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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少,很多人不願意生孩子。為什麽?

日本人少,很多人不願意生孩子。為什麽?

為什麽日本人不願意生孩子?這句話簡直問出了日本政府的心聲:政府建設公共福利,提高育兒補貼,甚至規定父親育兒假,號召男性回歸家庭做家務。政府這麽努力,妳為什麽不生?為什麽不生?為什麽不生?

面對這樣的問題,不想生孩子的日本人最簡單的回答應該是兩個字:“臉朝下。”

“臉朝下”的意思是“麻煩、麻煩、棘手”。

“日本人從小就被教育:不要給別人添麻煩。”——這句話,國內很多人早就知道了。因為這句話通常在介紹為什麽日本治安這麽好的時候被反復引用作為重要依據。其實這句話後面還有壹句話。那就是:“別給自己找麻煩。”

基於我在日本多年的個人生活經歷,我可以有把握地說,壹個恪守“不給別人添麻煩”信條的日本人,通常是不喜歡給自己添麻煩的。

“不給別人找麻煩”和“不給自己找麻煩”是壹個怕麻煩的日本人完整的人生信條。

生孩子是壹件特別麻煩的事情:不僅給自己帶來麻煩,也給別人帶來麻煩。所以,我必須不出生。這樣,就不會有麻煩了。

不過上面的回答有點粗暴,明顯不盡人意。那麽,就詳細說說我的拙見吧。

首先,它起源於壹個高學歷的社會。

日本是壹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國家。只要經濟負擔得起,不管能不能讀書,幾乎所有人都能上大學。有壹句話很誇張,是這麽說的:“日本已經到了只要會寫自己名字就能上大學的時代了。”當然,這樣的高學歷社會有點貓膩,但也意味著兩件很現實的事情:第壹是教育費用的增加;第二是進入社會開始自立的年齡推遲了。這種現實的結果就是日本人的晚婚。

日本厚生勞動省提供了壹份2016年2月1950至2015的日本結婚率數據:現代日本平均初婚年齡為男性31.1,女性29.4。女性生育第壹個孩子的平均年齡是30.6歲。換句話說,很多日本女性都面臨著30歲以上生孩子的現實。年齡越大,生育風險越大。出於對母嬰健康的各種擔憂,妳自然會選擇不生孩子或者少生孩子。

為人父母在精神上是壹種享受,但在現實中卻意味著必須付出的各種費用。比如2014年文部科學省公布的“兒童學習費用調查”數據:15年從幼兒園到高中,如果讓所有孩子上私立學校,需要花費1770萬日元;所有公立的需要523萬日元。這還不包括日常生活費用、大學學費、私立學校費用和其他特殊興趣教育費用。近年來,日本國稅局公布的日本人平均年收入壹直徘徊在400萬至420萬日元之間。

因此,雖然日本政府為每個出生的孩子提供42萬日元的壹次性補助,並提供子女補貼和免費醫療等各種福利,但如果夫妻雙方對自己的財力感到不安,或者經濟狀況不樂觀,他們自然會選擇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

其次,是戰後教育帶來的價值觀變化。

日本戰前教育的“政治正確”是基於國民道德的民族主義;戰後日本教育的“政治正確”強調民主自由,崇尚個人主義,尊重多元價值觀。日本著名學者堀谷太壹曾這樣評價戰後教育長大的日本人:

“他們不崇拜天皇,也不信奉舊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他們崇拜脫離家長作風的個人主義。他們認為安全是正義,暴力是絕對的邪惡,勇氣和膽量是過去式,膽怯被稱贊為‘謹慎’,溫柔已經演變成男人的美德。”

在這種教育下成長起來的日本人,基於“國家”的極權思想被徹底削弱,而基於“個人”的個人主義被放大。換句話說,人們普遍更關心“個人”的自由和尊嚴,而不是“國家”。年輕人普遍缺乏國家憂患意識,不會因為日本少子化而擔心政府的後顧之憂,努力為國家生孩子。

兩年前,日本最帥的神福山雅治結婚了。當時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正在富士電視臺做節目。他聽到消息後說:“太好了!我覺得結婚多生幾個孩子,用這種方式為國家做貢獻,挺好的。”於是,這句話被視為典型的“政治不正確”言論,在日本網絡上廣泛傳播,引來從媒體到網民的陣陣群毆。甚至還有網友收集了壹萬個簽名,要求菅義偉公開道歉。就連內閣府的官僚同僚也皺起眉頭說:“這個菅義偉,這次怎麽這麽不小心!”

再者,源於現代日本多元化的價值觀。

曾幾何時,日本經濟處於高增長階段,幸福家庭的理想模式是:壹個早出晚歸努力工作的丈夫,壹個賢惠體貼照顧家庭養育孩子的妻子,兩個聰明可愛的孩子,壹男壹女。他們應該住在有院子的日式小樓裏。院子幹凈整潔,早晚有鮮花和香噴噴的飯菜,黃昏還有叮叮當當的鋼琴聲。周末假期壹到,坐私家車帶著全家出遊...多麽美好的現代家庭啊!

