙。漸漸地，我開始交朋友，學習了很多當地的新鮮事物。
記得有壹次，壹個朋友邀請我去他家做客。吃完飯，朋友叫我去洗桑拿。在芬蘭，桑拿是招待客人的傳統方式。只是沒想到的是，在農村，壹家人不分男女老幼，都會在桑拿房裏坦誠相待。當時我很尷尬，想用腳趾在地上挖個洞鉆進去。
桑拿是芬蘭走向世界的文化特色。在農村，傳統的桑拿建在湖邊、海邊或河邊。
芬蘭人不喜歡炎熱的天氣。當溫度超過30時，他們覺得難以忍受，但他們熱愛“冰與火”的體驗。桑拿溫度很高，壹般80 100。芬蘭人喜歡在桑拿室呆久了之後跳進冰冷的湖裏。即使是冬天，在湖裏挖個洞，直接從桑拿房跳進去。
朋友說從小就這樣洗桑拿，壹周兩三次，桑拿滲透到了當地生活的方方面面。後來我也知道了，除了辦公室和船上的桑拿房，就算是在礦井裏，礦工也會在下面200多米的地方洗桑拿。
最神奇的是赫爾辛基有個桑拿，建在摩天輪上，可以邊洗邊看風景。滑雪纜車的吊艙裏也有壹個桑拿室。據說芬蘭人打仗的時候，要先建個桑拿，再挖戰壕。沒有桑拿，他們不願意做其他任何事情。
在過去的幾年裏，我了解了很多當地的風俗和文化特色。芬蘭人大多很友好。雖然沒遇到過歧視，但找工作還是遠不如本地人有優勢。
好在互聯網的發展，帶來了更多的就業機會，我的生活也有所改善。通過它，我可以更方便地了解國內的情況。記得當時我在網絡電臺找到的第壹個在線中文頻道叫西湖之聲。那時候我幾乎每天都在網上聽，這個習慣持續了好幾年。
2001，我得到了第壹份正式工作，是給酒店做數據相關的維護。這期間由於經濟焦慮，我會利用剩下的時間打幾份工。那時候我經常早上五點起床，壹直工作到晚上11點。
為了按時上班，我買了壹張CD，每天定時播放歌曲來喚醒自己。因為CD機沒有連續播放功能，每天只能從頭開始播放。當我聽到這張CD的開頭時，我感到非常不安，因為我又要起床了。
當時的生活讓我疲憊不堪，渴望休息。於是，在2004年的夏天，我辭掉了所有的工作，和朋友壹起租了壹輛車，去北歐旅行。沒想到，這次旅行不僅放松了我的身心，還為我帶來了新的工作機會。
正是這次旅遊經歷，讓我發現當導遊是壹份不錯的工作，既能賺錢，又能和更多的人交流，還能四處遊玩。回來後，我在網上看了很多相關的招聘信息。
很巧，我遇到了帶領我進入旅遊行業的師傅。當時，除了壹些官方或商業代表團，很少有私人去北歐旅遊。當時師父接到很多業務團隊去北歐考察的訂單，急需用工。我交了簡歷。他看我有大學背景，去過美國，會說中文，有駕照，還在北歐到處跑。他覺得我更有經驗，就雇了我。
我認為當壹名合格的導遊並不容易。當我剛開始參加旅行團時，我遇到了很多情況。後來為了提高自己的溝通能力和專業水平，去了壹個學習班，考取了專業導遊證書，算是芬蘭第壹批正式掛牌的中文導遊。
期間帶了很多旅遊團隊。最讓我高興的是，我有機會遇到中國的同胞來這裏旅遊。熟悉的語言，壹樣的膚色，讓我覺得很親切。
當時國內很多旅行團都來芬蘭。因為他們大多沒去過歐洲，只靠地圖和網上信息安排遊客，旅行中遇到了不少麻煩。
所以，他們向我尋求幫助，這種來自中國人民的信任讓我感到榮幸。沒想到，因為不小心在樹蔭下種了柳樹，積累了很多人脈和資源。
然而好景不長。2006年，師傅的公司轉型，沒有帶旅遊團的業務，我就失業了。原本充實的生活突然變得空虛，焦慮，不安。
失業的壓力讓我萌生了創業的想法。但是自己開公司不容易。我查閱了很多資料，研究了相關法律。籌集資金、租用營業場所、購買設備儀器、辦各種資質...忙得團團轉。幸運的是，好事多磨和公司運轉順利。
有趣的是，生活中總有壹些意想不到的驚喜。我在公司旅遊的時候，偶然認識了未來會攜手相伴的戀人。
她是湖南人，當時在德國留學，假期和媽媽玩的時候剛加入我帶領的北歐旅遊團隊。相似的年齡和相似的留學背景把我們拉進了我們的關系。沒完沒了的* * *話題，讓我們彼此都有好感，漸漸走到了壹起。
戀愛期間，我會每隔壹兩個月飛去看她壹次。芬蘭和德國相距不遠。當時歐洲有很多廉價航空公司。最便宜的壹次，我只花了5歐元，買了三個小時的飛機票。寒暑假她也會來看我。但是異地戀不容易，中間小摩擦是常有的。
有壹次，在壹次沖突後，為了讓她開心，我決定開車去看她。從芬蘭到德國有24小時的船。早上六點出發，坐了壹晚上的船。第二天快八點了，才到達德國南部。下船後，又花了6個小時才開到她所在的城市。那時候已經是深夜了，我就在車下裝了很多底燈，然後把她叫下來。她看到它的時候又驚又喜。
我是壹個不善言辭的人，這是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表達方式。後來女朋友畢業了，打算來我這邊。當時費了好大勁才讓她拿到芬蘭的居住證，結果導致了壹個烏龍球。