但曾幾何時,這種單壹的幸福值被打破了。壹對恩愛的夫妻,即使彼此相愛,也可能不要孩子,只想和自己的貓或狗生活在壹起:誰規定幸福只有在家裏必須有孩子的笑聲的時候?聽到貓的叫聲,看到小狗在地上打滾,難道全身都不覺得幸福嗎?幸福不壹定是傳統的生兒育女的和諧。只有享受二人世界的甜蜜,才能是幸福,只有壹個人的傲慢,也才能是幸福。

當幸福生活的價值觀被不同的個體根據自己不同的意願進行解讀並付諸實踐時,曾經覆蓋整個社會的幸福整體價值觀將會碎片化——因此,現代日本人通常認為他們的社會是“不幸福的”,因為“幸福”已經成為壹種非常碎片化、非常私人化的東西,人們再也看不到曾經擁有的單壹而龐大的幸福模式。

日本著名管理學家大前研壹先生曾經寫過壹本書,感嘆日本年輕人不願意結婚生子,甚至對買房買車買奢侈品都沒有興趣。他認為日本年輕人的DNA變了,日本陷入了“低欲望社會”。與前輩相比,現在的日本年輕人沒有強烈的物欲,但也不是沒有欲望。只是年輕人的欲望和目標發生了轉移:不再是買房、買車、奢侈品這些老套的東西。

比如壹個動漫迷,他會把所有的時間和金錢精力都花在自己喜歡的動漫上,沒有其他欲望;壹個鐵路迷,他對奢侈品毫無興趣,卻願意花所有積蓄收藏成套的鐵路模型;再比如壹個過山車迷,他寧願把買豪車的錢省下來,去世界各地有過山車的地方,去世界各地坐過山車——這種人,妳不能因為他們不買房、不買車、不買奢侈品,只看動畫片、收集鐵路模型、坐過山車,就認為他們沒有欲望。他們有欲望:壹種全新的欲望,壹種全新的消費模式。只是老壹輩人看不懂罷了。

當然,還有壹類人,因為收入低,不願意結婚生子,陷入低欲望。收入低的原因是日本現代社會的“俱樂部”正在弱化。

人類作為群居的物種,需要* * *相同。中國的雌雄同體是“家”,現代日本的雌雄同體是“俱樂部”。“俱樂部”是壹家日本公司。日本有個詞叫“會所”,中文翻譯過來就是“公司人”。是指以公司為家,在自己的生活中除了公司和工作沒有其他愛好和個人空間的“工作中毒”族。這個詞出現在日本經濟高增長時期。出生在日本戰後第壹批嬰兒潮中的“坨子壹代”,是“企業人性”的主力軍。

“坨子壹代”已經成為企業人類,也是日本企業搞終身雇傭和年度功績系列最受歡迎的時期。企業為了強調平等和團隊意識,隨著員工自身年齡和企業工齡的增長,每年都會按照自己規定的順序逐步提高員工的工資和職位。和日本公司的終身雇傭制捆綁在壹起,讓那些不那麽犀利的人,或者能力差的人,在這種強調等次的人事制度下,也能有個終身保障。換句話說,這是日式的壹鍋飯。

經濟好的時候,鍋飯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當經濟惡化時,這種大鍋飯模式就很難維持了。因此,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日本公司的年度績效序列制度開始遭遇挑戰,以業績為基礎考核工作能力的成就原則開始出現。許多能力不足、有壹定工齡的人被調到下屬公司或可有可無的崗位,遭受“變相下崗”。然後進入265,438+0世紀後,日本企業,尤其是很多著名的日本企業,因為持續的經營赤字,不得不開始大幅度裁員。

曾經,日本人對“俱樂部”充滿信任,以為只要成為俱樂部正式成員,就有終身保障,只要努力,汗水總會得到認可,於是就有了“企業人”。現在,這種認識正在逐漸改變。在日本年輕壹代的眼中,“社”的社會形象已經不像父輩那樣牢固可靠。多元化的價值觀也讓很多年輕人不再願意像“公司人”壹樣為“俱樂部”做出犧牲。

在今年春季的大型企業招聘會上,日媒采訪了前來應聘的應屆大學生,詢問他們想在什麽樣的企業工作。大部分回答是“加班少”“能按時回家”,理由是“我不能只工作”“工作之外我有自己的愛好和生活”。

另壹方面,企業為了盡可能降低人力成本,也大量雇傭派遣員。所謂“派遣成員”,相當於漢語中的“合同工”。“合同工”和“臨時工”幾乎沒有區別,兩者都不屬於正式員工。非正式員工不可能對公司有歸屬感,沒有歸屬感就相當於沒有賴以生存的社會認同。

失去了社會身份的城市人類是被社會孤立的瘦弱個體,他們對未來的焦慮和無望可想而知。這種情況的年輕人怎麽能指望他們充滿消費欲望呢?怎麽能指望他們有結婚生子的欲望呢?他們甚至不能保證自己的生命。

所以大前研壹的書《欲望低下的社會》出版後,壹個居無定所,四處打工謀生的年輕人在他的空間裏寫下了這句話:“不是欲望低下!但對未來的恐懼超過了欲望。”

望采納