當時她只能以公司的名義申請工作居住證，但是芬蘭這邊招聘是公開的，需要在勞動部門發招聘廣告。結果發下來後，勞動部門反復跟我說，這裏有很多失業人員接受過職業培訓，工作能力很強。妳為什麽不坦白？讓我頭大。
不得已，我縮小了招聘條件的範圍，條件越來越單壹。我只是直接跟勞動部門說，我要招的人是我女朋友。
女朋友來了以後，在事業上給了我很大的幫助。這期間我們結婚了，公司發展的越來越好。然而，隨著歐盟東擴，我們的旅遊團遇到了許多麻煩。
許多東歐人來偷遊客的東西。遊客錢包丟了還是小事。最頭痛的是丟失護照。他們必須先去警察局開具證明，在大使館補辦臨時通行證，並拍照。好在經過壹番折騰，這些煩惱最後都能壹壹解決。
這些年來，我見證了祖國富強的過程。國內旅遊團體從官方團體和商業團體轉變而來。現在，隨著聖誕老人村、北極光、冰雪等項目在中國越來越受歡迎，更多的人開始願意去北歐旅遊，這些都反映了中國的快速發展。
還記得65438到0998回國的經歷。當時國內很多人都不知道芬蘭的存在。在壹次聚會上，朋友們都很好奇我在國外哪裏讀書。有朋友問，妳去的國家有風車嗎？我說是荷蘭，有朋友問，那地方有集中營嗎？我說是波蘭。
事實上，當他們第壹次來到芬蘭時，許多當地人對中國或亞洲壹無所知。我和朋友去酒吧，他們問我是哪裏人。我讓他們猜。有的說朝鮮，有的說日本，有的說韓國。他們繞了中國壹圈，但沒說中國。
而整個社會，基本上看不到任何和中國有關的東西。上世紀90年代，芬蘭只有壹些低檔衣服是中國制造的。後來，銀聯和在線支付遍布大街小巷，這是針對中國遊客的。
很多攤販跟妳打招呼的第壹句話就從“こんにちは”變成了“妳好”，這也是壹個潛移默化的過程。
街上會有中國式的東西，偶爾會遇到很會說中文的外國人。由此可以感受到，這樣壹個偏遠的歐洲小國，已經開始更加重視中國了。
此外，芬蘭航空是第壹家與中國建立直航的西歐航空公司，1988有芬蘭赫爾辛基至北京的分公司，壹度成為北歐與中國最重要的聯系紐帶。後來隨著國內市場的開放，又增加了香港、上海、成都的分公司。
在異國他鄉見證祖國的發展壯大，讓我感到幸福和自豪，但那時候，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因為壹場聽證會而對未來感到恐慌。
我在芬蘭生活多年，見過太多中國孩子。由於從小缺乏國內文化的教育，各方面都以西方文化為主，我連中餐都不想吃。這讓我很焦慮，唯恐我的下壹代忘記自己的根。
之前聽過壹個朋友女兒的故事，很久都想不開。朋友夫妻也在芬蘭打拼，女兒在芬蘭出生上學。起初，這對夫婦希望他們的孩子學好中文。於是，放學後給女兒上了語文課，但是孩子天性愛玩，就把這件事告訴了學校老師。
結果，老師指責這對夫婦違反了芬蘭的教育大綱，影響了他們快樂的童年。
在老師的保護下，這個女生有不學中文的權利。這個女孩在學校的成績總是很好，後來她被芬蘭最好的商學院錄取了。但在那之後，發生了壹件讓她後悔的事。
她在商學院的時候，幫課題組的教授寫了壹篇文章。教授看她是中國人，就說:“妳是中國人，我們只是想研究中國市場。這裏還有很多中文資料。請幫我研究壹下。”聞言，女孩僵在原地。
原來，這個女孩不僅能聽和說中文，還能讀和寫中文。這個時候她想責怪父母當初沒有逼自己，也無濟於事。
這件事對我觸動很大。我認為孩子可以學習任何語言，這並不是很難。但如果放棄壹門654.38+04億人說的語言，去學壹門全世界只有600萬人說的芬蘭語。再熟練也只能和600萬人交流，無異於丟了西瓜撿了芝麻。
這件事之後，我開始考慮把芬蘭的業務重心轉移到中國。我希望我的孩子關註中國文化，不要忘記中國的文化遺產。即使他將來可能會去西方學習或者深造，我還是不希望我們之間有文化上的隔閡。
另外，中國人把孝順放在第壹位。父母年紀越來越大，需要我們照顧，國內發展越來越好，更加堅定了我帶著老婆孩子回國發展的決心。
2013年，老婆懷孕了。我把她送回中國老家後，就開始在中國和芬蘭來回生活。期間大部分時間都在家陪她，有幾個月飛到芬蘭處理公司業務。
2014年，我們迎來了壹個孩子的誕生。為了以後在中國生活，我開始有意識地了解國內相關市場和商業模式，參加朋友聚會，學習壹些酒桌文化，並與壹家法國公司合作在上海開設了辦事處。
沒想到，壹場疫情來襲，我滯留在芬蘭。現在雖然暫時不能和老婆孩子的父母團聚，但是看到孩子們在國內茁壯成長，心裏有說不出的踏實。
李嘉誠曾說:“任何事業的成功，都彌補不了教育孩子的失敗。”我深信不疑。教育孩子是壹個漫長的過程，需要父母以身作則，與孩子建立聯系，祖國的文化教育更是不可或缺。
口述:何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